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加尔文（法语：Jean Calvin；1509年7月10日－1564年5月27日），又译喀尔文、克尔文、卡尔文等，法国与瑞士著名的律师、牧师、宗教改革时代神学家，新教的重要派别──改革宗（或称归正宗、加尔文派）的创始人。
1509年7月10日，约翰·加尔文生于法国巴黎北部不远的瓦兹省诺阳（Noyon）。祖父是水手，父亲杰拉德·加尔文（Gerard Calvin）由于刻苦努力，得到本城教会主教的书记之职，母亲吉恩（Jeannele Franc）笃信天主教，是才貌兼具，且信仰虔诚的妇女，加尔文小时候，她经常带他在乡间漫步、祈祷，但不幸早逝。加尔文的父亲不但自己勤勉，更对其三个儿子深具厚望，要他们受相当的教育，而对女儿们只要她们作家庭主妇。
约翰·加尔文的父亲既在教会中任职，又为贵族人士所尊重，与本城的上流社会人物都有密切来往，这对约翰·加尔文来说，是一个特别机遇，从小得以与贵族子弟同受小学教育，后来他成为韩阶斯（Hangest）与孟特摩（Montmo）之子的密友，日后他将所写的第一本书献给孟特摩说：“我自幼在你家里长大与你学一样的书，我所领受的第一教诲就是从你尊贵之家的生活与修养得来的。”这种出身给了加尔文高尚的礼节与平静的社交技巧，不似德意志宗教改革大师马丁·路德的草根阶层粗犷作风，路德出身矿业的小企业主家庭，比加尔文大了26岁。
早年加尔文笃信天主教，他生性怕羞，好学不倦，节制饮食、极少消遣，准备将来作神父。1523年，由于加尔文家乡诺阳流行传染性的瘟疫，他随同孟特摩家前往巴黎，加尔文进入马吉学院（英语：Collège de la Marche），专攻拉丁文文学，深获柯第尔（英语：Cordier）教授器重，在他的指导之下学习写作。获得文学士学位之后，加尔文转往蒙塔古大学（英语：Collège de Montaigu），专攻哲学与伦理学，这些学习帮助他有敏锐的心思，对于后来的辩论助益匪浅。
1526年，加尔文的父亲希望他舍弃神学专攻法律，认为律师一职能致富，加尔文不敢违抗父命，进入奥尔良大学专攻法律，他在一位讼务律师门下受教，不久即成绩卓绝，甚至教授缺席时，也由加尔文代课。
1531年，加尔文转入波纪斯大学（英语：University of Bourges）法学院，受教于知名的人文主义法学家阿尔恰托，同年，加尔文的父亲过世。加尔文在波纪斯大学学习了一年半，同时间他也学到希腊文，这对他日后研究《新约圣经》有莫大的帮助，古典文学一直是加尔文的最爱，而法律的研究则培养了加尔文的组织能力。
1532年，加尔文出版第一本注释书《幸尼加仁慈论义疏》：是幸尼加（Annaeus Seneca,4 BC–AD 65）全集中《仁慈论》的注释，书中引证55位拉丁文著者和22位希腊文著者，这本书约翰“加尔文”的大名为学者所重，但是当时此书并未立即获得社会的好评，有些学者认为此书是为了宗教抗议者向当局的请愿。无论如何，此书呈现加尔文后来注释《圣经》的方法，即发掘著者的原意，然后述说自己的回应。
加尔文早年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时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说，尚未传播到家乡诺阳，但1523年来到巴黎后，他开始读到一些偷渡至法国的马丁·路德作品，植入一些宗教改革的新观念，或许曾目击法国第一位殉道者包文（Pauvanne）被焚在火刑柱上，或者看见法国贵族波郡（英语：Louis de Berquin）因翻译路德作品而牺牲生命，宗教改革成为大学时期谈话与讨论的题旨。
加尔文大学时，他的拉丁文教授柯第尔（英语：Cordier）曾公开批评当时的天主教（后来考第尔加入宗教改革运动又在日内瓦学院执教）。加尔文的表兄欧利夫坦（Robert Olivetan）将《圣经》译成法文，因此，他对直接研究《圣经》感到兴味十足，他们多次共同讨论，欧利夫坦主张只有两种教派：一个是人类靠自己功德得救的，一个是由上帝主宰谁可以得救。此外，加尔文在巴黎的一些密友如克智弟兄等，都是极端批评现世并接纳路德观念的人。在奥尔良大学时，他住在一位路德派商人福尔治（Etiennedela Forgre）家中，他的家是宗教改革同志们的聚会处，这位商人乐善好施，每逢将食物赠给穷人时，就伴随发送路德的小单张。在波纪斯大学（University of Bourges）时，加尔文从瓦尔玛（Wolmar）学习希腊文并一同研读《新约》，听到瓦氏口中对腐败教会的侮辱与非难，目睹了的当时教会与新约教会的教义与生活相去甚远。
