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学共斗会议（日语：全学共闘会議／ぜんがくきょうとうかいぎ），简称全共斗，是日本各大学的学生运动团体在1968年、1969年实行包括路障封锁、罢课在内的实力斗争之际，由崩得系（日语：ブント）、三派全学连等组成的跨学院跨党派组织的大学内部联合体:517。
由于全共斗是由各大学的学生组成的，所以其分期、目的、组织与运动方针等都是分歧的。其中，以日大全共斗和东大全共斗最有名。东大全共斗，提出了“大学解体”、“自我否定”等主张，透过媒体广为传播。以“实力斗争”为前提，在示威中与机动队（日语：機動隊）发生冲突的时候，还使用了投石和武斗棒。
全共斗也参与了东京大学事件，主导七个学院代表团，与大学当局签订确认书结束事件。中止入学考试后，文部省采取行动，为了解除罢课，行使实力，至此，对抗全共斗成为了引进机动队的契机。在日本大学中，与全共斗对立的是体育会系、民族派系。
在全共斗前的学生运动，主要是以维护学生生活为目的进行的罢课，但能取得校方让步的事例非常罕见。对此，全共斗运动的特点是，作为战术，展开封锁校馆、路障等实力斗争，发展成为阻止教职员出入的斗争方式。
学生运动，在各大学各有不同，但一般被称为“全共斗”的，指以下日本大学及东京大学的全共斗运动。
1968年5月，东京国税局通过搜查日本大学时，发现了22亿日元的用途不明的资金。在当时的日本大学，学生会正不满时任理事长的古田重二良（日语：古田重二良）的治校方针，而用途不明金问题遂成为导火线，使学生对大学当局的不满爆发。5月23日，日本大学发生第一次示威──“200米示威”（二百メートル・デモ）。5月27日，选出秋田明大（日语：秋田明大）为议长，学生结成了日本大学全学共斗会议，即日大全共斗。理事会回应全共斗争要求。9月30日，在两国讲堂，学生与大学方举行“全学集会”的交涉。共有3万5千名学生参加了集会。全共斗称此次集会为“大众团交”，即工会法中劳工与资方间的集体协商。经过12个小时的协商，大学曾一度接受全共斗方要求的理事会总辞、等要求。然而，第二天，佐藤荣作首相表示“大众团交脱离了常识”，而大学方也撤回了与学生的约定。于是，持有日本刀的体育会系学生闯入两国讲堂，随后机动队进入讲堂，而全共斗的学生以鼓掌迎接，但机动队却只镇压了全共斗方的学生。至此，日大斗争趋于平静，而一部分学生转入东京大学事件等事件。日本大学事件平息之后，在武藏野台站的临时学校重新开始上课。临时学校周围皆是空地和农田。10多个临时校舍环绕铁丝网，而入口处有职员要求出入者出示学生证，因此被称为“日本大学奥斯维辛”（日大アウシュビッツ）。
1967年，东京大学方面，医学部学生，因不满以医师登记制度取代原先的“研修医制”，而展开罢课。 最终校方不当处分抗议学生，升高双方冲突；学生占领了安田讲堂。同时，于7月5日，选出山本义隆为议长，结成了东大全共斗。东大全共斗也和日大全共斗一样，以路障封锁大学内部的建筑物，要求与校方进行“大众团交”。
从1968年开始到1969年为止，全共斗运动，以日大斗争、东京大学事件为契机，扩散到了全国大学。
全共斗，最初是针对各大学个别问题(如学费问题等)结成的跨各校学生会组织。此后，在经历大学当局的强硬应对和政府及机动队的介入下，逐渐全校化，成为了“对大学、学生和研究者重新定位，以大学理念和学问为主体的运动”。 现在的大学是，“纳入帝国主义式管理的‘教育工厂’，教授会（日语：教授会）成为负责其管理秩序的‘权力的基层机构’。至此，‘大学自治’已经只是幻想。故解散管理秩序全体成为最大的课题，需以全校路障封锁等暴力行为，对大学解体。此外，从内部否定作为身份的‘自己是学生、研究员’的‘自己否定’的思想问答也非进行不可。因此，全校路障封锁具有解体帝国主义大学的政治性，同时具有自我否定的思想性。”
如此这般，在东京大学事件中，出现了“大学解体”、“自我否定”的口号，超越了大学内部问题的框架，变成“学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斗争”的形式。这使得斗争无法透过各大学的妥协而结束，而且也成为后来斗争败北后运动一下子解体的原因。作为运动早期参与者的吴智英（日语：呉智英）表示“‘自我否定’是‘自我肯定’。为了出人头地追求学问，就越发现自己远离了学问的本义。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否定。自我否定不是以目标为目标的。其结果就是自我肯定。”
1968年11月22日，东大本郷校区（日语：東京大学本郷地区キャンパス）安田讲堂前举行“东大、日大斗争胜利全国学生总决起集会”，聚集近2万名学生。11月1日，东京大学的校长大河内一男、各学院院长、监事（日语：学校評議員）因纷争负责而辞职。1968年至1969年期间，有30多所大学在被路障封锁的情况下过年。
1月18日、19日，8500名机动队向被路障封锁的安田讲堂发动攻击，展开了72小时的攻防战，东大全共斗运动进入了收尾阶段。
然而，“东京大学事件之后，全共斗运动以烈火燎原之势向全国扩散。”1969年之际，以京都大学为开端，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一桥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东京教育大学、横滨国立大学、静冈大学、信州大学、金泽大学、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大阪教育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冈山大学、广岛大学、九州大学、熊本大学、明治大学、早稲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法政大学、日本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关西大学、关西学院大学等，日本主要国立、私立大学约8成、165校因全共斗进入斗争状态，全校遭到路障封锁。
全共斗，是各大学内的各主要党派联合体，多为一般学生参与，没有特定的思想、组织与目标，且其经过的全貌、形态、评价也有各式各样。当时进行街头斗争为“三派全学连”，即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及社青同解放派（日语：社青同解放派）的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日语：全日本学生自治会総連合）。此外还有，支持前者的第二次崩得、革共同以及其他新左翼组织。此外，也有主张三派全学连不等同全共斗的参与者。
进入1970年代，新左翼各组织间发生内部暴力事件（日语：内ゲバ），内部不断分裂。此外，联合赤军引发的山岳基地事件（日语：山岳ベース事件）、浅间山庄事件，以及日本赤军发动淀号劫机事件等事件，激进的学生运动迅速失去支持，使得自然发生的全共斗运动也迅速瓦解。
“一次性发起的全共斗运动瞬间平息了。”1969年9月5日，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全国78个大学，26000人参与结成全国全共斗，由东大全共斗的山本义隆担任议长，日大全共斗的秋田明大（日语：秋田明大）担任副议长。具体来说，全国全共斗是中核派、社学同（日语：社会主義学生同盟）、学生解放战线、学生国际、共学同、反帝学评、社会主义学生战线（日语：フロント (社会主義同盟)）、社会主义劳动者党（日语：社会主義労働者党 (日本)）等新左翼八党派组成的“实质性党派共斗”。 然而，此团结止不住运动的颓势。另一方面，8月3日，在国会，佐藤内阁通过了《大学运营临时措置法（日语：大学の運営に関する臨時措置法）》，规定在最坏的情况下，可以透过文部省的命令，停止整个大学的运作。 至始，重视大学自治、希冀大学自力解决的大学职员及成员开始忧虑大学倒闭。在下学期课程开始的9月份，为了解除路障，多数大学都请求机动队（日语：機動隊）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