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

欧仁·亨利·保罗·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法语发音：.mw-parser-output .IPA{font-family:"Charis SIL","Doulos SIL","Linux Libertine","Segoe UI","Lucida Sans Unicode","Code2000","Gentium","Gentium Alternative","TITUS Cyberbit Basic","Arial Unicode MS","IPAPANNEW","Chrysanthi Unicode","GentiumAlt","Bitstream Vera","Bitstream Cyberbit","Hiragino Kaku Gothic Pro","Lucida Grande",sans-serif;text-decoration:none!important}.mw-parser-output .IPA a:link,.mw-parser-output .IPA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important}，1848年6月7日－1903年5月8日），生于法国巴黎，印象派画家。大部分艺术史家将他归于后印象派。他死后作品才开始名声大噪。他是印象派的代表人物，除去绘画之外，在雕塑、陶艺、版画和写作上也有一定的成就。他对色彩的使用导致了综合主义的产生，加上分隔主义的影响，也为原始主义的产生铺平了道路。高更在1848年出生于巴黎，出生时父亲34岁，母亲22岁。他的父亲克洛维·高更（Clovis Gauguin）是一名激进的共和制思想政治新闻记者。1849年“反君主制”军事政变失败之后离开法国，打算去秘鲁投靠妻子阿琳·玛丽·夏札尔（Aline Marie Chazal）的家族，创办新报纸，但在海上旅行途中心脏病发去世。高更的外祖父安德烈·夏札尔（Andre Chazal）是一名雕刻师，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是一名社会主义激进派作家。他的外祖父后来因袭击外祖母而被以谋杀未遂罪判处监禁。高更一直在秘鲁生活到七岁，幼年时期异国风情的记忆，跟他后来流浪旅行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高更深深敬爱母亲和外祖母，他的母亲没有屈服于困难，凭自己的双手扶养起一双儿女，而作为社会主义先驱的外祖母也对他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1855年，高更一家回到法国，居住于奥尔良。他曾多次转学，11岁进入圣梅曼小教堂的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3年后进入巴黎的一所海军预备役学校“Loriol Institute”读书。1865年他当上了船员，几年之后便升为二副，之后又进入海军，这段海上生涯，让他航海到巴西、巴拿马、大洋洲、东地中海和北极圈。1871年高更离开海军，而他母亲在他出海时（1867年）就已过世（高更当年并未得知此消息），在他的监护人Gustave Arosa帮助下，高更进入巴黎的Paul Bertin证券交易所。1873年高更同丹麦人Mette Sophia Gad结婚，踏出了中产阶级生活的第一步，不久之后有了第一个孩子，往后的几年，高更慢慢的巩固了职务上的地位，十年后，他不仅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郊外有一栋房屋，并且拥有贤慧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在这段期间，他在Arosa和证券交易所同事Schuffenecker的劝诱下，开始作画，Arosa本身是相当有品味的艺术收藏家，收藏了许多当时法国著名画家的作品，Schuffenecker则是业余画家，在二人的影响下，高更逐渐向画家的道路迈进。高更在Arosa的引荐下，认识了许多当时极其前卫的印象派画家，高更积极的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并且接受了印象派创始人毕沙罗的指教。1876年，他的作品在沙龙中展出，之后连续五次参加印象派的画展，高更开始梦想当一位职业画家，而让他决定改行还有外部的因素，1882年股票市场狂跌，使高更感受到作为股票经纪人职务的危险，更下定决心成为画家。但运气不佳的是，由于美术市场也受到经济景气的冲击，使得画很难卖出去，也影响到高更的艺术创作。1884年，高更全家搬到里昂，虽然家庭生活支出减少了，但是收入仍然是个问题，随后，高更一家又移居到丹麦的哥本哈根，高更也在此时当上防水帆布的推销员。由于经济的困窘和其他的冲突，高更在1885年搬回巴黎，1885年6月高更和妻子分居，并试图从他所爱的自然生活中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画风。