戈林

赫尔曼·威廉·戈林（德语：Hermann Wilhelm Gö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是纳粹德国的一位党政军领袖，与“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关系极为亲密，在纳粹党内有相当巨大的影响力。他担任过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首长、“四年计划”负责人、国会议长（德语：Reichstagspräsident (Deutschland)）、冲锋队总指挥（德语：Oberste SA-Führung）、经济部长、普鲁士总理等跨及党政军三部门的诸多重要职务，并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戈林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著名的“王牌飞行员”，有着击落22架敌机的纪录，并获得了德国最高级别军事勋章“功绩勋章”，战争后期还担任曾为“红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所领导的第1战斗机联队最后一任指挥官。战后戈林加入了纳粹党，为该党最早的一批成员，并参与了1923年失败的“啤酒馆政变”，期间身中枪伤。为此，后来他一直靠注射吗啡来减缓痛苦，结果终生麻药成瘾，体型也从健壮转为肥胖。1933年，戈林创立秘密警察机关“盖世太保”。1934年，他还出台了纳粹治下闻名的狩猎法案，该法保护了野生动物的繁衍与栖息，并大规模的进行都市绿化。1935年，戈林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空军总司令，并凭借他个人的政治影响力为空军取得大量预算与独立地位，令其快速建军。戈林以德国空军最高领袖的身份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他本人并不直接干预作战细节，对现代化空军技术也缺乏了解，但还是对德军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敦克尔克战役、不列颠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这三场决定性战斗的发展；德国海军航空兵、空降部队和空军地面部队的建立、指挥反盟军轰炸作战等等。1940年德国打败法国后，戈林的权力与声望达到最高峰：希特勒将其晋升为“国家元帅”（或译作“帝国大元帅”），高过传统意义上的德国元帅，隔年还指名戈林为其政治接班人。1942年后，随着德国军事情势恶化，戈林的声望和希特勒对其的信任逐渐降低，于是戈林从此不管政治与战争事务，专注于掠夺各占领地的艺术品与财物，奢华度日。1945年4月22日，戈林得知希特勒将自杀，遂发电报告知希特勒，自己将接掌德国大权。希特勒认为此为逼宫的表现，便下令将戈林逮捕，同时罢黜全部官职并开除党籍。德国二战投降后，戈林在盟军审判纳粹领袖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判犯密谋罪（英语：Conspiracy (criminal)）、破坏和平罪（英语：Crime against peace）、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并处以绞刑，但在行刑前一天晚上，戈林服毒自杀身亡。戈林于1893年1月13日在德意志帝国邦国——巴伐利亚王国南部罗森海姆的马林巴德疗养院（Marienbad）中出生，父亲为海因里希·恩斯特·戈林（英语：Heinrich Ernst Göring），母亲为海因里希的第二任妻子芙兰西丝卡·泰芬布劳恩（Franziska Tiefenbrunn）。海因里希原为一名骑兵军官，后改作外交人员，曾于德国西非殖民地（现在的纳米比亚）担任行政长官，后被派至海地担任总领事。芙兰西丝卡怀着戈林时，海因里希即正担任海地总领事，为了专心生产而返回德国，于附有“骑士”头衔的赫尔曼·冯·爱普斯坦（德语：Hermann Epenstein）医师经营的疗养院中生活，后于该地产下戈林。海因里希与芙兰西丝卡之间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共五个孩子，其中戈林为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三兄弟中排名第二，戈林有一兄长卡尔·恩斯特（Karl Ernst）、两位姐姐奥尔佳（Olga）、波拉（Paula）和一个弟弟阿尔伯特。海因里希在与前妻卡罗琳·玛利亚·迪·涅雷（Caroline Maria de Neree）的婚姻中也有五个孩子，他们相当于戈林的同父异母兄弟，在其家族中，赫尔曼实际上排名第九。爱普斯坦担任了戈林的教父，并赐名“赫尔曼”，而中间名的“威廉”则取自德皇威廉二世。爱普斯坦是出身于柏林贵族、地主的医生，由于担任普鲁士皇室的御医，在其圈内亦颇有影响力。爱普斯坦本身信仰天主教，但因为父亲是犹太人，所以爱普斯坦算是半个犹太人。爱普斯坦在担任军医远赴非洲后与担任当地总督的海因里希结识，后深交成为知己好友。戈林的母亲芙兰西丝卡是爱普斯坦常挂念的病人，之后又与后者偷情，这段关系约自阿尔伯塔出生前九个月至一年前开始，故有传闻指出阿尔伯塔实际上是爱普斯坦的私生子。芙兰西丝卡生下戈林后，海因里希也自海地回国。不久后，芙兰西丝卡将仅六个月大的戈林托付给菲尔特的友人照顾，时间长达三年。1896年，海因里希与芙兰西丝卡皆已返回德国。1900年，戈林同父母举家搬到普鲁士柏林的弗列德瑙（英语：Friedenau）居住，父亲虽然是高级外交官，但子嗣众多的他不怎么富裕，生活也过得相当严谨。海因里希在德意志帝国高级官员中算是少见的自由派人物，时常为受德国殖民的有色人种发言，令当地政府立场颇为难，因而在其返国后被贴上了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不得不提早退休。爱普斯坦拥有两座城堡，分别为位于萨尔茨堡郊外的毛特恩多夫和纽伦堡北部潘尼兹新城（德语：Neuhaus an der Pegnitz）的法丁斯坦堡（德语：Burg Veldenstein），爱普斯坦提供了后者供仅靠海因里希养老金维生的戈林一家生活。爱普斯坦本人憧憬著中世纪贵族的奢华生活，故将城堡装饰的非常豪华，侍从人员也被要求穿着宫廷风格的服装工作，爱普斯坦也以城堡统治者的态度来接触城中的人们。一般认为，日后戈林对于奢华饰品的嗜好即是在这时期受教父的影响而来的。相较之下，戈林的父亲辞去外交官职务后，每天过着饮酒度日的生活，使得在年幼的戈林眼中，父亲不再是个可依靠的人物，因此对于教父爱普斯坦的尊敬多于生父。爱普斯坦对于戈林一家的孩子们也十分疼爱，一般认为尤其偏爱自己的儿子阿尔伯塔，不过后者懦弱内向的气质与其不同，遽闻之后爱普斯坦转而最为疼爱善于社交、具有冒险精神的戈林。爱普斯坦常与芙兰西丝卡共度夜晚，作为寄居者的海因里希即便有所不满也予以默认了。爱普斯坦的城堡内就这样维持着戈林父母和爱普斯坦这样奇妙的三角关系，一直到1913年因为爱普斯坦与一位年轻的女人——莉莉再婚，在后者要求下戈林全家搬离了法丁斯坦堡，前往憧憬已久的慕尼黑生活。戈林自10岁起就对登山运动极为热衷，在13岁时就登上了标高3,600米的大格洛克纳山山顶。戈林还受到爱普斯坦的影响，培养了狩猎的兴趣。1904年，戈林自菲尔特的小学毕业，随即送到了安斯巴赫的住宿制文科中学，但这对于过惯了城堡奢侈生活的戈林来说很不能适应。曾有一次班上上作文课，题目为“我最钦佩的人”，戈林写了他的犹太教父，却被校长约谈，要他写悔过书、再也不准写赞美犹太人的文章，同学也欺侮著戈林，在他脖子上挂了“我教父是犹太人”的牌子，并要他罚青蛙跳，戈林对此极为愤恨。1905年一晚，他即打包行李逃离了学校，返回法丁斯坦堡。