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英语：Elizabeth Cady Stanton，1815年11月12日－1902年10月26日），美国作家和行动主义者，为19世纪中后期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同时她还积极参与废奴运动在内的社会改革运动。1848年，在她的推动下成立了史上首个仅以女性权利为会议宗旨之塞内卡瀑布会议，她同时还为成立大会起草了《权利和感性宣言（英语：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她对女性参政权的理念虽然在会议上引起争议，但很快便获女性运动吸收为的核心原则。
1851年她与苏珊·安东尼相遇后，两人建立长达数十年的伙伴关系，为女权运动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南北战争期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等人成立女性忠诚全国联盟（英语：Women's Loyal National League）以争取废除奴隶制，并发展为当时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请愿活动。1868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创办《革命（英语：The Revolution (newspaper)）》报刊，用以争取及宣传女性权利。
南北战争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成为美国平权协会（英语：American Equal Rights Association）的主要创始者，致力于为非裔美国人和女性争取平等的参政权。当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草案仅提供黑人男性参政权时，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率先表示反对，并坚决表示应将参政权同时扩大至所有的非裔美国人和女性。两人的表态虽成功拉拢相同理念的成员，但也遭支持该修正案的成员斥责，进而导致美国平权协会的分裂。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本人则在导致协会分裂的会议中，使用精英主义和种族主义词汇表达她的想法，如她在反对黑人男性较所有女性优先获得参政权时便为此称：“我们须面对一项严肃的问题，那便是我们是否应站在一旁，让‘桑波（英语：Sambo (racial term)）’优先走进王国。”，这使她遭受废奴主义者和昔日好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谴责。
美国平权协会分裂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创立了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英语：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并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担任该协会的主席。二十多年后分裂的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和美利坚女性参政权协会（英语：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重新合并为美利坚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英语：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获推举为具荣誉性质的首任主席。尽管该组织所关注的议题逐渐着重在女性参政权，但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仍继续致力于解决多面向的女性权利问题。
她做为《女性参政权史（英语：History of Woman Suffrage）》前三卷的主要作者，为记录女性参政权运动的历史做出重大贡献，她于另一本著作《女性圣经（英语：The Woman's Bible）》中，对《圣经》内文进行了批判性检视，并提出其《圣经》对女性的态度反映了不文明时代所产生的性别偏见。
伊丽莎白·凯迪出生于纽约州约翰斯敦市的望族中，同时他们家族在该市的城市广场更拥有多达十二个仆人打理的家族宅邸。她的保守派联邦党员父亲丹尼尔·凯迪（英语：Daniel Cady）为该州最富有的地主之一，曾担任律师及美国众议员，并于卸任后成为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她的进步派母亲玛格丽特·利文斯顿·凯迪（Margaret Livingston Cady）曾在废奴运动中支持激进的加里森派，并于1867年响应签署争取女性参政权的请愿书。
伊丽莎白·凯迪为家族十一个子女中排名第七的女儿，然而她十一个兄弟姊妹中便有六个在成年前便夭折早逝，包括家族中所有男孩。导致她的母亲在生完众多子女身心俱疲的情况下，遭遇了众多子女的逝世而变得抑郁孤僻，最终由大女儿翠凡娜·凯迪·贝亚德（Tryphena Cady Bayard）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贝亚德（Edward Bayard）一肩扛起抚养家中年幼子女的责任。
伊丽莎白·凯迪在她名为《八十年和更多》（Eighty Years & More）的回忆录中称，年轻时家里有三个非裔男仆。其中研究人员已经确定当中一位非裔男仆名叫彼得·缇堡特（Peter Teabout）为奴隶身份，并且可能持续至1827年7月4日纽约州解放所有奴隶为止。伊丽莎白·凯迪于回忆录中使用深情的文字称，她和她的姐妹们一起与彼得·缇堡特在参加圣公会教堂聚会时一同坐在教堂的后方进行礼拜，而不是和白人家庭一样坐在教堂前方的位置中。
伊丽莎白·凯迪接受比当时大多数的女性更好的教育机会，并于家乡的约翰斯敦学院就读至15岁。同时她也是该校数学和语文高级班唯一招收的女性学生，再学校的希腊语比赛中她更获得了二等奖，并成为一名熟练的辩论家。她在约翰斯敦学院度过了愉快的校园时光，并称没有因为性别而在学校遇到任何阻碍。
她最后一位在世兄弟以利亚撒·凯迪（Eleazar Cady）刚从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联合学院（英语：Union College）毕业便撒手人寰，年仅20岁，这也让伊丽莎白·凯迪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对女性的低期望。她的父母也因此悲痛万分，当时年仅十岁的她试图安慰她的父亲，称会努力达成比肩兄长的成就，而她的父亲便对她说到：“哦，我的女儿，我真希望你是个男孩！”。
伊丽莎白·凯迪小时候便受到大量知识熏陶，她的邻居西蒙·霍萨克（Simon Hosack）牧师负责教授她希腊语和数学，而她的姐夫爱德华·贝亚德和以利亚撒·凯迪在联合学院的同学则教授她哲学和马术。她的父亲丹尼尔·凯迪更带着她学习法律书籍，以便伊丽莎白·凯迪可以在餐桌上与他的法律助理进行辩论。伊丽莎白·凯迪后来想继续攻读大学，但当时没有大学愿意招收女学生，最初她的父亲也认为她不需要继续升学，最终他同意让伊丽莎白·凯迪进入位在纽约州特洛伊由埃玛·威拉德（英语：Emma Willard）创立和经营的特洛伊女子神学院（英语：Emma Willard School）进行就读。
伊丽莎白·凯迪在她的回忆录中曾说，她在特洛伊的学生时期对由基督教复兴运动（英语：Christian revival）核心人物的福音派传教士查尔斯·芬尼所进行为期六周的宗教复兴课程感到非常惶恐不安。他的讲道内容加上她童年在喀尔文主义长老教会的经历，使她害怕自己遭受神罚（英语：Damnation）并称：“对审判的恐惧抓住了我的灵魂。迷失者的景象变成了我的梦魇。精神上的痛楚伤害了我的健康。”。最终她父亲和姐夫说服伊丽莎白·凯迪无视查尔斯·芬尼的警告，并带她说前往尼加拉大瀑布进行为期六周的旅行，在此期间她阅读了理性主义的哲学著作，并借由这些著作恢复了她所丧失的理性与理智。然而伊丽莎白·凯迪的传记作者洛瑞·金伯格（Lori D. Ginzberg）称此段回忆录记载存在一些问题，如伊丽莎白·凯迪就读特洛伊女子神学院时，查尔斯·芬尼已经有六个星期没有进行讲道。因此洛瑞·金伯格怀疑她借由编造此段童年记忆，来强调女性会因陷入宗教的魔咒而伤害自己。
作为一个年轻女子，伊丽莎白·凯迪经常前往同住在纽约州北部的表兄格里特·史密斯（英语：Gerrit Smith）家中旅行。格里特·史密斯与她保守派父亲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他是位废奴主义者，同时也是“神秘六人组（英语：Secret Six）”的成员，该组织曾资助约翰·布朗突袭哈珀斯渡口，来试图引起受奴役的非裔美国人进行武装起义。在格里特·史密斯的家中，她遇到了著名的废奴主义者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英语：Henry Brewster Stanton），尽管她父亲对门婚事有所保留，最终两人还是于1840年结婚，她在婚礼的誓词中省略“服从”一词。伊丽莎白·凯迪后来写道：“我坚决不服从一个我认为正与之建立平等关系的人。”，此举虽然不常见，但并非闻所未闻，如贵格会便早已在婚礼上省略“服从”有段时日。伊丽莎白·凯迪将她丈夫的姓氏作为她自己名字的一部分，自称为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或E·凯迪·斯坦顿，但坚决不称自己为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夫人。