1533年，加尔文放弃天主教，1534年赴瑞士巴塞尔，1536年定居日内瓦并发表《基督教要义》。1538年由于严厉批判，和市政当局冲突，被迫出走斯特拉斯堡。1540年日内瓦宗教改革派重掌政权，1541年加尔文应邀重返日内瓦。建立日内瓦归正宗教会，日内瓦市和地方教区两级牧师团体组成教会的领导机构。加尔文从1542年至逝世前一直是市级牧师团的主席。从1541年到1555年进行一系列的神学争论。1559年圣诞节，市议会通过接纳加尔文为正式公民身份。
当时的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并非在加尔文加入才开始，在加尔文之前是由法惹勒（英语：William Farel）等人发起的，并在1536年市民大会投票决定建立基督教城市。加尔文本人并非日内瓦的独裁者，他为当时日内瓦议会与教会制定规章制度，坚定而柔和地要确切执行，他个人也要守法与依法办事，这一切要成为后人有法可依的传统。加尔文本人不是主动把一套法规强套在日内瓦，他是应邀以其法律与神学知识，协助当地市议会制定教会法（不再受罗马教廷辖制）。当加尔文于1541年重返日内瓦，他完成《日内瓦教会宪章》。由于加尔文早年师承当时有名望的法律界前辈，所以他能够整理出一套合乎信仰价值又能实践的教会典章。当时的政治现实，根本不容许加尔文“只手遮天”独断专行，他要不断作出某程度的妥协。
麦格夫于《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这样评价加尔文：“加尔文不是日内瓦的独裁者，以铁杖来管辖百姓。加尔文甚至大部分时间不是日内瓦的公民，因此不能拥有政治的权柄……最终来说，加尔文对日内瓦的影响力，不是基于其正式的法律地位 （这是微不足道的），而是本于其作为传道者与牧者个人颇大的权威。”（157-58页）
神学家兼科学家米格尔·塞尔维特的最新著作就像一记耳光，掌掴在《基督教要义》的作者加尔文的脸上，加尔文遂寄了一份自己的书稿给对方作为答复。而塞尔维特的报复很快，他用攻击性的言论给全文做了注解。加尔文对塞尔维特渐深的厌恶，源于塞尔维特反对三位一体的观点，以及那种糅合了优越感以及人身攻击的语气。
后来，加尔文向法国罗马公教宗教裁判所通信举报塞尔维特，法国宗教裁判所裁定塞尔维特异端罪成立，对他处以火刑，由于塞尔维特逃离，所以焚毁其雕像，还有其著作。塞尔维特逃到日内瓦，参加了加尔文在日内瓦的一次布道，却因而被逮捕，被日内瓦理事会定罪并判处火刑。加尔文认为应该处死塞尔维特，但火刑太残忍，应该用人道的方式处决，主张改为用剑斩杀。然而此种杀害反对分子的事件，仍在日后使神学家卡斯特留对加尔文产生激烈批判。
加尔文向其他国家传播新教教义，他的观念深深影响荷兰、苏格兰和英格兰。他还从事政治活动，邀请一些法国王室成员和贵族加入法国的结盟宗（加尔文派）。之后法国发生宗教战争，他延揽大批欧洲新教难民到日内瓦，使日内瓦成为归正宗的国际中心，号称“新教的罗马”，加尔文是“新教的教皇”。加尔文对新教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贡献，在理论与实践上奠定了归正宗的基础。他的神学名著是《基督教要义》。
1564年，加尔文罹患重感冒，出现高烧以及咳血，以致其健康急速恶化，最终于5月27日病逝于日内瓦。
预选说，即救赎预定论，是加尔文最知名的主张，虽然救赎预定论是他倡导的神学遗产，但主要架构非他原创，主要来自奥古斯丁的思想。就“救赎预定论”可分“救赎”及“预定”两点来说。对于预定，加尔文认为，一个人得不得救，在于神的拣选，人的选择在这件事上是毫无主权的。意即：神预定某些人得永生，某些人会灭亡。故神将救恩赐与会得永生的人，至于灭亡的人则任其灭亡。神的恩慈是为了要见证祂的救赎，跟做功德无关，也跟个人无关。至于人们疑惑为什么有人不被拣选，他引用了《申命记》29:29：“隐密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惟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他说人不会也不能质问神为什么施恩予人，那就不能问为何神会弃绝某些人。属神的心意人是无法明白，但对于拒绝救恩，人类依然需负责任。