学校对戈林留下对知识深深的厌恶感，致使后来他常将一句俏皮话挂在嘴边：“一听到‘文化’这个字，我就会去拨我的勃朗宁（著名手枪品牌）。”之后戈林在曾为骑兵军官的父亲与教父的推动下，于1905年进入巴登卡尔斯鲁厄的士官学校就读，并在1909年毕业，其中尤以骑术、历史、英文、法文等科目特别优秀。1909年，戈林进入了柏林的大光野（德语：Groß-Lichterfelde）的名校“普鲁士军官军校（德语：Preußische Hauptkadettenanstalt）”就读。1911年以“优等”成绩通过了下级上士（Fähnrich）的候补生考试，成为下级上士候补军官。1913年，戈林也通过了该校的高考（Abitur）。身为名门军校优秀候补军官的戈林开始有了接触社交界的机会，累积了与上流阶级交流的经验。1913年12月，戈林的父亲海因里希去世，尽管戈林在年少时不怎么尊敬父亲，但在慕尼黑的葬礼会场上仍旧痛哭失声。1914年1月，戈林获陆军少尉军衔，被派至驻阿尔萨斯-洛林米卢斯的第112“威廉亲王”步兵团（Prinz Wilhelm，或称“巴登大公国步兵团）服役。1914年7月末至8月初，欧洲各国间爆发了战争，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法国亦于1914年8月3日开战。戈林所属的第112步兵团因为驻于法国国境一带，在战争爆发后迅速开往战区。戈林带领的部队于米卢斯的攻防战中对法军的据点攻击，俘虏了四名法军士兵，因此战功而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但戈林不久后即罹患了风湿热，退下战场送往弗赖堡的医院休养。戈林住院期间，第112步兵团的朋友布鲁诺·吕尔策尔（英语：Bruno Loerzer）说服戈林自陆军步兵转至航空队（英语：Luftstreitkräfte），后者并开始于弗赖堡进行飞行训练。戈林当时对于成为飞行员充满了憧憬，但交付了调遣的志愿书后，许可令一直没有颁布下来。然而戈林违反命令，没有回去原本的单位服役，径自以吕尔策尔的信天翁式观测机（英语：Albatros Flugzeugwerke）继续进行飞行训练。尔后此事被军方发现，戈林受到军法审判，判处拘留于兵营21天。但透过对宫廷有影响力的教父的帮助，在第5集团军司令威廉王储出面下，戈林不仅免除了此罚，还顺利被调进航空队单位。1914年10月末到1915年6月末，戈林服役于第5集团军下的第25野战航空营（Feldflieger Abteilung 25，FFA25），为吕尔策尔驾驶的侦察机的观测员。1915年春天起，吕尔策尔与戈林的飞机开始进入战场执行侦查任务，这种行动必须由吕尔策尔先飞到目标地后戈林要打信号告知其降低飞行高度，接着要自驾驶舱中以脚部支撑身体来架起摄影机拍摄，拍摄期间的数分钟还要忍受来自于地面的炮火攻击。有丰富登山经验的戈林相当擅长此类任务，成为一名拍摄多张高清晰照片的优秀观测员，不久后被取了个“飞天秋千”的绰号。罗泽尔与戈林搭档在多架飞机失败后，成功拍摄了凡尔登要塞上的清晰照片。因为此功绩，1915年3月罗泽尔与戈林两人一同被第5集团军司令威廉王储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也因为要说明照片之故，两人常被邀请出席高级军事会议。然而戈林并不满足于只做为观测员，1915年7月至9月继续于弗赖堡进行飞行员的进修课程，1915年9月戈林终于成为第25野战飞行营所属的战斗机飞行员。1915年10月3日，戈林首次以战斗机飞行员的身份出战，1915年11月，戈林与英军亨德里·佩奇制造的重型轰炸机遭遇，前者立即发动攻击，但英军沙普士（Sopwith）战斗机击中了戈林，飞机因受损而难以操纵，戈林好不容易将飞机拉回至德方区，捡回了一条命，之后为了疗伤而脱离了战场约一年之久。1916年11月，戈林重返战地，相继于第7战斗机中队（英语：Jagdstaffel 7）、第5战斗机中队（英语：Jagdstaffel 5）和第10航空补充营（Flieger Ersatz Abteilung 10）服役，击落敌机数也稳定地成长著。1917年5月，戈林被提拔为第27战斗机中队队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空中战斗开始白热化。戈林与罗泽尔两人的中队常并肩作战，于佛兰德上的激烈空战里，曾有过戈林被法军飞行员瞄准而被罗泽尔所搭救，之后后者也被英军瞄准时，反被戈林搭救的事情发生。论及战技与斗志，戈林两方面皆受人认可，成为德军飞行员中最优秀的人物之一，还获得了“铁人赫尔曼”的别名。与容易被忽略的陆海两军相比，航空队的王牌飞行员更受到瞩目，成为全德军的明星。他们的照片在德国上市，1917年后，戈林的照片开始出现于市场。1917年10月，戈林获颁霍亨索伦皇家佩宝剑骑士勋章（英语：House Order of Hohenzollern）以及巴登大公国的卡尔·腓特烈骑士十字军功勋章（德语：Militär-Karl-Friedrich-Verdienstorden）。接着1918年6月2日，德皇威廉二世为奖励戈林击落18架敌机的功勋，亲自颁发普通军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功绩勋章给戈林。一般来说蓝色马克斯是颁发给至少击落25架飞机的飞行员，但当时戈林被视为一位特别优秀的军人，故作为特例，受勋事宜很快就被予以承认。1918年7月7日，戈林被任命为素有“里希特霍芬联队”之称的第1战斗机联队的队长，此联队第一任队长为外号“红男爵”的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拥有80架击落敌机的战绩，为协约军敬畏的一位传奇人物，但该人于1918年4月21日阵亡。继任者威廉·莱茵哈特（英语：Wilhelm Reinhard）也于7月3日在阿多拉秀夫（英语：Adlershof）的第二届“战斗机竞技会”（新型飞机的公开比赛）中试飞D.I战斗机（英语：Zeppelin-Lindau D.I）时因机体空中分解而坠落身亡。下一任的队长职务一般被认为将由击落数排名第二与第三的恩斯特·乌德特（62架）与埃里希·罗温哈特（英语：Erich Löwenhardt）（54架）继任，但出乎众人意料地是由戈林被任命担任队长。里希特霍芬联队成员有乌德特、罗温哈特、洛塔尔·冯·里希特霍芬（英语：Lothar von Richthofen）等诸多王牌，众人起初对戈林担任队长职务并不怎么认同。不过戈林发挥了自身的领导能力，他注重与其他王牌一同合作击落敌机，而非追求个人的累计战绩。至1918年8月初，戈林已获得了全联队的信赖，有着与第一任队长里希特霍芬相当的人望。然而随着战局恶化，戈林联队的飞行员们开始面临着补给和燃油不足的困境，而协约军的力量却逐渐增强。1918年9月，戈林的副官卡尔-海因里希·波登绍兹（英语：Karl-Heinrich Bodenschatz）在日记中写道：“（局势的）紧张也在戈林中尉的脸上表露无遗，他的容貌转为消瘦和严峻，我们全体人员亦然。”戈林指挥部队要战到最后，然而11月初，德国基尔港的水兵叛变，最终蔓延到全国动乱，是为德国革命。德皇威廉二世宣布退位，逃到了荷兰。11月1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共和政府于巴黎的贡比涅森林和协约军签署了停战协定。随后，里希特霍芬联队收到命令，要求联队飞往斯特拉斯堡向当地的法军投降，但戈林与队员商讨后决定无视该命令，反飞向达姆施塔特。然而由于天气恶劣，联队部分成员被迫于曼海姆降落，被当地的工农委员会士兵夺取了武器，联队队员只得乘卡车去向戈林报告。戈林愤怒地率领联队其余飞机一同对工农士兵攻击，还迫使其写下道歉文。之后，里希特霍芬联队飞到达姆施塔特时，故意将飞机着陆失败，把各机摔成一堆废铁，作为对协约军的最后的反抗行动。战争结束，戈林的战斗机生涯共击坠了22架敌机。在里希特霍芬联队解散的典礼上，戈林说道：“现在的德国只剩下蒙尘的名声、被人遗忘的记录、受人嘲笑的军官，但自由、正义以及公理的力量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将同企图奴役我们的势力作斗争，最终也将获得胜利。