从欧洲度蜜月回来后不久，斯坦顿一家便搬进位在约翰斯敦的卡迪家中。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便开始在他岳父丹尼尔·凯迪手下学习法律，直到1843年斯坦顿一家搬到马萨诸塞州切尔西为止，之后他任职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中。在切尔西生活期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享受着与废奴主义者聚会所带来社会、政治和知识面的刺激，同时她也受到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等人的熏陶。1847年，斯坦顿一家搬到了纽约州五指湖地区的塞内卡瀑布（英语：Seneca Falls (CDP), New York），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父亲为他们购买的房子（英语：Elizabeth Cady Stanton House (Seneca Falls, New York)）中，现在该栋房子已成为女性权利国家历史公园（英语：Women's Rights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的一部分。
斯坦顿夫妇共有七位子女，在当时分娩被认为是一件极为私密的行为，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则采取更加开放的做法，在生完孩子后她便会在家门升起一面旗帜，如果是男孩便升起红旗，若是女孩便升起白旗。她的女儿哈里奥特·斯坦顿·布拉奇（英语：Harriot Stanton Blatch）长大后更和她的母亲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一样成为了女性参政权运动领袖。当中历史学家借由分析斯坦顿夫妇子女的出生间隔，推论两人一定进行过节育行为。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自己便曾说，她的孩子皆是通过“自主受孕”（voluntary motherhood）而产下的。在普遍认为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的性要求的时代，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认为女性应该掌握自己的性关系和分娩意愿，同时她也说：“一个健康的女人和男人一样拥有激情。”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鼓励她的子女广泛的探索各种兴趣、活动和知识，而她的女儿玛格丽特·斯坦顿（Margaret Stanton）描述她总是“阳光、开朗和放纵的”。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曾表示她喜欢做为母亲经营著这个大家庭，但她发现自己在塞内卡瀑布因缺乏知识上的陪伴和刺激感到不满意，甚至因此感到沮丧。
1850年代，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因身兼律师和政治家的缘故，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中远居在外。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则因孩子们还小而难以抽身旅行，使得她为此感到抑郁。这种情形持续了多年，使夫妻俩分居的次数远多于同居的次数。他们这段婚姻共持续47年，最终于1887年以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去世而告终。
虽然斯坦顿夫妇都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但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和她父亲丹尼尔·凯迪一样对女性参政权抱持否定的态度，因此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的传记作者对他下了“充其量是一个三心二意的‘女权男士’。”的评语。
1840年斯坦顿夫妇在英格朗德罗蜜月的同时，亦前往伦敦参加世界废奴主义会议（英语：World Anti-Slavery Convention）。然而会议中男性代表借由投票来阻挡已受所属废奴主义协会任命的女性与会代表进行会议，并要求女性代表仅能入座于由帘幕所隔离的特定区中的行为令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感到震惊及不解。著名的美国废奴主义者和女权支持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因故迟至该场争议性的表决后方才入席，他为此便以就座于女性入席区以示抗议。
废奴主义和女性权利倡导者的贵格会牧师柳克丽霞·莫特亦是该场会议的女性与会代表，虽年纪较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年长，但仍不妨害两人快速建立起持久的友谊，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同时也热切地向这位富有经验的社会运动家学习。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伦敦时便曾前往一间一位论派教堂中旁听柳克丽霞·莫特的布道，这次经验成为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首次聆听到女性进行布道甚至是于公共场合发表谈话。她后来更赞扬了这个会议，使她的兴趣集中在争取女性权利上。
在参与世界废奴主义会议的经验对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产生重大影更因此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期间对法律书籍的研究使她确信，为了克服性别不平等必须进行法律改革。在亲身经历了女性作为妻子和管家的乏味角色后使她体悟：“大多数女性疲倦且焦虑的神情给我留下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应该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纠正整个社会，特别是对女性的错误行为。”。然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由于忙于家务，导致与其他社会改革者较为疏远，进而使她不知如何加入社会改革的行列。
1848年夏天，柳克丽霞·莫特从宾夕法尼亚州前往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住家附近参加贵格会会议，并邀请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与她和其他三位进步派贵格会女性前往参加。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有心灵羁绊的情况下吐露她的心声：“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未曾有过如此强烈和愤慨，以至于我鼓动自己以及聚会中的其他人，勇于去做任何事。”。因这场聚会而聚集的女性与会者最终决定于几天后在塞内卡瀑布举行一场女性权利会议，而柳克丽霞·莫特则于会议前先在该处下榻。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做为塞内卡瀑布会议中《权利和感性宣言（英语：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的主要起草者，她以《美国独立宣言》为蓝本来撰写该宣言的内容及宗旨。该宣言的控诉清单中包含“错误地否决女性参政权”，以显示她打算在会议上引起对女性参政权的讨论。此举在当时虽是极具争议的想法，但并非崭新的概念，她的表兄格里特·史密斯（英语：Gerrit Smith）对该种激进思想并不陌生，不久前便曾在布法罗自由联盟会议上呼吁授予女性参政权。然而当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看到宣言中包含女性参政权时便告诉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她的行为会导致整个诉求变成一场闹剧，而主要演说者柳克丽霞·莫特也对该提议感到不安。
为期两天的塞内卡瀑布会议估计共有300名男女前往参加，并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首次对公众的演说中，讲解该场会议的目的和女性权利的重要性。在柳克丽霞·莫特演讲结束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便宣读《权利和感性宣言》，邀请与会者进行签署。接下来会议中大多数决议皆一致通过，除了第九项决议条文：“这个国家的女性有责任确保自己享有神圣的参政权。”，并在经历激烈的辩论后，由曾受奴役的废奴主义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给予强力支持下通过。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妹妹哈丽雅特·凯迪（Harriet Cady）亦出席了该场会议并签署了《权利和感性宣言》，然而她的丈夫却要求她划除她的署名。