至于救赎他发展了马丁·路德所提出的因信称义之论述。这个论点起初由奥古斯丁所提出，直到马丁·路德时发展出“法庭式的称义”。两人不同在奥古斯丁认为“义”是内在的，当神赐给人恩典时，“义”便成为人的一部分。对马丁·路德及加尔文而言，这“义”是属外在的，是“算作”、“当作”、“归给”，人依然是罪人，只是在人们因着信神就算我们“为义”。而加尔文更提出“双重恩典”说，在神的眼中算为义是恩典之一。第二个恩典则是：当人接受耶稣与基督联合之时，信徒便可进入更新的过程，使其内在生命更像基督。
《基督教要义》中没有为“圣灵论”单独写一个章节，必须从整本书的论述归纳他的观点。加尔文认为，上帝的灵与上帝的工作同时进行，而促成人的“相信”，当圣灵在人心中运行光照人心，使人在读了上帝的话而产生信心。所以人非用理性接受信仰，亦非用理性确认圣经的权威，而是圣灵那奥秘的力量所做的工作。
加尔文的教会论涵盖非常广，包括了基督徒的自由、教会的权柄、真教会的基本特质等，其中他所认为真教会的特质应该包括了：“传扬神的道”及“遵行圣礼”。所以传福音、聆听上帝的话及遵行圣礼都是十分重要的。圣礼的定义加尔文对圣礼的定义是：“神赐恩给我们的证据，是一种外在的印志，和我们对祂的敬虔之互相印证，加以确认。”
其中必要圣礼特别是指“洗礼”与“圣餐”。“洗礼”：加尔文认为洗礼是基督徒的第一个圣礼，其意涵是加入教会的表记，好叫人们跟基督共融，列为神的儿女。加尔文非常反对私人洗礼。因为他认为洗礼与圣餐是教会的公共圣职，私人不可擅自施洗。且受洗者必须要先充分明白真理，才可施洗。
加尔文强调通过圣餐，使得信徒得以与基督连结。他并不重视饼跟杯，他主张“在圣灵里耶稣基督身体真实的临在”。也就是说，人在圣灵里改变而体验到耶稣基督的临在，体验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与血。但是在领受圣餐时，必须传扬神的道。所以对于当时罗马公教保留饼和杯，给生病无法前来的信徒或是王公贵族举行私人弥撒，这些作法加尔文并不赞成。因为他认为不在崇拜及充分宣扬上帝的话之场合领受圣餐，是没有意义的。
加尔文同意圣奥古斯丁对圣礼的看法，认为那是代表不可见之恩典的一个可见的记号。在《基督教要义》第四卷中，加尔文解说圣礼为“外部的标记，基督藉以说明并保证祂对我们的善意，为了支持我们信心的软弱，同时试验我们对祂的虔诚。”圣礼是以印记来保证其中所有的内容，是信仰的公开认定。他相信只有圣餐和洗礼具有圣经的权柄。关于圣餐，他不赞成变质说，也不认为只有以某种形式举行的圣餐礼才有效；同时，他也不赞成某些人的看法，以为饼与酒只是一种象征，用来代表祂的身体，目的是刺激人的记忆、敬虔或信心。加尔文认为圣礼赐下的，就是它们所代表的；主不仅要求我们看，而且要吃与饮，这样的行动就表明了在祂与我们之间，有一种生命的联系。这个联系在道被宣讲出来以及人以信心来回应时，就已经创造出来；当人以信心来领受圣餐礼，生命的联系就得以加强而更加密切。加尔文反对路德对圣餐功效的解释，他认为基督的身体一直是在天上，我们是被圣灵的大能提升到天上，来领受祂的身体。他强调，领圣礼的人若不是以信心来领受，圣礼就与他们无益。关于洗礼，加尔文认为“洗礼是准许我们进入教会的起码标记，为了与基督联合，我们可以被列在神的子民之中...是一种工具，借此神保证我们所有的罪都被涂抹，永远在祂面前消失。”借着洗礼，表明我们的罪被洗净，也是重生的标记。加尔文认为洗礼的方式并不重要，重点在于洁净。
日内瓦议会同意加尔文的主张，订定“规范基督教信仰”的法规，通过小议会、两百人议会、大议会，于十一月二十日教会法规（Ordonnances ecclesiastiques）成立。教会法规是为整体的教会生活，以服事功能为规划，教会生活，必须受牧师、教师、长老与执事，四种职分各有严谨不同的职责，都是在日内瓦教会的组织里。虽然有严格的纪律，但是纪律不过是信仰的建设一部分，并不单独存在，是为了传福音和施行圣礼，要具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