里希特霍芬联队则将会发挥它们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所具备的资质与荣耀。我们的时代将再度来临，诸位，干杯吧！为了祖国！为了里希特霍芬联队！”随后戈林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并把玻璃杯击碎，其他队员也跟着照作，并一起悲伤地痛哭。戈林终其一生都未曾忘记过他的队友们，1943年时，其中一个前犹太队员被盖世太保所拘捕，戈林随即施压将该人救出、置于个人保护下。此外，战后他也去找了乌德特和波登绍兹，将他们昇至将官，成为第三帝国空军的干部。1918年12月，戈林返回慕尼黑与母亲居住，一路还与乌德特一家同行。戈林母亲的生活变得很困穷，教父人也在奥地利无法联络。当乌德特和戈林正为生活费发愁时，英国空军上尉法兰克·比蒙特（Frank Beaumont）向戈林提供了资金援助。比蒙特曾于一战时为空军飞行员，被德军击落后成为俘虏，而戈林在当时曾保护过他。自从德国革命以来，慕尼黑受到以库尔特·艾斯纳为中心的多数派（即社会民主党）和独立派（即独立社会民主党）两大派系的社会主义政权所控制，而戈林参加了反对艾斯纳的政治团体。艾斯纳不久后被右翼青年军官暗杀，当地共产党人即发动革命，径自宣布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并开始逮捕右翼和保守人士，戈林也是被追捕的目标。他借由比蒙特的帮助逃离了慕尼黑，投靠到听从柏林中央政府（弗里德里希·阿尔伯塔的社民党政权）命令的“自由集团军”的保护伞之下。不久，“自由集团军”进攻慕尼黑摧毁了巴伐利亚的苏维埃政权，并在慕尼黑市内屠杀共产党人，而戈林眼见左右两派彼此屠戮，对于德国的未来感到绝望。在这之后，荷兰航空公司福克寄给了戈林邀请，委托他前往丹麦哥本哈根为福克F.VII进行飞行展示。戈林决定接受此委托，将生活圈移到丹麦。他的特技飞行表演大获好评，福克公司也因此愿意出借飞机给戈林。戈林也将表演生涯拓展到瑞典，一次大战的战斗机飞行员经历也使戈林成为当地的著名人物，还常拉里希特霍芬联队的旧队员一起来表演，此一事业为戈林赚进了大量的财富。波登绍兹后来回忆道：“这时的戈林过着就像一位冠军拳王的生活，有着大量的财富和美人作伴……戈林还曾在信中提到他在倒满香槟的浴缸里度过了一夜。”戈林在这段时期里与瑞典贵族之女、同时也是瑞典军人尼尔斯·古斯塔夫·冯·坎绍（英语：Nils von Kantzow）男爵的妻子——卡琳·冯·坎绍（英语：Carin von Kantzow）（旧姓福克（Fock））坠入情网，并于尼尔斯不在时将其夺走。1922年12月13日，尼尔斯与卡琳离婚；1923年2月3日，戈林带卡琳返回慕尼黑结婚。1921年夏，戈林回到了德国，并于1922年至1923年期间就读慕尼黑大学，专攻经济学和历史学。在受到国家主义者的教授影响后，戈林倒向了国粹主义。1922年11月，戈林在慕尼黑国王广场的一次政治集会中与后来的纳粹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见了面，希特勒对初次见面的戈林热情地发表政治观：“必须撕毁《凡尔赛条约》”、“战争失败是因为受到犹太人和共产党在背后捅一刀的结果”……等等，戈林深被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折服，而后者也将这位曾获功绩勋章的空中战士视作可以利用的人才。1922年12月，戈林加入了纳粹党（此时他的党编号不详，在1928年时则为23号）。1923年3月1日，尽管戈林加入纳粹党还不满一年，他被任命为冲锋队总指挥（德语：Oberste SA-Führung）。戈林在短时间内为冲锋队量身打造了军事化训练课程，大大改善这支团体的素质，遽闻当冲锋队在路上行军时已有路人会向其鼓掌送行。希特勒对戈林颇为赞赏，他说道：“我交给他的是一群粗野的乌合之众，但他在很短时间里就把他们打造成一支为数11,000人的师。”不过，戈林对于纳粹党本身的活动并不怎么在乎，他崇拜的是希特勒个人，同时戈林明显表现出轻视其他党内“同志”的态度，如鲁道夫·赫斯（后来的德国副元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种族理论者）等人。1923年8月末，戈林之母芙兰西丝卡于慕尼黑逝世，后同父亲亨利葬于维斯特夫烈德霍夫墓园。1923年9月26日，古斯塔夫·冯·卡尔成为了巴伐利亚邦总理。卡尔不听从柏林中央的命令，还企图将巴伐利亚邦独立，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个好机会，他可以仿效意大利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地方推翻中央的模式，让巴伐利亚的领袖们（主要由“三巨头”——邦总理卡尔、邦国防军司令奥图·冯·罗索（英语：Otto von Lossow）、邦警察总长汉斯·冯·塞色尔（英语：Hans Ritter von Seisser））与他合作，推翻柏林中央政府，因此对巴伐利亚政府加以煽动。然而柏林已严正警告，巴伐利亚若继续反叛将会受到军事镇压。因此，卡尔和他的政军领袖同志畏惧收手了。希特勒因此决定以武力强迫卡尔与巴伐利亚政府站在他这边，策划了政变行动。1923年11月8日晚上，希特勒带着戈林与其率领的冲锋队闯入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当时卡尔正在那里发表施政演说。希特勒以手枪胁迫三巨头同他到酒馆的一处房间谈判，整个大厅则由全副武装的冲锋队所占领，群众开始鼓噪，戈林便大声说道：“没有什么要害怕的，我们没有恶意。喝你们的啤酒吧！”然而，房内的三巨头即使被手枪威胁也不愿与希特勒合作，后者见状便径自宣布新政府已经成立，对群众谎称总理等人已同意合作，众人立即的反应是喝采和欢呼，这稍微打动了仍被限制行动的三巨头。希特勒认为情势已在掌控之下，便将现场交给与纳粹党合作的前一战陆军将领埃里希·鲁登道夫，自己则驾车去处理其他琐事。罗索利用希特勒不在的机会，骗鲁登道夫说要去处理一些军务而离开，卡尔和塞色尔也跟着逃离了现场，不久，卡尔宣布希特勒的“合作”之说纯属假话，并下令将其逮捕。当希特勒返回酒馆后发现巴伐利亚政府的要人已逃走，情势已经转坏，于是他与鲁登道夫商讨，决定利用后者在一战中的著名声望，领导纳粹党与其支持者向市中心进发，德国警察与军队应不敢对鲁登道夫开枪，甚至还可能加入他们。11月9日早，希特勒、鲁登道夫、冲锋队队长戈林与约3000名的队员开始向市中心的音乐厅广场前进，途中曾遭遇到一支武装警察部队，后者把守着一座桥梁不让希特勒等人通过，而戈林即前去威胁警察队长，若他对冲锋队开枪，他就要将押在队伍后端的人质枪毙，警察队长即不再阻拦他们。可是当希特勒等人来到了音乐广场附近的“统帅堂”凉廊时，又有一支警队出现。这次鲁登道夫的名声不再有效，爆发了枪战。戈林在枪战中枪倒地，其中一颗子弹还贯穿了他的鼠蹊部，离动脉仅有几毫米的距离。冲锋队队员将他抬上车逃离现场，之后戈林受到一位犹太家具商之妻——伊里丝·巴林（Ilse Ballin）的保护。由于巴林曾为护士，她也给戈林的伤势做了应急处理，并将他送到有亲纳粹医生的医院，戈林之妻卡琳得到消息后也前去该地。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戈林一家先是躲到加尔米施-帕滕基兴的卡琳朋友家中，后再逃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戈林在因斯布鲁克静养，受到奥地利纳粹支持者的欢迎，不但拍了许多电报慰问，还发起了相关的募款活动。然而戈林的伤势严重，子弹深深地嵌进了他的体内，需要在右腿和腰部右侧开刀，这时医院用了吗啡作为麻醉药，使得戈林在伤势痊愈后对吗啡产生依赖，后成为彻底的吗啡中毒者。