虽然这是一次临时组织起的地方性会议，但其话题性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相关文章更出现在纽约市、费城和许多地方的报纸上。塞内卡瀑布会议作为首个为讨论女性权利而召开的会议，使它受现今历史学界认定为重大历史事件，研究该会议的历史学家茱蒂丝·威尔曼（Judith Wellman）便称该会议的《权利和感性宣言》成为“在1848年和未来于全国范围内，女性权利运动新闻传播的最重要因素”。该会议开始使用女性权利会议作为早期女性运动的组织工具，1851年的伍斯特全国女性权利会议（英语：National_Women%27s_Rights_Convention#1851_in_Worcester）中，要求女性参政权已成为美国女性权利运动的核心宗旨。
塞内卡瀑布会议结束两周后，于纽约州罗彻斯特举行了罗彻斯特女性权利会议（英语：Rochester Women's Rights Convention of 1848），该场会议由曾参加塞内卡瀑布会议的当地女性所组织，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柳克丽霞·莫特都受邀在这次会议上进行演说。与塞内卡瀑布会议创始大会由柳克丽霞·莫特的丈夫詹姆斯·莫特（英语：James Mott）担任主持人不同，罗彻斯特女性权利会议创始大会由身为女性的阿比盖尔·布什（英语：Abigail Bush）担任主持人，成为历史上首次由女性担任主持的会议。然而许多人对由女性主持男性和女性参加的大会之想法感到不安，更提出如“一个女人把一个男人排除在外，人们会作何感想？”的质疑，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本人亦反对推举一名女性担任主持人，尽管她后来承认了该行为的错误并为之道歉。
1850年第一届全国女性权利会议（英语：National Women's Rights Convention）召开，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因怀孕而无法出席会议，因此她向会议发送了一封名为《女性应该担任公职》（）的与会信，概述了女性运动的目标。这封信中强调应支持女性担任公职的权利，并称：“女性可以为我们共和国的‘政治实验’产生‘净化、增化、软化’之影响。”。此后于开会前拆封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与会信成为全国女性权利会议的传统，而她本人则直到1860年才亲自参加会议。
1851年苏珊·安东尼造访塞内卡瀑布时，受到共同好友的女性权利支持者艾蜜莉·布卢默介绍给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认识。苏珊·安东尼来自一个积极参与改革运动的贵格会家庭，她的年龄较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小五岁，两人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并成为往后生活的转捩点，同时对女性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两人具有相互辅助的技能，苏珊·安东尼擅长组织，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擅长相关知识和写作。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后来便说：“在写作方面，我们相互合作比单打独斗能产生更好的收获。虽然她的写作速度缓慢，但善于进行分析，而我的写作速度飞快且综合性很强。我是位好的作家，而她是位好的评论家。”苏珊·安东尼在两人多年共同工作的时光中以多种方式顺应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如她从未接受任何较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高阶的职位。在她们的信件中互称对方为“苏珊”和“斯坦顿夫人”。
由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须照顾家中的七个孩子，苏珊·安东尼则因未婚而可以自由旅行，所以在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进行写作时，苏珊·安东尼便借由照顾她的孩子来协助她进行写作，同使也使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可以为苏珊·安东尼撰写演讲稿。苏珊·安东尼的传记作者便称：“苏珊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分子，几乎是斯坦顿夫人孩子的另一位母亲。”，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传记作者则称：“斯坦顿提供了想法、修辞和策略；安东尼则负责发表演讲、发放请愿书以及租借讲厅。由斯坦顿进行制作，安东尼进行激扬。”。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丈夫为此说：“苏珊搅动布丁，伊丽莎白搅动苏珊，然后苏珊搅动世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自己则称：“我锻造雷电，而她发其之。”。女性历史学教授安·德克斯特·戈登（英语：Ann Dexter Gordon）表示：“1854年安东尼和斯坦顿两人的‘合作关系已经完成整合，使纽约州的女性运动成为全美国最成熟的女性运动’”。
1861年，斯坦顿一家从塞内卡瀑布搬到纽约市后，他们所住的每一间房子都有为苏珊·安东尼预留房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传记作者因此估计在她的一生中，与安东尼相处的时间比包括她的丈夫在内任何其他成年人相处的时间还多。
1865年12月，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在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起草期间向国会提交了第一份有关女性参政权的请愿书。其中对国会提交给各州批准的版本中使用“男性”一词提出质疑。由于国会最终未删除该词汇，于是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于1866年10月宣布将担任首位参选国会议员的女性候选人。最终她以独立候选人进行参选，虽然仅获得24张选票，但此举引发了围绕女性服公职与参政权等权利遭撕裂的话题。
1872年12月，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各自为美国国会撰写新启程（英语：New Departure (United States)）纪念文，并受邀向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宣读她们的纪念文。新启程虽将女性参政权和服公职等权利进一步带到国会议程的最前沿，然而新启程政策最终遭国会否决。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这段关系并非没有压力，尤其是苏珊·安东尼所处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强大的领袖魅力和渲染力之下。1871年，安东尼便为此称：“无论谁走进客厅或面对面与那个女人攀谈，都会为此付出可怕阴影的代价，这便是我在过去十年中所付出的代价，然而我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我觉得借由她所受的瞩目和听闻使我们的成果受益达到最大化，而我最好的工作便是为她开辟此条道路。”。
在1850年代以前酗酒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法律赋予丈夫完全掌控家庭及财务的权力，为此许多社会运动家认为禁酒运动（英语：Temperance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是攸关女性权利的议题。在当时由于法律并未保障妇女对酗酒丈夫的追诉权，使得丈夫即便因酗酒令家庭一贫如洗且对妻子和子女进行家暴，她也难以进行离婚，即便成功离婚也很容易使酗酒的丈夫成为他们孩子的唯一监护人。
1852年，苏珊·安东尼被选为纽约州禁酒会议的代表，然而当她试图参与讨论时却遭会议主席阻止，会议主席更称女性代表只是来旁听和学习的。多年后苏珊·安东尼观察到“女性采取的任何前卫手段都没有像公开演讲那样引起激烈讨论。因为她们没有为此进行尝试，甚至没有为此争取参政权，她们连是否受到虐待、谴责和敌视都不知。”。为此苏珊·安东尼和其他女性成员决定退出该会议，宣布她们将组织女性禁酒会议，同年大约500名妇女在罗彻斯特会面并创建了女性州禁酒协会（Women's State Temperance Society），并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担任主席而苏珊·安东尼担任州代理人。这种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担任面向公众的主席，而苏珊·安东尼担任幕后活跃的推手，成为她们晚年创立的组织之特点。