1886年，高更暂时寄居在Schuffenecker家，又为了生计当起海报张贴员。此时他开始离开印象派，摸索自己的创作风格。促使高更画风转变的最大原因，是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地区特别的风土人情，丝毫未被庸俗化，颇受画家们的喜爱。从1885年夏天开始，高更便渴望逃到“不列塔尼的乡下去作画，过生活费较低的生活。”1886年，高更第一次来到布列塔尼，同年7月搬进阿凡桥的葛罗奈克公寓（法语：Pension Gloanec）。由于此地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独自的语言、民族服装和宗教祭祀（布列塔尼人是凯尔特人的后裔），这些均唤醒了童年时期，深深刻在高更心中对异国风情和原始性艺术的憧憬。1887年，高更和画家Charles Laval来到巴拿马，由于经济来源匮乏，使二人不得不去巴拿马运河工地当苦力，不久便离开巴拿马，顺路到了马丁尼克岛，在这里的生活比巴拿马要好，但高更染上了赤痢和疟疾，不得已回到法国。旅行以失败结束，但高更对自己的艺术进展相当乐观，逐渐地，高更比布列塔尼的其他画家显得更略胜一筹。1888年10月，高更收到了梵高的邀请，请他到法国南部亚尔的家里过冬。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不久之后，两个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日益加深。12月23日，梵高切掉了自己的一个耳朵，高更则回到了巴黎。1890年，高更决定去法国殖民地大溪地旅行。他打算在大溪地“融入纯粹的自然之中，只与‘野蛮’的人们交往，并要同他们一起生活”。1891年6月，他到达大溪地，但那里的第一印象却使他的期待落空，首都巴比提已经极度的西欧化，这个国家在殖民统治下挣扎在困苦中，由于欧洲人带来的疾病影响，一百年前拥有七万人的土著居民，已减少到只剩下七千人，而且当地许多风俗和习惯也衰落。尽管如此，高更并没有畏惧，他在玛泰亚的农村租了一个小房子开始作画。当地生活成为他灵感的泉源，繁茂的植物和丰富、鲜艳色彩的居民服饰，原原本本地成长为他所使用的色彩。他的多数杰作都在这一时期完成，其中也包含几幅描绘他的情人─13岁少年特哈玛娜的作品。这些绘画中的景象看似表现了牧歌般的美好，但对高更来说，老问题却日益突出，他的钱已经用光，他甚至不得不用腐烂的面包和树果实做成的粉浆来作画。他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由于和土著女子接二连三的性行为，使他染上了梅毒，这种病在当时还是不治之症，在以后的一生中都为此而烦恼。此外，根据高更传记的作家David Sweetman所述，高更也可能是在里约热内卢时感染梅毒，当时高更41岁(1891年)，他变得爱睡觉没有精神，且开始咳血，一天咳出一升，而且痛得好像心脏要跳出来。1892年，他被送进巴比提的军医院，治疗梅毒性心脏病，但是高更从来不承认梅毒。虽然他并不情愿，但高更在1893年终于不得不提出了返回法国的申请。但是，这只不过是他暂时的后退。回到巴黎的高更因为得到了伯父赠予的遗产，经济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但这笔钱却使他永远离开了法国。1897年，高更画出生平最大幅的（高1.5米，宽3.6米）的经典作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返回到大溪地的高更再次受到贫困和疾病的困扰，但其创造力丝毫没有衰减。1901年，高更到了马克萨斯群岛，在那里度过余生，他的两只小腿都是流着脓的疮，以肮脏的绷带包住，他拄著拐杖蹒跚地晃荡。他全身到处疼痛，为了止痛而服用吗啡上瘾，还服用鸦片酊和苦艾酒。他的情绪，逐渐变成躁狂，腿上有伤痛所以使用砷，曾经到山上服用砷自杀，但是毒性不够只使他呕吐而已。他自诉体力流失，晚上都无法入眠，因此筋疲力尽。眼睛受到感染，可能是结膜炎。1903年5月8日，高更由于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他的墓地位于马克萨斯群岛上的希瓦瓦岛，至今每年都有许多游客前往吊祭。《布道后的视觉》(Vision after the Sermon)，1888年，收藏于苏格兰爱丁堡苏格兰国家美术馆《不列塔尼牧人》(The Swineherd, Brittany)，1888年，收藏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郡立美术馆《黄色的基督》(The Yellow Christ)，1889年，收藏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水牛城公共美术馆《沙滩上的大溪地女人》(Tahitian Women , or On the Beach)，1891年，收藏于奥塞美术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1897年，收藏于美国麻州波士顿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