另一方面，德国这时已将政变的主要领导人纷纷拘捕。希特勒已被关入牢狱中，而巴伐利亚政府也正准备对躲在奥地利的戈林进行引渡程序，同时他在德国的财产也被冻结。此外，提早被释放的纳粹党政要恩斯特·罗姆也开始活动，开始建立新的冲锋队组织，冲锋队的实权已逐渐落入罗姆手中。戈林透过妻子向正被关在兰兹堡监狱（英语：Landsberg Prison）的希特勒联系，后者命令戈林前往意大利、请求总理墨索里尼给予纳粹党金钱上的援助。为了保持自己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手边缺乏资金的戈林夫妇还是于1924年5月飞往意大利，但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都无法和墨索里尼会面。失望又灰心的戈林跟着妻子回到了在瑞典的娘家。由于原有的伤口持续阵痛，戈林几乎每天都注射吗啡，大量服药的结果使身体荷尔蒙分泌异常，导致原本英俊健壮的戈林身体走向肥胖，精神方面也出现严重的药物依存性。尽管在妻子卡琳的支持下进入精神病院医治，但仍脱离不了对吗啡的依赖，甚至还有过一次自杀未遂，这段时期是戈林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1927年秋，魏玛共和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对啤酒馆政变参与者施行特赦，戈林也因此回到了德国，再度进入了希特勒的政治圈中，两人也都同意这次要以合法选举的方式来取得政权。1928年5月20日德国国会选举，纳粹党党员当选12席，戈林即为其中一人。成为国会议员的戈林运用他资产阶级的出身、功绩勋章的荣誉、幽默风趣的谈吐和极富贵族教养的妻子等条件，在社交圈上无往不利，进入主要为下层阶级出身的纳粹党员无法接近的上流社会，并快速拓展人际关系。纳粹党最大的赞助者——鲁尔工业巨头弗利兹·蒂森、克虏伯、梅塞施密特、德意志银行、BMW、汉莎航空、亨克尔纷纷捐钱给纳粹党，让后者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财政问题，特别是亨克尔和BMW还想请戈林担任特别顾问，额外再支付薪水，汉莎航空也为戈林提供事务所与秘书，钢铁制造企业还直接赠与戈林一栋位于柏林的豪华别墅。后来在德国空军受到重用的艾尔哈德·米尔希即是在这时期于汉莎航空的社交圈上与戈林结识的，兴登堡总统和希特勒的首次会谈也是戈林的安排，尽管兴登堡心里蔑视希特勒，常私下称其为“波希米亚下士”，但他对于一战空军英雄的戈林却有相当的好感，因此与他会面的气氛都不错。戈林在贵族圈中也颇有涉入，特别是维克多·楚·威尔德（英语：Viktor Prinz zu Wied）和奥古斯特·威廉·冯·普鲁士皇子与戈林私交最好。1930年，戈林成为希特勒的正式顾问，成为纳粹党最重要的人物之一。1930年9月的大选里，纳粹党一共取得了107席。1931年10月17日，卡琳去世，尽管戈林十分悲伤，但也相对在政治圈中越来越活跃。1932年7月31日的大选中，纳粹党取得了230席，超过社民党一跃成了国会第一大党，戈林也被任命为国会议长。不过占了国会最大比例的纳粹党受到弗朗茨·冯·帕彭内阁、以及继任后者的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内阁的反对，于是除了希特勒与兴登堡总统、帕彭、施莱谢尔谈判外，戈林也去接近兴登堡之子——奥斯卡·冯·兴登堡（英语：Oskar von Hindenburg），借此影响兴登堡本人对纳粹党与希特勒的观感，为后者的总理之路打下基础。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希特勒给戈林在自己的内阁中担任不管部部长。2月6日，普鲁士邦政府被解散，戈林被任命为该邦的内政部长，在这职务上，戈林先是解除许多共和派官员的职务，以纳粹党人取代，还组织由冲锋队、党卫队（最初为希特勒个人的安全卫队，在这时也充任保护纳粹高级官员的护卫）与“钢盔团”（亲纳粹的右翼政治团体）成员组成的辅助警察，将普鲁士邦的警察组织纳粹化。1933年2月6日，戈林任命鲁道夫·迪耶斯（英语：Rudolf Diels）为普鲁士邦警察政治部门“1A课”（即后来全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前身）课长，迪耶斯当时虽不是纳粹党员，但因为做事精明干练而成了戈林的左右手。1933年2月24日，戈林命令警察少校瓦尔特·威克（德语：Walther Wecke）筛选政治上忠于自己的400名警员，创立了“威克特别警察营”（Polizeiabteilung z.b.V. Wecke），接着在克罗伊茨贝格近郊区设置了该营的基地，以盖世太保的逮捕部队身份活跃着。威克警察营不久后又被扩编为“戈林将军邦警察团”（Landespolizeigruppe General Göring）、“戈林将集团军”（Regiment General Göring），在戈林成为德国空军总司令后，该单位亦转至空军。1933年2月27日，德国发生了“国会大厦纵火案”，迪耶斯迅速反应，断定为共产党人马里努斯·凡·德尔·卢贝（英语：Marinus van der Lubbe）所为，仅一天就逮捕了4,000名德国共产党党员。现今国会大厦纵火案的真相依旧成谜，有一种说法是纳粹党人策划了这场火灾，其中又因为戈林的国会议长官邸与该大厦有地道连结，嫌疑很重。这种流言也传进了戈林耳中，他反驳道：“对共党份子本来就要采取强硬的手段，哪需要什么特殊事件”“如果是我要纵火，我会烧比较不重要的建筑”，还曾幽默地说：“如果我要烧国会大厦，那我也不会说这是共产党干的，而会用完全不同的理由。因为国会大厦的会场实在是很丑，那里可是涂满了灰泥的墙壁。”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前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大将提出证词，指称戈林在1942年希特勒生日餐会上兴奋地说：“只有我真正了解国会大厦，因为我放火烧过它。”但戈林并没有承认此证言。1933年9月，卢贝等五名共产党人于莱比锡的法院以纵火犯之名被起诉，戈林以检察官人证的身份出庭，但无法提出决定性的证据，特别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审理过程中，还因为该人巧妙的有力反击，还一度令戈林失态地大声咆啸，最终除了卢贝以外的四名共产党人都宣判无罪。1933年4月10日，戈林自帕彭手中接任了普鲁士总理职务，后被任命为该邦的国家代理官（英语：Reichsstatthalter）。1933年4月26日，戈林接管了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第8号的一家旅馆，将其改作新设置的“普鲁士邦秘密警察”（Preussisches Geheimes Staatspolizeiamt），为将该邦的政治警察统一打下基础，1A课也被吸收至此，成了该机关的核心部门，此一机关日后也就成了著名的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盖世太保局长（Leiter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amt）由1A课课长迪耶斯担任，戈林则自任秘密警察总长（Chef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amt）。戈林想将盖世太保机关摆脱普鲁士邦内政部长——威廉·弗力克、置于个人控制之下，同时，也正因为弗力克提出了“一体化”政策，将全国资源与机构整合、警察机关要统一的缘故，戈林还要面对来自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挑战，1934年1月时，希姆莱已经控制除了普鲁士邦和绍姆堡-利佩州（德语：Schaumburg-Lippe）外的全德国警察机构，对戈林来说是个强劲的政治对手。