在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自1848年以降的首次公开演讲中，她为协会发表的主题演讲中，激怒了许多保守派宗教份子。当时许多保守派反对以任何理由进行离婚，然而她的演讲中呼吁将酗酒作为离婚的合法理由，同时她也呼吁酗酒丈夫的妻子控制他们的婚姻关系并称：“不要让任何女性与酒鬼保持妻子关系，且不要让酒鬼成为她孩子的父亲。”。她亦抨击宗教机构并呼吁女性将她们的钱捐给穷人，而不是“教育年轻人从事传道工作，为不知名的上帝建立神学贵族和华丽圣殿”的宗教机构。
然而这项理念也使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该组织的次年会议上，遭保守派表决罢黜其协会主席一职，于是她和苏珊·安东尼便从辞去与该组织一切相关职位。此后禁酒运动对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来说已非重大的改革运动，尽管她仍在1850年代初期继续借助当地禁酒协会作为倡导女性权利的渠道。她经常为《百合花（英语：The Lily (newspaper)）》撰写文章，并帮助该月报从聚焦禁酒运动转型为聚焦女性权利运动新闻的报刊。同时她还为由宝丽娜·凯洛格·莱特·戴维斯（英语：Paulina Kellogg Wright Davis）所主编的女性权利期刊《尤娜（英语：The Una）》和霍勒斯·格里利所主编的《纽约论坛报》进行撰稿。
当时已婚妇女的地位部分是由英格兰普通法规定的，几个世纪以来英格兰普通法在当地法院确立了从夫原则（英语：Coverture），该原则认为妻子应受到丈夫的保护和宰制。威廉·布莱克斯通于1769年出版的《英格兰法释义》一书中释义为：“通过婚姻，丈夫和妻子于法律上成为单一个体，换言之妻子的个体及法律存在于婚姻存续期间为冻结状态。”，此也使已婚女性的丈夫成为妻子任何带入婚姻阶段财产的所有者，而她则连签订契约、以自己的名义经营企业，甚至是在离婚后保留孩子监护权的权利都受限制。当时部分美国法院亦遵循从夫原则，在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南部少数州份则愿意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平等权利，而全国中许多州立法机构通过立法来限制从夫原则以致于整个普通法系统的传统原则。
1836年，纽约州立法机构开始考虑制定《已婚妇女财产法（英语：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s in the United States）》，并由女性权利倡导者欧内斯汀·罗斯（英语：Ernestine Rose）作为是早期支持者，她发放协助该法案通过的请愿书。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父亲丹尼尔·凯迪（英语：Daniel Cady）则因没有儿子可以继承其可观的财产，而面临最终须将大笔财产转移给女儿丈夫的因素下支持该项草案。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本人则早于1843年便透过发放请愿书及游说州议员等方式来协助该法案的通过。
该法案最终于1848年获得通过，它允许已婚妇女保留她在婚前拥有及婚后获得的财产，并保护她的财产免受丈夫债权人的侵害。该法案于塞内卡瀑布会议创立前不久颁布，通过提高妇女独立行动的能力来加强女性权利运动，以及削弱丈夫为妻子代言的传统习惯，来协助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所倡导的许多社会改革，如女性在公开场合发言及参政等权利。
1853年，苏珊·安东尼在纽约州组织一场请愿活动，旨在要求改进《已婚妇女财产法》。作为向纽约州议会提交请愿书程序的一部分，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于1854年前往纽约州议会司法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英语：Joint session）上发表演说，她认为需要授予女性参政权才能使真正保障她们所获得的财产权。1860年，她再次获邀前往纽约州议会司法委员会，此在是在州议会议事堂中向一大群听众发表演说，她认授予为女性参政权是对已婚妇女和她们的子女及资产唯一真正的保护，她也指出女性和奴隶在法律地位上的相似之处并说：“我们经常听到的肤色偏见并不比对性别偏见更强烈，而它们皆是由同样的原因所产生，并以同样的方式所呈现。即尼格罗（英语：Negro）的皮肤和女人的性别都是男性撒克逊白人为使他们服从的明确证据。”，最终纽约州议会于1860年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法》修正案。
1851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外侄女伊丽莎白·史密斯·米勒（英语：Elizabeth Smith Miller）为纽约州北部带来一种新的服装风格，与传统的及地连衣裙不同，该种服装风格由及膝连衣裙与潘塔龙斯裤（Pantaloons）所组成。后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好友兼邻居的艾蜜莉·布卢默在她出版的月刊《百合花（英语：The Lily (newspaper)）》中宣传此种服装穿搭，因此该服装风格被讹传为布卢默连衣裙（Bloomer dress）或简称为布卢默斯裤（Bloomers）。尽管该种穿搭受到保守派的嘲讽并提出“女性穿任何裤子的想法都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之论点，但是很快许多女性改革运动家便开始采用该种穿搭风格。对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来说灯笼裤解决一只手拿着蜡烛，另一只手不知何故还须提起长裙裙摆以免绊倒的窘境。然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穿了两年灯笼裤后，便因它引起的争议明显模糊了人们对女性权利的议题而放弃该种穿搭，其他争取女性权利的社会运动家最终也因此放弃该种穿搭。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早在1852年的女性州禁酒协会上，便已经透过倡导妇女与酗酒丈夫离婚的权利来对抗传统主义者。在1860年第十届全国女性权利会议（英语：National Women's Rights Convention）上长达一小时的演讲中，她前卫的思想引发了一场占据整个会议议程的激烈辩论。演讲中她引用不健康婚姻的悲惨例子来暗示一些婚姻相当于“合法卖淫”，同时她也挑战了婚姻中的情感和宗教观点，并将婚姻定义与其他契约受相同制约的民事契约，并为此称：“如果婚姻没有产生预期的幸福，那么将其结束便是一种责任。”。然而废奴主义领袖温德尔·菲利普斯（英语：Wendell Phillips）在随后的讨论中强烈反对该言论，同时他认为“离婚不属于女性权利议题，因为它对女性和男性皆产生相等的的影响”，并以该议题不当为由试图将其从会议记录中删除，但最终并没有成功。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后来的巡回演讲中，以关于离婚相关演讲最受欢迎，曾吸引了多达1200名观众前往聆听。在1890年一篇名为《离婚与内战》（Divorce versus Domestic Warfare）的文章中，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反对部分女性社会运动家所要求之更严格离婚法的呼吁，并为此称驳斥道：“离婚人数的迅速增加，远没有出现低劣的道德状态，且正好恰恰相反。当前女人正处于从奴役到自由的过渡时期，她并不会再接受迄今为止所单方面温顺地忍受的生活条件和婚姻生活。”。
1860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出版一本名为《奴隶的倾诉》（The Slaves Appeal）的宣传册，她在册中透过虚构的女奴隶观点进行书写，册中倾诉者使用如“纽约的男女，雷神在与你谈话。”等生动的宗教语言进行倾诉，虽然册中所表达的宗教观点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本人的宗教观点截然不同。册中倾诉者描述了奴隶制的恐怖称：“昨天在新奥尔良市场上，你出钱所购买的那个颤抖之女孩，并非你的合法妻子。对主人和奴隶来说，这都是触犯上帝亘古不变的律法并将为此受到神罚（英语：Damnation）的行为。”。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透过这本宣传册呼吁民众无视《联邦逃亡奴隶法（英语：Fugitive Slave Act of 1850）》，将该宣传册做为反对猎捕逃亡奴隶的请愿书。
1861年，苏珊·安东尼在纽约州北部组织了一场废奴主义巡回演讲之旅，其中包括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内多位演讲者。巡回演讲于当年一月启程，此前南卡罗来纳州已脱离联邦独立，因此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演讲中称：“南卡罗来纳就像一个任性的儿子，其行为已危及整个家庭，最好的做法便是让它离去”。此言论导致之后的演讲场次屡屡遭受暴徒打断，他们认为废奴主义运动正在导致南方各州脱离联邦，同时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因临时须返家照顾子女而无法参加部分讲座，最终在持续升温的暴力威胁及丈夫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的催促下退出了该次巡回演讲。
