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茨堡会议又称萨尔茨堡训令（德语：Salzburger Diktat，斯洛伐克语：Salzburgský diktát），是一场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斯洛伐克的会议，于1940年7月28日在德国东部边疆（原奥地利所在之处）的萨尔茨堡举行。德方在这场会议中要求斯方将斯洛伐克人民党中坚持独立外交政策之纳斯塔普（英语：Nástup）派系排除出斯洛伐克政府，并威胁单方面撤销德国在1939年《德斯条约》（斯洛伐克语：Zmluva o ochrannom vzťahu medzi Nemeckou ríšou a Slovenským štátom）中对斯国的保护承诺。
斯洛伐克最终向德国屈服，亲德的激进派取代了纳斯塔普派的地位。斯国遂在立场上愈加倾向德国，尤其是反犹太措施方面。不过，鉴于斯国政府高阶职位缺乏足够的人民党支持者，以及斯国采用领袖原则、以约瑟夫·蒂索为最高领导人等因素，使德国的最后通牒影响有限。
1938年11月，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在第一次维也纳仲裁裁决中将时属捷克斯洛伐克之斯洛伐克南部部分领土割让予匈牙利。1939年3月14日，斯洛伐克在德国保护下宣告独立，隔日德军便占领并合并残余的捷克领土。3月23日，德斯签署条约（斯洛伐克语：Zmluva o ochrannom vzťahu medzi Nemeckou ríšou a Slovenským štátom），斯国将大部分外交、国防自主权交予德国，换取其边境保障与经济援助。
法西斯斯洛伐克为一党制国家，由斯洛伐克人民党单独执政。人民党有两个主要派系，激进派与保守派（教权主义派）。激进派之主要领导人为时任斯洛伐克总理沃伊捷赫·图卡和准军事部队赫林卡卫队（英语：Hlinka Guard）时任指挥官亚历山大·马赫（英语：Alexander Mach），他们因接受德国统治而较受德方欢迎；时任总统约瑟夫·蒂索领导的保守派则较受天主教神职人员与民众欢迎。两派展开权力斗争，争取德国支持。此外，另有以《纳斯塔普（英语：Nástup）》期刊为中心之知识分子派系，支持独裁但反对模仿德国，并坚持独立外交政策；时任内政部（英语：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lovakia)）部长兼外交部部长（英语：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Slovakia)）费迪南德德·杜坎斯基（英语：Ferdinand Ďurčanský）即属于此派系。因保守派在外交政策上倾向实用主义，而纳斯塔普派可能与之合作，遂引起德国将其影响力排除之企图。
萨尔茨堡会议召开时正值法国战役结束、法国投降，而英国失败、德国胜利的结局貌似近在眼前；军事胜利使德国在与盟友谈判时居于上风。此外，德国亦希望将其势力范围深入多瑙河流域，并迫使当地盟友与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会议前，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甫于7月10日与匈牙利官员会面、于会议前二晚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官员会面。
希特勒于1940年7月中旬邀请蒂索、图卡和马赫与会。党卫队保安处原亦欲邀请杜坎斯基与会，这样他们便可以挫败他回避失去权力的任何企图。
7月28日，蒂索先是与德国外交部部长（英语：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Germany)）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私下会面；里宾特洛甫告知蒂索，德国将斯洛伐克纳入其生存空间之内，因此有权干涉斯洛伐克内政。他要求蒂索放弃让斯洛伐克成为天主教神权国家，并应考虑到杜坎斯基尝试与西方列强和苏联保持联系的“罪行录”将其免职。之后蒂索与希特勒会面；希特勒威胁他，若不遵守要求，德国将撤销1939年条约中对斯国的保护承诺，而斯国将任由匈牙利摆布。蒂索回复希特勒称，斯国并未“在泛斯拉夫主义政策框架内向俄罗斯倾斜”，“那些（宣传此论点的）传单是犹太人、马扎尔人和捷克人的阴谋诡计，他们企图抹黑德国对斯洛伐克的印象”。
斯方则要求调整第一次维也纳仲裁裁决之内容。他们特别希望取回六块领土：弗拉布莱－舒拉尼、卢切内茨、耶尔沙瓦、科希策、北沙托劳尔尧乌伊海伊及索布兰采，总面积约3,600平方公里；据斯国外交部统计，这些区域共有20.9万名斯洛伐克人与10万名匈牙利人。不过，里宾特洛甫在斯方与希特勒会面时插话称“不可能”调整裁决内容。
至于其他内容，据以色列历史学家耶沙亚胡·耶利内克（德语：Yeshayahu A. Jelinek）表示：“这场会议的许多细节我们不得而知，特别是给予图卡和马赫的指示，如果有的话。”
斯洛伐克最终向德国屈服，以亲德的激进派人士取代了纳斯塔普派人士。杜坎斯基被迫下台，其内政部部长与外交部部长之职分别由马赫和图卡接任；时任斯洛伐克人民党总书记约瑟夫·基施鲍姆（斯洛伐克语：Jozef M. Kirschbaum）亦遭撤换；康斯坦丁·丘伦（斯洛伐克语：Konštantín Čulen）则卸任宣传部部长一职，由激进派的卡罗尔·穆尔加什（斯洛伐克语：Karol Murgaš）接任。不过，德方意识到这些激进派人士并不如原先那批人称职，遂避免让他们取得影响力太大的官位。杜坎斯基后来声称被免职的事实证明他反纳粹，且实际上是犹太人的“朋友”。
此次会议标志着激进派的一次胜利、保守派的一次挫败。蒂索认为此次会议是“我受过最严厉的一次惩罚”，并一度要求辞职。除了马赫以外，没有任何斯方领导人对结果感到满意；甚至连图卡亦未得到他想要的总统或国防部（英语：Ministry of Defence (Slovakia)）部长等职位，且未有能力胜任实际上所被赋予之职务。
扬·里赫利克（Jan Rychlík）认为在此次会议后，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已“明确地仅倾向德国”。此次会议亦使斯国的反犹太政策收束，与德国靠拢。为回避德国强硬推行的政治变革，斯洛伐克人民党采用了领袖原则，将蒂索拥护为权威的最高领导人。另一限制德国最后通牒影响的因素，系斯国政府高阶职位缺乏足够的人民党支持者，部分乃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仰赖捷克官僚之故。斯国政府因而需依靠不尽支持人民党者（例如此前曾直接向杜坎斯基报告的外交官员中，有五分之四在前政府担任类似的职务，且基本上可确定并不支持人民党）；而像卡罗尔·克林诺夫斯克（Karol Klinovsk，1939年起任职斯国外交部主席团主席）等领导干部，亦因未有适合替代者而不受阻挠的留任。
此次会议还促成德国向斯洛伐克派遣顾问，不过这些顾问并非全部新任，此制度也非斯国独有。冲锋队官员曼夫雷德·冯·基林格（英语：Manfred Freiherr von Killinger）继汉斯·伯纳德（德语：Hans Bernard (Diplomat)）之后成为德国驻斯洛伐克大使，他由一群德国经济学家辅佐，并称他的任务为让斯洛伐克“在经济上百分百受（我们）支配”。此后德方陆续任命顾问，共计顾问团包含工作人员在内人数约达七、八十人之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