1934年4月20日，戈林采取了行动，在盖世太保局长上面新设了名为“盖世太保监查官与代理指挥官”（Inspekteur und stellvertretender Chef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amts）的新职务，并把这个职位给了希姆莱，等同是将盖世太保的实际指挥权转给了后者。直到1935年11月20日为止，戈林在名义上一直维持盖世太保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普鲁士邦的普通警察也在党卫队的压力之下转到了德国中央内务部的管辖之下（德国内务部警察局长早期由希姆莱的部属库尔特·达吕格担任，到了1936年时由希姆莱自任，此时他已是全德国警察总指挥），而戈林的普鲁士总理、内政部长的地位即因而萎缩。戈林之所以转移盖世太保给党卫队的原因有许多种说法，如不想因为控制秘密警察而折损自己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对于作业严谨的警察事务已感到厌烦、认为迪耶斯不够无情、无法充分发挥盖世太保的机能来压制另一个危险的政敌组织——冲锋队、拉拢党卫队至同一阵线、为打击罗姆进行准备等等的说法。此外，戈林还在1933年4月10日设置了情报机构“研究局（德语：Forschungsamt）”（后来又称“戈林情报局”），以其长时间监控政敌、国内外电报和破译密码等，此一机构在当时属世界上效率最佳、准确性最高的情报机关之一，在往后12年间制作了50万份监听报告。后来研究局因开支过于庞大而被转到航空部之下，使用空军的军费。故此研究部成员也身着空军制服。1934年6月30日至7月初，德国发生了针对由罗姆领导的冲锋队高层成员整肃谋杀的事件，通称“长刀之夜”，由戈林、希姆莱、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希姆莱的副手，相当于党卫队的第二号人物）和希特勒所主导。长刀之夜首要的谋杀对象即罗姆，该人与戈林为政治上的竞争者，不仅在争夺未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之位，罗姆还常以其控制的突击队警察来威胁戈林的普鲁士邦警察指挥权，还曾于公开场合称戈林为“反动先生”，双方关系极为恶劣。罗姆与部分突击队指挥官一直打着以突击队取代国防军、成为德国正规军的主意，这个目标使突击队和国防军之间闹得很不愉快。希特勒倾向国防军，也常被罗姆公开批评。对希特勒来说，冲锋队难以控制，且在他已取得国内政治独裁权时，已不需要这支政治斗争运动工具，仅是因为与罗姆有近10多年的交情而不愿摊牌。戈林与希姆莱见此，捏造了突击队准备造反、夺取政权的证据，说服希特勒尽快整肃突击队的必要性，希特勒也最终同意展开行动。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飞抵巴伐利亚慕尼黑，召集了罗姆以外的所有冲锋队指挥官，当场亲自整肃，接着驱车前往罗姆本人所在的巴特维塞。另一方面，身为普鲁士总理及内政部长的戈林、盖世太保指挥官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进行了柏林的冲锋队清洗行动。戈林派出威克警察营直捣冲锋队本部，亲自现场指挥逮捕行动，将被捕的冲锋队领袖们押至大光野的普鲁士军官军校（戈林曾就读的学校）枪毙。除了冲锋队外，还有好几位纳粹党的政敌与其幕僚也跟着被杀害。不过尽管清洗活动进行顺利，但比起戈林，党卫队与希姆莱更加活跃，为抑制后者，戈林放过了几个目标，包括齐格菲·卡斯克（英语：Siegfried Kasche）冲锋队中将、普鲁士皇子、外交部书记官伯恩哈德·威廉·冯·比洛（英语：Bernhard Wilhelm von Bülow）、前盖世太保局长迪耶斯（先前戈林掌握了他与冲锋队来往的证据，在长刀之夜前，戈林已将他贬为科隆的治安长官）以及德国副总理帕彭等人。帕彭起初为各地突然展开的整肃感到疑惑，前往戈林官邸要求后者向他这位副总理说明，却突然被党卫队队员挡住了去路，这时戈林插手保住了帕彭一命。戈林原先也想保留德国前总理施莱谢尔一命，不料希姆莱与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已抢先戈林和普鲁士邦警察一步，将其枪杀。不过另一方面，戈林与希姆莱对抗共通敌人时也不留余力，如在纳粹党中立场偏左的格雷戈尔·斯特拉瑟、曾在啤酒馆政变中逃跑的卡尔、先前阻扰希特勒夺权的施莱谢尔也死于本次行动中。7月1日，兴登堡拍了一份电报给希特勒和戈林，感谢两人在本次行动的表现。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法院将戈林在长刀之夜的作为视作谋杀，对此，后者对美军心理分析官古斯塔夫·吉尔伯特（英语：Gustave Gilbert）反驳道：“听好了，对方可是变态的嗜血革命主义集团。纳粹党在初期大吵大闹、在街上殴打犹太人、打碎窗户的玻璃，让人们觉得该党是一群地痞流氓集团的元凶就是他们。他们还打算将德国军官团、党内首脑以及犹太人加以血洗。我认为消灭他们是完全正当的行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被杀的就是我们自己了。”1934年7月3日，戈林被任命为国家森林部长（Reichsforstmeister）与国家狩猎部长（Reichsjagermeister）。戈林并非出于个人政治野心而争取狩猎部长一职。他热情地在这岗位上付出，令德国动物的滥捕和非法狩猎情况大为减少。1934年7月3日，戈林制定了《国家狩猎法》（Reichsjagdgesetz），为狩猎限制、保护与繁衍动物的法令，该法至今仍存于联邦德国。根据该法，狩猎必须经由政府进行严格的考核后许可才行，使用猎枪必须通过考试、猎犬也必须通过特定的训练，若最后猎补了超过配额数量的动物还会遭致严厉的处罚。为解除受伤的动物的痛苦，戈林规定猎人必须义务性地优先将其射杀，并禁止使用钢制补兽夹、投毒和在夜间使用探照灯等狩猎方式，对非法狩猎的惩戒也加重了，戈林的办公室里还贴有一张标语：“虐待动物的人就是在伤害德国人民的感情。”，他个人也认为一个真正的猎人不仅应该同鸟兽作公平的较量，还要关心鸟兽的保育。不过戈林虽反对滥捕与盗猎，本人却也是个狩猎爱好者，在柏林东北的绍尔夫海德一地还有着私人的狩猎区，并于此地建造了“卡琳宫（英语：Carinhall）”，纪念因病而逝的妻子。不单是戈林本人经常在此地进行狩猎活动，他也常邀附近村民与好友使用该场地。戈林在森林部长的职务上也对自然保育有相当的功绩，他实施于德国各大都市周围植树造林的计划，并规划绿化区，这些地区成了动物们的活动天堂以及劳工的休憩之地。在戈林就任森林与狩猎部长后数年，德国的森林维护与保育被称作是世界各国的自然保育范本。1937年，国际狩猎委员会法国主席表扬戈林创立了“赢得了全世界钦佩”的狩猎法。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内阁组成的同时，戈林被任命为国家空运专员（英语：Reichskommissar）；三日后，该职位改名为“国家航空专员”（Reichskommissar für die Luftfahrt）；接着在5月5日，国家航空专员事务处升格为“国家航空部”，戈林即变成国家航空部长，此职位即是为日后德国重建空军时所预留的。戈林任命在社交活动上结识的米尔希为航空次长，两人即开始筹划规避《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发展空军的限制。另外，戈林还注重挖掘人才。他从陆军中选拔了诸如阿尔贝特·凯塞林、汉斯-于尔根·施通普夫和瓦尔特·韦佛等精英，也透过招募民间飞行员来培养新鲜血液，这些军官成为日后德国空军的骨干。