1863年，苏珊·安东尼搬进位在纽约市的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家中，两人开始筹组女性忠诚全国联盟（英语：Women's Loyal National League），以争取废除奴隶制的美国宪法修正案。并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担任该联盟的主席，苏珊·安东尼担任联盟秘书。作为美国首个全国性的女性政治组织，成功在当时美国史上最大的请愿活动中收集了近400,000个连署废除奴隶制的签名，占北部各州中每24个成年人便有一位进行连署。该请愿活动极大地帮助了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通过，终结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的奴隶制度，最终联盟于1864年因该修正案已明确将获得批准而解散。
尽管女性忠诚全国联盟的核心目的是废除奴隶制，但该联盟亦明确表示争取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也是联盟的目标之一，并在其成立大会上批准了要求所有公民不分种族或性别均享有平等权利的决议。该联盟以多种方式间接推进女性权利的进步，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也为此尖锐地诉诸公众在只允许男性投票的时代，请愿是女性唯一可用的政治工具。女性忠诚全国联盟请愿运动的成功证明了正式组织对女性运动的价值，传统上女性运动一直反对如此制式化的组织形式，多为松散组织的形式存在。该联盟由5000名成员构成了一个广布的女性社会运动家网络，此经验也帮助未来在争取参政权等社会运动创造人才库。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则因这些贡献，而在全美国享有盛誉。
南北战争结束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对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草案感到震惊，该草案虽将为黑人男性提供公民身份，但也首次将“男性”一词引入宪法中。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为此批评说：“如果嵌入‘男性’这个词汇，我们将至少需要一个世纪才能把它凿出来。”。
她们虽然反对该草案，但仍须为组织行动做出准备，主要因在南北战争期间女性运动很大程度上变得消沉。1866年1月，两人正式发出请愿书以要求修改该草案并纳入女性参政权相关条文，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将自身姓名签署在连署单首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于1866年5月组织了第十一届全国女性权利会议，同时这也是自南北战争开始以来的首次会议。会议上全国女性权利会议透过投票表决决定将改组为美国平权协会（英语：American Equal Rights Association），其目的是争取不分种族和性别所有公民参政权在内的平等权利。虽然最初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被提议担任协会主席，但被柳克丽霞·莫特反对。最终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担任协会第一副主席，苏珊·安东尼担任通讯秘书，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担任副总裁，露西·斯通担任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本次会议上为一些与会者提供款待，如曾被奴役的废奴主义和女性权利运动家索杰纳·特鲁思及苏珊·安东尼便获邀下榻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家中。
然而废奴主义者却反对美国平权协会的这项普遍参政权运动，如著名报纸《纽约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格里利便告诫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这是攸关共和党和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我让你记住这是属于‘黑人的时刻’。”，而同为废奴主义领袖的温德尔·菲利普斯（英语：Wendell Phillips）和西奥多·蒂尔顿（英语：Theodore Tilton）则安排与她们的会面，试图让她们相信争取女性参政权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应该先只为黑人男性争取参政权而不是为所有非裔美国人和所有女性争取参政权，然而她们坚决反对该项建议，并继续为普遍参政权而努力。
1866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宣布自己将担任首位女性国会参选人，并称：“虽然我不能投票，但宪法中没有任何内容阻止我竞选国会议员。”，虽然她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在与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竞争中只获得了24张选票，但此举吸引远至新奥尔良的报纸都关注于她的竞选活动。
1867年，美国平权协会在堪萨斯州进行公投连署，旨在赋予非裔美国人和妇女参政权。然而温德尔·菲利普斯以反对将两个族群绑定在一起为由，中止美国平权协会连署活动所期望的资金项目。因此到夏季末时，该协会的连署活动几乎因财政用罄而面临崩溃了，最终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在连署活动的截止日前接受了支持女性权利的富商乔治·弗朗西斯·崔恩（英语：George Francis Train）近乎及时雨的资金帮助，然而也因此引发一场争议风暴。当中乔治·弗朗西斯·崔恩因公开攻击共和党和贬低非裔美国人的诚信和智慧等举动激怒许多社会运动家，虽然有证据表明她们曾说服激进的乔治·弗朗西斯·崔恩抛弃他粗暴的种族主义举止，但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仍称：“如果他支持女性参政权，那么我会欣然接受魔鬼本人的支持”。
在1868年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获得批准后，美国平权协会内部便就提议中的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该修正案旨在禁止因种族而剥夺参政权。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为首的派别对该修正案持反对态度，她们认为该修正案将具有仅赋予黑人男性权利的现象，并坚持认为所有女性和所有非裔美国人都应同时获得参政权。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革命（英语：The Revolution (newspaper)）》的报刊中表示通过赋予所有男性参政权并同时排除所有女性的参政权，最终该修正案将创造一个“性别贵族”（aristocracy of sex），并借由宪法权威赋予人们男性优于女性的观念。露西·斯通为首的派别则反对两人的主张，她认为虽然女性的参政权比黑人男性的参政权更有利于国家，但她仍支持该修正案并称：“如果能将任何人从可怕的渊薮中救出，我便将为此心存感激。”。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关于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的辩论中，常使用精英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文字为《革命》撰写文章。她认为在许多前奴隶和劳动移民（英语：Economic migrant）在能够成为选民并有意义地参与政治之前，需要先经历长期的教育熏陶，她更为此写道：“富有且受过教育、文雅且蕴含美德的美国女性，如果你不希望中华、阿非利加、德意志和爱尔兰的低等阶层，以他们对女性的低级观念来为你和你的女儿制定法律。……应要求在政府中也须有女性代表。”，在另一篇文章中她亦反对由“不知道君主制和共和制区别的帕特里克、桑波（英语：Sambo (racial term)）、汉斯（英语：Hans (name)）和杨东”为女性制定法律。同时她还在其他公开场合使用了“桑波”一词，进而引起了她的老朋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谴责。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虽然强烈支持女性的参政权，但仍表示非裔美国人的参政权是一个更加紧迫的议题，实际上更是攸关生死的议题，为此他称：“白人女性已经通过她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的参政权对政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则认为此番言论“似乎并不慷慨”，并坚持认为除非女性与黑人同时获得参政权，否则黑人不应该获得参政权。另一方面同为曾受奴隶的索杰纳·特鲁思则支持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立场并称：“如果有色人种男性得到他们的权利，而排除有色人种女性的权利，你将会看到有色人种男性成为所有女性的主人，这将和以前奴隶制时期一样糟糕”。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早在1869年便呼吁通过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来为女性提供参政权，她为此称：“男性元素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集严厉、自私、夸大、好战、暴力、征服、占有于一身……并在女性遭废黜的过程中，我们释放了只有她的力量才能遏制的暴力及毁灭性元素。”。