戈林也邀请了一战时期的老战友乌德特加入德国空军，并请吕尔策尔担任“德意志航空运动俱乐部”（Deutscher Luftsportverband）会长，负责训练未来空军的飞行员。1935年，希特勒宣布德国将重整军备，德国将重建空军，戈林即被正式任命为德国空军总司令。他在5月时晋升为航空兵上将（英语：General der Flieger），1936年4月晋升至大将，最后于1938年2月晋升为元帅。不过就实务面上，戈林并无投入多少力气在建设德国空军的工作上，也极少出现在空军总司令部办公室里。戈林的工作多由空军参谋长韦佛替他完成，据后者所言，戈林对空军发展最大的作用乃是争取预算，每当经济部长沙赫特提出预算争议时，韦佛直接将文件转交给戈林，后者随即去找希特勒，最终往往获得更多的预算。戈林曾说道：“元首对于我们（在预算要求上）如此的节制感到意外，他以为我会要的更多，总之记住一件事：钱不是问题。”据资料指出，在1933年1月至1939年8月期间，德国共花费640亿马克在军备上，其中有40％是用在空军，占了极高的比例。戈林也对空军得以成为独立的军种有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戈林在空军成立初期深受部属与参谋部军官爱戴。1936年6月6日，首任空军参谋长韦佛因飞行事故身亡，戈林随后任命凯塞林继任此职。凯塞林任职后不久即与米尔希发生冲突。米尔希为平民出身，一战时曾为飞行员，战后成了民航人员，工作能力极强、揽权欲也很高。他对于掌控了航空部和空军总司令职务的戈林感到嫉妒，遂将野心转到了空军参谋长一职，处处刁难凯塞林，而该人也对米尔希报以歧视，认为他只是身着空军制服的平民。就此状况，戈林乐于见之且加以煽动，使两方无法威胁自己的地位。凯塞林的继任对德国空军的建设有一点影响很大，他废除了韦佛先前极力推广的“战略空军”构想，将其下令研制的四引擎重型轰炸机——乌拉山轰炸机计划废除，认为资源不足的德国无力负担。当时米尔希与凯塞林的想法一致，而空军轰炸机总监库尔特·弗克比尔（英语：Kurt Pflugbeil）与空军参谋部作战处长保罗·戴克曼（英语：Paul Deichmann）为了保全重轰炸机，要求由戈林来定夺。米尔希对戈林说道：“你有两种选择，是要生产1000架四发轰炸机，还是数千架的双发轰炸机？”戈林并未想的特别多，他说道：“元首只会问我轰炸机共有几架，而不会问是哪种。”就这样，戈林否决了戴克曼的想法，任凭米尔希把两种已准备进行测试的乌拉山轰炸机原型机变成废铁，德国也在二战全期再无发展出真正的战略轰炸机。凯塞林任职不满一年，因厌倦了整天在和米尔希作政治斗争，自行辞去了参谋长职务。戈林一度考虑请陆军的弗朗茨·哈尔德或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继任该职（这两人后来分别成为陆军参谋长和最高统帅部作战处长，在二战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们两人皆不愿与米尔希一起共事。戈林因而任命施通普夫继任，但后者表示只愿意“暂时”接受。1939年2月，戈林任命了年仅40岁的汉斯·耶匈尼克为空军参谋长，前者认为年龄较长、经验与实务丰富的空军将领们不易与自己妥协，因而安排了年轻、能力强、听话的参谋长，但耶匈尼克因其资历浅而经常被高级将领所轻视，在诸多决定上必须让步，且戈林经常将四周的空军友人（吕尔策尔、波登绍兹、飞行训练学校教官阿尔弗雷德·凯勒（英语：Alfred Keller）等人）视作顾问团，令耶匈尼克工作格外地困难，加上该人是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对于后者的决定与观点几乎不以自己空军参谋长的专业眼光审视，亦为日后德国空军失败的原因之一。戈林另一项重大人事任命是把乌德特拉拢过来制衡米尔希，于1936年初任命其为战斗机与俯冲轰炸机总监，4个月后又让他担任了“空军技术处”处长，负责新型飞机的开发与采购。这道任命很大程度上是不适任的。乌德特的教育背景、资质与性格不具有担任如此高阶职务的能力，却要直接负责手下超过26个部门，不仅使原先尚属效率颇高的德国空军流于官僚化，在诸多机种的生产和研发工作上也出现重大疏失。总体来说，戈林对于德国空军初期的快速发展可说是有益的，但长远来看却是灾难性的。戈林的精神框架仍局限于一次大战的战斗机飞行员经历，他在补给、后勤、战略、飞机性能、技术与工程等诸多领域（换句话说就是建设空军的全部核心因素）几乎可说是无知的，但他又因为与希特勒密切的政治关系而不会被撤换，致使德国空军在进入战争的考验时暴露出一连串领导层的缺失，这方面戈林有很大的责任。戈林在德国经济面上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其权力与影响之大而被人称为德国的“经济沙皇”。1936年8月时，希特勒为未来的战争作准备，拟出了“四年计划”，于同年9月9日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发表。计划主旨为德军必须有在四年内发动战争的能力，德国经济必须能予以支持，而戈林即在1936年10月被任命为本计划之总负责人。戈林主导的战略以提高资源自给率和军需供应为主，这使得国家债务大幅增加、国民生活水准增长率减半、转向战时经济体制。四年计划中，戈林与法本公司执行长——卡尔·克劳希（英语：Carl Krauch）关系最为紧密，计划资金约有三分之二由法本公司相关人员所分配。由于德国当时的钢铁生产深受铁矿石产量不足所困扰，因此出现了反对四年计划、希望自外部大量进口铁矿石的声音，为此，戈林在1937年6月16日宣布将开采国内铁矿石，并将以此为基础，建设成套的钢铁生产体系。7月15日，政府拨下了资金500万马克，于萨尔茨吉特一地建造了“赫尔曼·戈林矿产-制钢工厂”，戈林也与德国大型钢铁企业，如“联合制钢（英语：Vereinigte Stahlwerke）”等公司达成合作共识。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期间，戈林还取代了亚尔马·沙赫特，担任德国经济部长，使经济部成为四年计划的执行机关。1938年2月，在资助更多资金后，“赫尔曼·戈林矿业-制钢工厂”成为了德国仅次于法本公司和联合制钢的最大企业，同年7月时更扩建为“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英语：Reichswerke Hermann Göring）”），成了一家集矿业、制铁、武器、机械、内陆水运等部门的工业巨头。长久以来，戈林就因为觊觎国防部长的职位而敌视沃尔纳·冯·布隆堡元帅，也一直在暗中找机会破坏其名誉。布隆堡是一位六十岁鳏夫，后来与他的年轻女秘书坠入爱河。但布隆堡的对象有他人一直在追求，使其相当烦恼，便与社交上相当活跃的戈林商量此一私事，戈林便以其能力将追求者送到了阿根廷去。不久，布隆堡就和其对象完成了婚事，戈林是证婚人之一。1937年1月21日，有人向柏林陆军总司令部告密布隆堡夫人是一名妓女，致使柏林警察调阅档案，发现布隆堡夫人年轻时曾因为贩卖情色照片而在警察局留有纪录，这对于地位崇高、婚事要求门当户对的德国军人来说是一大丑闻。此资料先传到凯特尔处，后又到了戈林手中，致使戈林逮到机会向希特勒要求将布隆堡免职。他向希特勒的副官说道：“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将使那家伙彻底完蛋！”最终布隆堡自行请辞了国防部长职务，戈林成功将他的对手除去。戈林在1937年结束时对出任此职抱有强烈的希望，但在他之前还有陆军总司令沃尔纳·冯·弗里希挡在前面，为其权力争夺的大敌，且该人和布隆堡一样，认为戈林指挥下的空军在战争中不会有实质的作用，遂为戈林所怨恨，找机会将他除去。适逢盖世太保从一位诈欺犯口中得知弗里希为同性恋（这在保守的德国军官团中是无法容忍的），戈林在处理布隆堡事件的同时，也将同性恋丑闻一事要求希特勒处理。希特勒要弗里希辞职，而弗里希则要求召开荣誉法庭处理，戈林则变成弗里奇的主要指控人。虽然法庭最终恢复了弗里希的名誉，但希特勒已决定另外任命他人继任，而弗里希已失去继续担任高级职位的机会。不过对于戈林希望兼任陆空两军总司令的要求，希特勒相当干脆地回绝了。他最终任命了瓦尔特·冯·布劳希奇为陆军总司令。为了安抚戈林的失落，希特勒于1938年2月4日把布隆堡的军衔——元帅授给了他，并在隔天才宣布由希特勒自己继任布隆堡原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戈林反应灵活、幽默和颇具贵族气息的兴趣，总使他在外交活动上无往不利，某种程度上甚至比生性激进的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还要受欢迎。在战前，戈林与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英国哈利法克斯伯爵、驻德大使尼维尔·韩德森（英语：Nevile Henderson）爵士之间的私人关系都还不错，并与意大利领导人墨索里尼谈判和直接主导了德奥合并事务、促成德军介入西班牙内战（英语：German involvement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和解决捷克的苏台德问题，此外，戈林也奉行促成英德联盟的主张，甚至多次私下曾说过“德国不愿看到英国被削弱”、“必要时将会予以援助的”一类发言，尽管最终两国还是走向战争。1936年7月，西班牙爆发内战，分作叛军“国民军派”与政府军“共和派”两势力。其中，国民军的佛朗西斯哥·佛朗哥将军向德国求助，尤其是空中兵力方面。布隆堡、希特勒和戈林在会议上基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决定介入其内战、协助国民军。西班牙的战事给了戈林可以绕开外交部和经济部、增强影响力的机会。戈林主张布署大规模德国空军部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试验机会。之后，因为德国空军远征部队“兀鹰集团军”受佛朗哥将军指示而轰炸了格尔尼卡，导致戈林的声誉到严重影响。国际上的左翼团体将此轰炸比为典型的纳粹恐怖事件，而戈林原本和英国之间尚算良好的关系也受到重创。他因此不得参加1937年5月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典礼（后来国防部长布隆堡代表出席）。戈林身为四年计划总负责人，深为德国资源不足所烦恼，因而积极推动和奥地利合并的计划。奥国的施蒂利亚州盛产铁矿，也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工。希特勒也表示支持。1938年2月12日，戈林与奥国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会面，表示若非和平统一，将会动武入侵奥国。后来奥国因而容许纳粹党合法存在，并预计于3月举行关于合并议题的公投。然而希特勒不愿公投，戈林因而打电话给奥国总统威廉·米克拉斯，要他换下许士尼格，并终止公投行动，否则德军将武装入侵，奥国内部的纳粹党份子也将引发暴乱。米克拉斯接受了戈林的要求，许士尼格于3月11日被免职，公投也跟着被取消。第二天早上5点半，德军开进奥地利城内，路上毫无抵抗。德奥合并完成后，戈林继续执行另一项重要任务：接待外国宾客，有技巧地宣传德国的军事实力。戈林巧妙地安排英法代表团观看德军当时最先进的战机与优秀的飞行员，而对一些内在的缺点则尽量隐瞒，同时也多次声明德国不要战争，只是必须保护自己。戈林的作法颇有成效，外国访客多为他的态度诚恳和德国的军备“强大”而留下深刻印象，尤其对法国起的作用特别大，进而连带影响了英国的判断。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白也对德国空军深表敬畏，他接受了戈林授予的带星“德意志鹰勋章（英语：Order of the German Eagle）”，并在回国后成为宣传孤立主义、避免美国与德国爆发战争的重要人物。奥地利之后，希特勒急于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戈林便在私人外交场合上测试英法的态度，还力促匈牙利煽动捷克内部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制造暴动、透过经济手段压迫捷克。在局势逐渐紧张时，英法寄望戈林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戈林也因而应韩德森与法国驻德大使安德列·法朗斯瓦-朋西的要求去劝希特勒信守谈判内容，却因而遭到希特勒的白眼，随后被贴上中间派的标签而遭到冷落。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于柏林总理府接见捷克总统埃米尔·哈查，威胁后者德军将开进捷国，不得抵抗，戈林也帮腔德国空军会轰炸布拉格，导致哈查一度心脏病发，后被戈林带来的药剂救活。哈查后电告布拉格方面，希特勒成功夺占了捷克全国领土。然而希特勒驱车前往布拉格时，陪伴的不是戈林，而是里宾特洛甫。1939年5月22日，德义签署《钢铁条约》，戈林同样被冷落。1939年下半，欧陆再度战云密布，有一位和戈林交情不错的瑞典商人比洛·达鲁斯（英语：Birger Dahlerus）想透过非官方的方式来阻止战争。达鲁斯认为纳粹政府并未理解英国与波兰结盟的意义，他想透过戈林这一管道和希特勒接触与交涉，尽管他直到战争爆发后几天都作为中间人而来回奔波于英德之间、一再尝试让戈林访英、会面英国驻德大使商讨等等，但一方面戈林无法影响希特勒的抉择，一方面又对此事显得不感兴趣，最终仍未能阻止战争。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同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对德波局势的演说，并正式宣布戈林为其接班人。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戈林向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说道：“我希望你现在感到满意，你已经要到了你那该死的战争。”德军对波兰的战事势如破竹，一个月内即摧毁了其武装部队，并轰炸了首都华沙。尽管戈林在许多场合装腔作势，发表许多好战与夸张的言论，在另一方面也不时流露出对于这场战争的厌恶，这使其与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哈尔德、埃尔温·隆美尔等职业军官之间相互蔑视。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提供的资料，戈林在德军打败波兰后的几个月“假战”中，曾秘密保持着几条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联络的管道，也透过了驻墨西哥的代理人——乔吉姆·赫茨莱特，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特使进行过几次会谈，力促达成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和平。除了公开宣称或私下与其协商的动作，戈林甚至还向英国人暗示，他本人愿意自希特勒那里接管德国的实权，他也将停止对犹太人的迫害、德军将撤出波兰“非德国领土”、希特勒也会变成类似“总统”的角色。不过，戈林这些外交上的努力被英方所拒，后者明确表示，除非收到希特勒政府保证不再进一步侵略，他们才会谈判。外长哈里法克斯勋爵则冷淡地暗示，他们希望能发生重大的内部变动。1940年春季，德军打破假战、发动西线攻势。德国空军的空降猎兵很快地摧毁了比利时的埃本-埃美尔要塞、并空降至荷兰夺取战略据点，地面部队也受其支援、快速挺进。总体来说，德国空军在西线战斗中发挥了至关的作用。