此后美国平权协会逐渐分裂成两个派系，虽然每个派系都提倡普选，但双方主张南辕北辙。以露西·斯通为首的派系愿意让黑人男性先获得参政权，并希望与共和党和废奴运动保持密切联系，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为首的派系则坚决认为所有女性和所有非裔美国人都应该同时获得参政权，并致力于推动切断女性运动与共和党政治上的联系和废奴主义者经济上的依赖。美国平权协会最终在1869年5月的激烈会议后便名存实亡，随后两个派系分别成立美利坚女性参政权协会（英语：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和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英语：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两个相互竞争的女性参政权组织。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传记作者称此段时期因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所造成的分裂，最终导致“老朋友不是像露西·斯通变成了相互敌视的仇人，便是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变成了心存芥蒂的同志。”。
1868年，苏珊·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开始出版一份名为《革命（英语：The Revolution (newspaper)）》共16页的周报，并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与编辑经验丰富的废奴主义和女性权利支持者帕克·皮尔斯伯里（英语：Parker Pillsbury）共同担任编辑，而报刊所有者苏珊·安东尼则负责报刊的业务管理。最初《革命》的资金由女性权利支持者乔治·弗朗西斯·崔恩（英语：George Francis Train）提供，但他的政治和种族观点却使他遭许多社会运动家疏远。该报主要关注女性参政权为主的女性权利，但同时也涵盖政治、金融和劳工运动等主题。《革命》创刊目标之一便是提供一个让女性可以就关键议题交换意见的论坛。《革命》的创报格言为“男人，他们的权利未有多其者：女人，她们的权利未有少其者。”
哈里特·伊丽莎白·比彻·斯托和伊莎贝拉·比彻·胡克（英语：Isabella Beecher Hooker）姐妹曾提出如果将报刊名称改为较不激进的名称，便将提供该报资金资助，但最终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坚决保留其现有名称而拒绝了她们的提议。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等人的目标是将《革命》发展成为一家拥有自己印刷机的日报，并由女性拥有和经营全部事务。然而乔治·弗朗西斯·崔恩为报纸提供的资金少于预期，此外《革命》出版第一期后，他便动身前往英国，并且很快就因支持爱尔兰独立而入狱。最终乔治·弗朗西斯·崔恩的资金资助完全消失，并在29个月后因不断增加的债务迫使《革命》转售给一位富有的女性权利运动家，该报刊的行文语气也转为较温和的风格。《革命》尽管在她们手中经营的时间相对较短，但该报刊仍为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提供在女性运动内部分裂期间表达观点的方式，同时该报刊还帮助两人推广她们的派系，最终得以成为独立的女性运动组织。
然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以有孩子要抚养为由，拒绝承担《革命》所亏损的10,000美元债务，最终由资产较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少的苏珊·安东尼承担起此笔庞大的债务，并通过付费演讲的收益于六年后完成偿还。
1869年5月，在美国平权协会末次会议召开两天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等人成立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英语：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并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担任主席。六个月后，露西·斯通、朱莉亚·沃德·豪等人则成立与其竞争的美利坚女性参政权协会（英语：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且比前者组织规模更大，资金也更充足。造成女性选举权运动分裂的直接原因是提议中的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但两个组织在各方面中也有天南地北的分歧，如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在政治上保持独立，并以从联邦层面获得参政权为目标，同时致力于离婚改革和女性同工同酬等议题；美利坚女性参政权协会在政治上与共和党保持密切联系，希望借由支持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来换取共和党对支持女性的选举权，并以从各州逐一获得参政权为目标，同时仅致力女性参政权的议题。
随着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的成立，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提议将成员限制为仅由女性得加入，虽然最终该提议未受通过，但在组织实践中绝大多数成员和官员皆由女性担任。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本人并不喜欢参与组织的各种事务，因这些事务已对她学习、思考和写作的能力造成干扰。为此她恳求苏珊·安东尼组织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的首次会议，并表示这样她自己便就不需要参加该次会议，最终苏珊·安东尼并没有接受该提议。在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往后的时光中仅勉强地参加几次大会，主要是让自己可以在组织保持表达意见的自由，而不用担心冒犯组织中的成员。以至于在1870年至1879年间共十五次的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会议中，她仅主持其中四次并且只有一次确实出席会议，这也让苏珊·安东尼全权负责该组织的管理。
1869年，来自密苏里州的女性参政权支持者夫妇弗朗西斯·麦诺（英语：Francis Minor）和弗吉尼亚·麦诺（英语：Virginia Minor）制定一项基于美国宪法已隐含赋予女性权利的策略，该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条文：“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1872年10月15日，弗吉尼亚·麦诺试图在圣路易进行选民登记（英语：Voter reg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时，遭选民登记员瑞斯·哈珀赛特（Reese Happersett）进行阻止，最终她在具有律师身份的弗朗西斯·麦诺陪同下向密苏里州法院提起诉讼。1871年，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正式采用名为“新启程（英语：New Departure (United States)）”的策略，鼓励女性尝试进行投票并在权利受剥夺时提起相关诉讼，很快便有数百名女性响应该策略在数十个地区进行投票。苏珊·安东尼实际上曾在1872年成功进行投票，她也因此遭逮捕并在美利坚合众国诉苏珊·安东尼案（英语：Trial of Susan B. Anthony）中被判有罪。1880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也曾试图进行投票，但遭选举官员拒绝让她把选票投入投票箱中，为此她便将选票丢掷于选举官员身上。1875年美国最高法院于弗吉尼亚·麦诺诉瑞斯·哈珀赛特案（英语：Minor v. Happersett）中裁定“美国宪法没有赋予所有人参政权”，因此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决定采取更加困难的保障女性参政权宪法修正案之战略。
1878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说服参议员艾伦·奥古斯都·萨金特（英语：Aaron Augustus Sargent）向国会提出一项有关保障女性参政权的宪法修正案，并于1920年正式批准为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该修正案条文与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条文大抵相同，只是将“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被受奴隶而剥夺和限制其参政权”条文替换为“不得因性别而否认或剥夺其参政权”。