然而就在英法军队被德军围困于敦克尔克时，戈林视其为空军立功的绝佳机会，他向希特勒保证“单凭空军即可将敌军歼灭”，而希特勒可能是出于保护即将用于攻打巴黎的装甲部队等原因（有许多说法，参见敦刻尔克战役一条目），同意由空军进行该任务，戈林甚至还建议装甲部队撤远一点，以免被飞机投下的炸弹所伤。米尔希、凯塞林、约德尔都对此反对，甚至当陆军将领通知里希特霍芬其坦克停止前进时，后者还打电话到耶匈尼克去要求将命令取消“坦克若不再前进，英国人就要逃走了。没人真的相信我们可以从空中阻止他们！”耶匈尼克应道：“你错了，铁人（指戈林）相信它（德国空军）可以！”最终，德国空军仍无法歼灭盟军部队，共有338,226名盟军借由海路撤退至英国本土，仅俘虏了40,000名法军。敦克尔克之战不单是德国空军威望的一次重挫，也被认为是戈林在战争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虽然英国尚未投降，但希特勒已为西线战役的成功而庆祝，他于7月19日将戈林晋升为特别设置的军衔——“国家元帅”，超过了过去德国历史上最高阶的“元帅”军衔，同时授以“大十字勋章”，该勋章和军衔在二战中仅戈林拥有。除了戈林外，空军的凯塞林、米尔希、施佩勒三位空军将领也都被晋升为元帅。1940年7月16日，希特勒命令德军即将展开对英国本土的作战，必要时占领其全国。但戈林本人则从希特勒那里得知打算透过外交恫吓的方式促成和平，因此戈林并未要求空军参谋部认真制定作战计划。戈林在亚洲号列车上向空军将领们作战会议时，他说道：“英国已经在敦克尔克筋疲力竭了”，之后受到了米尔希的反驳：“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国家元帅阁下，只要给英国三周的时间，他们就能卷土重来！”尽管戈林首先当下的是拒绝此意见，但会议中又为其所说服。受到戈林的极力吹嘘影响，希特勒决定自空中发动毁灭英国的作战。戈林本人是空权主义者，对于意大利朱利奥·杜黑提出的《空权论》，即单凭空中武力即可赢得战争的想法深信不疑，也因此他相信德国空军可以独自击败英国。但另一方面，戈林还保持着一次大战的空战观念，轻视雷达与机群长距离作战造成的诸多问题，使德国空军承受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直至8月下旬，戈林一直轰炸英国机场与港口，望以此令英国屈服。然而8月25日，德国柏林受到英军轰炸机的攻击，希特勒因而震怒，要戈林对伦敦发动规模数倍的报复性攻击。戈林对此命令感到困窘，他向希特勒表示对伦敦的轰炸前提是必须瓦解其破坏机场，希望将轰炸目标转为伦敦周围的军事设施，但后者基于政治与复仇的理由，坚持对伦敦本身进行轰炸。戈林请求希特勒再度考虑，说道：“这个作法对荷兰人可行，但对英国人没辙。”、“即使攻击伦敦也无法令英国人屈服。”但希特勒依旧故我。德军对伦敦的攻击就此使不列颠战役的结果扭转，德国空军的损失开始攀升，战况变得更为不利，适宜进行两栖登陆的季节也逐渐过去，1940年9月17日，希特勒下令将进攻英国本土的“海狮作战”无限期推延，准备向东方的苏联进攻，对英国则持续施以战略轰炸到1941年5月。不列颠战役的失败对戈林的威望是一次打击，不仅是空军的实力消耗了许多，戈林的侄子彼得（Peter）也在10月13日阵亡。德国空军在此战中暴露了许多严重的军备生产问题，飞机产量时好时坏、长远的研究与发展计划被草率取消，后来在苏德战争中更成德国空军的致命弱点。为解决对英战争，除了空中轰炸外，德军亦进行海上的破交战，派出巡洋舰与潜艇在海上攻击同盟国商船。然而因为戈林对德国海军抱有相当的敌意，在许多方面上采取不合作或几近妨碍的态度，两军种的协调能力很差、也缺乏鱼雷轰炸机。对于海军想建设海军航空兵的主张，戈林明确地表示：“任何会飞的东西都由我来管！”在1941年2月4日，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对希特勒抱怨英军轰炸机持续攻击北部沿海而无受损失，后者因此将第40轰炸机联队（英语：Kampfgeschwader 40）交给德国海军指挥。戈林闻讯后极为愤怒，他向海军潜艇司令的邓尼兹骂道：“你可以搞清楚一件事，只要我还活着，或说我还没辞职之前，你们的雷德尔元帅休想得到一支海军航空兵！”另外还补充道即使是邓尼兹控制了该单位，他也不会让其获得任何长程飞机的补充。正因如此，后来德国海军在大西洋战役时，潜艇总是饱受无侦察机可用的困扰。尽管戈林反对侵略苏联、多次以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故事企图说服希特勒，但均未奏效，也不敢直接反驳后者，仅私下向手下参谋军官约瑟夫·卡姆胡柏（英语：Josef Kammhuber）抱怨。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动“巴巴罗萨作战”入侵苏联，苏德战争正式爆发。戈林的空军同样势如破竹地攻击苏联空军，摧毁了大量飞机。戈林在幅员逐渐扩大的德军占领地掠夺著苏联的资源、榨取乌克兰的粮食、向希特勒建言将波罗地海地区并入德国（以供狩猎用）、还曾在指挥部说过德国空军可以轰炸苏联城市，好降低斯拉夫人的人口。1941年9月起，苏军抵抗转为强烈，俄国战场天气也开始转为寒冬。尽管德军仍克难地往俄国腹地深入，但空军后方已呈混乱状态，对开战时间的估计错误使德军只有各种不适宜的管理计划来维持当前战争之所需（参见纳粹德国空军条目的“疏忽与失败”章节）。戈林本人也只关心作战的飞行员、对于地勤人员不放心力，后方作业都丢给了行政能力较差的飞行员处理，其中最为著名者即戈林的一战老友乌德特。在战争逐渐长期化后，身为管理飞机生产的乌德特业务逐渐增多，加之体制凌乱且非其所长，后更成了希特勒和戈林转嫁对德国空军不满的出气筒，最终心理压力不戡负荷而于1941年11月17日举枪自尽，死前还留下“铁人（戈林的绰号），你抛弃了我”的遗言。1941年12月，莫斯科前线的德军遭苏军大规模反击，不得不后撤重整战线。1942年中，德军发起以南俄高加索一带的油田为目标的夏季攻势。在挺进的过程中，希特勒的目标逐渐自油田转向伏尔加河畔的城市——斯大林格勒，大量投入军队去夺战此城，但1942年11月，德军第6集团军被苏军发动的“天王星作战”而受到包围。在希特勒决定第6集团军是要突围还是固守时，戈林向他保证可由空军对第6集团军进行每天300吨的空运补给，希特勒因而下令德军就地固守斯大林格勒，但实际上德国空军根本办不到补给整支集团军的任务，最好的状态下一天也才成功投送约120吨的物资。原第6集团军共285,000人的大军仅剩91,000人存活，集团军长弗里德里希·包路斯元帅于1943年2月上旬率部向苏军投降，斯大林格勒之战就此结束，成了二次大战重大的转捩点。在德军于东战场受挫的同时，其他战区局势也逐渐倾向盟军。北非战场上，埃尔温·隆美尔元帅的非洲军部队深受补给不足之困扰，戈林再度保证运补资源却又食言，深为隆美尔所痛恨。西线的美国和英国的轰炸机部队实力也正逐渐增强，开始选择德国指定目标执行作战。1942年2月13日，英美联军对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约数十万人伤亡。5月30日，英美联军发起了首次对科隆的千机大轰炸（德语：Operation Millennium）。1943年7月24日，汉堡市遭到毁灭性轰炸。德国空军不仅无法阻止英美轰炸机将德国一座座城市化为废墟，还一再损失难以取代和补充的机组人员，同时由于盟军对德国炼油厂和铁路通信等地的攻击，持续削弱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力量，戈林的声望因而逐渐滑落、饱受德国平民的指责，也与战斗机总监阿道夫·加兰德的关系严重恶化。1943年8月18日，戈林的另一位同僚——出任空军参谋长达四年之久的耶匈尼克将军自杀身亡，留下“我再也无法与国家元帅共事了！”的遗言。军事面外，戈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