1882年5月，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与女儿哈丽雅特·斯坦顿（Harriet Stanton）一同前往欧洲进行为期一年六个月的旅行。此时她已经是欧洲知名的公众人物，曾在欧洲发表过多次演讲并为美国报纸撰写报导。此次旅行中她亦前往法国拜访了她的儿子西奥多·斯坦顿（英语：Theodore Stanton）并遇见她的首个孙子，之后变动身前往英国参加哈丽雅特·斯坦顿与英国人的婚礼。1883年3月，苏珊·安东尼在英国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会面后一同进行旅行，期间拜会了欧洲女性运动领袖为国际性女性运动组织奠定基础。1883年11月，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一起返回美国。在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的主持下，来自9个国家53个女性组织的代表于1888年在华盛顿进行会议，同时成立了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毕生致力创建的国际性女性运动组织国际女性理事会（英语：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并活跃至今。
1886年10月，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再次前往欧洲探望她在法国和英国的孩子。1888年3月，她为赶上在国际女性理事会创立大会所要发表的重要演说，而只身返回美国。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返回美国后，苏珊·安东尼发现她尚未完成要在创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讲稿，而坚持让她留在旅馆的房间中直到完成演讲稿为止，她安排一位年轻的协会同事驻守在她的门外以确保她按时完成。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事后调侃苏珊·安东尼说：“好吧，既然所有女人都应该受某个男人的支配，那我更乐意受到同性别暴君的支配，所以我不会否认我服从的明显事实。”。此次创立大会成功为女性运动赢得更多的宣传和尊重，其中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更邀请与会代表们参加于白宫举行的招待会，以此向她们表示敬意。
尽管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曾发表过种族主义的言论，并且偶尔也会诉诸于白人本位所产生的种族偏见，但她还是为好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与白人女性海伦·琵兹（英语：Helen Pitts Douglass）于1884年的婚礼进行祝贺，然而他们此段婚姻激怒了白人种族主义者。当中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书写了一封暖人心弦的祝贺信，并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书写的回信中称他确信她是真心为此门婚事感到高兴。然而苏珊·安东尼意识到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正打算发表她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书信，便说服她不要公开该信件，以避免将女性参政权与一个无关及敏感的议题串连起来。
1876年，苏珊·安东尼搬进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位在新泽西的家中，开始与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一同编纂《女性参政权史（英语：History of Woman Suffrage）》，同时她也带着数箱信件、剪报和其他文件来协助资料收集。《女性参政权史》最初被设想为可以快速出版的入门出版物，最终演变成耗时41年进行编纂共六卷5700多页的作品。
前三卷涵盖了1885年以前的女性权利运动，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苏珊·安东尼和玛蒂尔达·乔斯林·盖奇（英语：Matilda Joslyn Gage）共同进行撰写。当中苏珊·安东尼负责处理细节制作以及与投稿人的通信，玛蒂尔达·乔斯林·盖奇负责撰写第一卷当中的三个章节，然而后来便因为她丈夫的病情被迫中途退出该计划，并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接下前三卷的大部分内容撰写的工作。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逝世后，由苏珊·安东尼在艾达·赫斯德·哈伯（英语：Ida Husted Harper）帮助下出版了《女性参政权史·第四卷》。苏珊·安东尼逝世后，由艾达·赫斯德·哈伯完成了《女性参政权史》的最后两卷内容，将书中女性权利运动的历史撰写至1920年。
同时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鼓励她们的竞争对手露西·斯通一同协助这项工作的编写，或者至少可以提供以她为首之派系的历史资料来帮助该书的编写，但露西·斯通则表示拒绝以任何方式进行合作。从欧洲回来协助该书编写的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女儿哈里奥特·斯坦顿·布拉奇（英语：Harriot Stanton Blatch）则坚称，如果《女性参政权史》不包含露西·斯通和美利坚女性参政权协会相关的历史，那么该段女性参政权的历史将不会得到世人认真地看待。为此她自己撰写了一篇有关于露西·斯通和美利坚女性参政权协会相关历史的共120页之章节，并编入《女性参政权史·第二卷》中。
虽然《女性参政权史》一书中保存了大量可能永远佚失的材料，然而该书由单一派系领袖观点进行撰写的影响下，并未对竞争对手所关注的议题给出中立及平衡的书写。同时该书夸大了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于女性运动中的地位，并低估或忽视了露西·斯通和其他不利于两人发展的历史进行撰写之女性运动家的地位。由于《女性参政权史》多年来作为女性参政权运动历史的主要文献来源，导致历史学家不得不寻找其他文献来提供更中立及平衡的观点。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从1869年末到1879年期间担任波士顿吕克昂办事处纽约分处（英语：Boston Lyceum Bureau）的讲师，该组织作为吕克昂运动（英语：Lyceum movement）的一部分，时常安排演讲和演艺人员到全国进行巡回演讲及表演，并造访缺乏教育和剧院设施的小型社区。担任讲师的十年中，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每年有八个月的时间投入在巡回演讲中，通常每天有一场讲座而周日则有两场讲座，当中她还与当地对女性权利感兴趣的女性进行小型聚会。有时巡回演讲的路途十分艰辛，当中有一年因大雪导致铁路暂停营运，使得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仅能通过租用雪橇才得以继续前进，并须穿戴皮草来抵御冷冽的天气。1871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在经历三个月的旅行并穿越数个西部州后，最终抵达了加利福尼亚州。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此次为期十年的巡回演讲中，最受欢迎的讲座为〈我们的女孩〉（Our Girls），讲座中她敦促年轻女性寻求自我的独立和实现。而在〈性别的对抗〉（The Antagonism of Sex）的讲座中，她以一种特别热忱的言语讲解了女性权利议题。其他如〈我们的男孩〉（Our Boys）、〈混合式教育〉（Co-education）、〈结婚与离婚〉（Marriage and Divorce）和〈女性的征服〉（The Subjugation of Women）等讲座亦受到人们的欢迎。而在星期天的讲座中，她则借由礼拜活动讲解〈圣经中的著名女性〉（Famous Women in the Bible）和〈圣经与妇女权利〉（The Bible and Women's Rights）等主题。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于此次巡回演讲所获得的收入十分丰硕，她曾表示在巡回演讲的头三个月里便达成“超过2000美元的净收益……除了煽动女性群其反抗。”，若考虑到通货膨胀约为今日的53,600美元。当时她丈夫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的收入一直不稳定，并且投资收获未达事先预期，所以她此笔收入正好为家中子女先后进入大学救协所面临的资金窘境带来及时雨。
在塞内卡瀑布（英语：Seneca Falls (CDP), New York）生活15年后，斯坦顿一家于1862年搬到纽约市，当时她的丈夫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英语：Henry Brewster Stanton）录取了纽约港海关关务副部长（英语：Collector of the Port of New York）的职位，同时他们的儿子尼尔·斯坦顿（Neil Stanton）亦在父亲手下担任文书人员，最终因尼尔·斯坦顿收贿被抓，导致父子双双失去纽约港海关的职位。在此之后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断断续续担任记者和律师的职位。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父亲丹尼尔·凯迪（英语：Daniel Cady）于1859年逝世后，她收到估计价值50,000美元的遗产，考虑到通货膨胀约为今日的1,500,000美元。1868年，她在新泽西州特纳夫莱附近购买了一座大型乡间别墅（英语：Elizabeth Cady Stanton House (Tenafly, New Jersey)），从纽约市搭乘火车约一小时车程即可抵达，现今位在特纳夫莱的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故居已成为美国国家历史名胜。然而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依旧居住在纽约市中承租的公寓里，此后两人除了相互拜访外几乎分居两地。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的七个子女中有六个获得大学学历，与她年轻时因无大学招收女性学生而无法继续攻读高等教育不同，此时她的两个女儿都得以在瓦萨学院接受高等教育。然而由于美国尚未开放女性获得研究所入学的资格，所以哈丽雅特·斯坦顿只好前往法国攻读硕士学位，但在订婚并结婚后便放弃攻读硕士学位，最终她于35岁时获得瓦萨学院的硕士学位。
1884年后，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开始在特纳弗利度过更多时间。1885年，在他80岁生日前夕，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清淡的回忆》（Random Recollections）的短篇自传，书中称他娶了著名法官丹尼尔·凯迪的女儿，但并没有表明她的名字，而是在《清淡的回忆》的第三版中才首次提及他妻子的名字。最终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于1887年1月14日因肺炎逝世于纽约市的公寓中，当时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仍在英格兰探望他们的女儿而不在美国。
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于1870年正式获得批准后，消弥了女性参政权运动最初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于1875年，苏珊·安东尼便开始敦促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英语：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更加关注于女性参政权上，而不是各方面的女性权利议题，这使其更往美利坚女性参政权协会（英语：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的宗旨靠拢。美利坚女性参政权协会虽然在1880年代影响力开始下降，但两个组织之间的竞争仍旧十分激烈。
1880年代后期，美利坚女性参政权协会领袖露西·斯通的女儿爱丽丝·斯通·布莱克威尔（英语：Alice Stone Blackwell）开始努力修补老一辈领袖之间的裂痕。当中苏珊·安东尼谨慎配合这项工作的进行，然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并未想配合该场合作，因为她对两个组织都近乎想完全专注于女性参政权议题而感到失望。为此她写信给朋友感叹道：“露西和苏珊都只看到参政权议题。她们没有看到女性所受到的宗教和社会束缚，两个协会中的年轻女性也没有，因此不妨使她们联合起来。”。
1890年，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和美利坚女性参政权协会正式合并为美利坚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英语：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尽管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对新组织的发展方向感到不安，但在苏珊·安东尼的坚持下，她最终还是接受了协会主席的职位。在美利坚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创立大会的演讲中，她敦促该协会应致力于解决广大的女性权利议题，并呼吁能扩及“摩尔门教徒、印地安人和黑人女性（英语：Black women）”在内所有信仰、种族和阶级。在她当选协会主席后的次日，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前往位在英格兰的她女儿家中，并在此居住十八个月，以此让苏珊·安东尼能全权负责协会事务。1892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美利坚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举行的会议上明确拒绝连任协会主席，后由苏珊·安东尼接任协会主席一职。
1892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短短几天中发表了三次名为〈自我的孤独〉（The Solitude of Self）的演讲，其中两次演讲向美国国会委员会进行发表，另一场则是作为她在美利坚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的离别演讲。她认为这是她进行过最好的演讲，同时该演讲也获得许多人认同及赞许，露西·斯通更将其完整记录在《女性杂志（英语：Woman's Journal）》上专属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演讲记录的专栏中。她终生致力于推翻“女性不如男性，因此不适合独立”的教条做出许多贡献，她在该演讲中表示：“女性必须发展自我，接受教育，培养内在力量，以及相信自己。自我主权是女性生命中最基本的要素，而不是她作为他人女儿、妻子或母亲的角色。”，同时她还说：“无论女性多么期望他人的支撑、保护和帮助，无论男性多么渴望让女性这样做，女性都必须独自踏上属于自己的人生旅途。”。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曾说她小时候被传教士查尔斯·芬尼讲述的神罚（英语：Damnation）所吓坏，并在父亲和姐夫帮助下克服了这些恐惧，这也使她打从心底拒绝了这种宗教，在往后的时光中她所持有宗教观也随着年龄有所演变。1840年代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住在切尔西的时光中，她受到西奥多·帕克（英语：Theodore Parker）的布道吸引，西奥多·帕克和她的表兄格里特·史密斯（英语：Gerrit Smith）一样同属神秘六人组（英语：Secret Six）的成员，该组织曾资助约翰·布朗突袭哈珀斯渡口并试图借此引起奴隶进行武装叛乱。西奥多·帕克同时也是一位所属于美国一位论协会（英语：American Unitarian Association）的超验主义牧师，他曾教导信徒不必拘泥于从字面理解圣经，同时也不必将上帝想像为男性，并且认为每个男性和女性都有能力为自己确定宗教的真理。
1848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为塞内卡瀑布会议创立大会所撰写的《权利和感性宣言（英语：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中，列出了一系列针对男性的控诉，如将女性排除在宗教事务和主要圣职之外。而她在其中一个控诉中称：“男人篡夺了原属耶和华的权力，声称他有权为她分配一个行动范围，而那本应是属于她心中的良知和上帝的。”，这是唯一不同与限制女性的参政权及大学受教权等基于实体的控诉，而是一种基于信仰所发起挑战权威和自主权基础的控诉。
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女性社会改革组织的种类和女性运动家的数量显著增加，然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对这些女性运动家中许多人持有的理念感到不安，她们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在公立学校教授《圣经》和扩张《主日歇业法（英语：Blue law）》等行动来复兴基督教伦理（英语：Christian ethics）。为此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在1890年于美利坚全国女性参政权协会创立大会上的演讲中称：“我希望本次大会能够宣布女性参政权协会反对所有形式的政教合一，并承诺……维护我们政府的世俗性质。”。
1895年，伊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