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藤勇，1904年出生于山形县，法政大学毕业，歌人、教育者。法政大学毕业后在北原白秋的建议下渡台，曾任淡水中学、台北第二师范学校、宜兰中学教师，歌志《台湾》主宰（引扬后改名为《黄鸡》）。1946年引扬回到山形，持续致力于地方短歌与教育。与著名英国文学学者斋藤勇（さいとう・たけし，1887年－1982年）姓名相同，读音不同。
斋藤勇出生于山形县地主家庭，父亲为顺太、母亲为铁代，是家中八位子女中排行第四。毕业于南游佐小学校高等科、鹤冈中学校。年少时代即醉心于父亲、兄长藏书的斋藤勇，在进入中学后，因为家庭不睦，使他开始创作短歌投稿至加藤矶吉的《葡萄园》，也自行出版过同人志《密栾》。
法政大学入学后，受到成立法政短歌会的饭田莫哀推荐，而进入《霸王树》。此时斋藤勇师事于歌人桥田东声，桥田1930年逝世后，转而师从臼井大翼。1930年3月毕业于法政大学法文学部文学科 ，自1932年至1937年，约五年时间，斋藤勇于木村舍录主持的《日本短歌》担任编辑，而后渡台。
斋藤勇在北原白秋的介绍下来到台湾。渡台后，1937年6月11日举办“斋藤勇欢迎会”，从《台湾日日新报》可见斋藤勇来台状况。报导中斋藤勇的头衔为《日本短歌》的主宰者，并且受到淡水中学招聘来到台湾，该欢迎会的主要联络人为樋诘正治或川合良藏（误记，应为“良三”）。另从《歌坛新报》（1937年8月5日）报导中，可见欢迎会盛况，出席者众：
（斋藤勇欢迎会）在あらたま、霸王树、国民文学、原生林、相思树同人以及其他有志之士的参与下，6月11日于台北蓬莱阁举办。台北帝大文学部长矢野峰人、岛田谨二，《台湾日日新报》西川满、高等学校的松村一雄，台北医院院长夫人等约三十人出席。《あらたま》的平井（二郎）、滨口（正雄）、樋诘（正治）夫妇，《霸王树》的川合良三，《国民文学》的国川雄，《相思树》的川见驹太郎，《原生林》的田渊武吉等，可谓近年来的盛会。
乘着此势头，斋藤勇提出成立“台湾歌人俱乐部”的想法，后以滨口正雄、川见驹太郎、川合良三、田渊武吉、并川并雄、国川雄、斋藤勇等人为委员的“台湾歌人俱乐部”于1938年1月正式结成。并于1月29日在台北公会堂举办“台湾歌人俱乐部第一回总会”。
于此同时，斋藤勇任淡水中学教师，并且主编了《马偕博士的实绩（マッカイ博士の业迹）》，该书是由于1932年正逢马偕抵达淡水60周年，因此由淡水中学为中心发起的书籍编纂计划，却因发生“世间所周知的某事件”而一时停止。直至新任校长早坂一世才重启此计划，并改由斋藤勇主编，全书分为研究篇、追忆篇、杂纂篇，由早坂一世作序。最终于1939年5月20日做为“淡水学园丛书 第二篇”出版。而同年继续编纂“淡水学园丛书 第三篇”《续支那事变歌集（続支那事変歌集）》，为一本集结该校女学生所作短歌的书籍。然而由于斋藤勇自身希望前往台北，在此要求下，由任职台北第一师范学校的佐藤原治斡旋，斋藤勇转任台北第二师范学校担任教谕。
而对于台湾歌人的集会结社，斋藤勇希望于“台湾歌人俱乐部”之外，能有更进一步行动。因此，1939年9月30日，斋藤勇于歌人俱乐部委员会会议后，提出了成立机关志《台湾》的想法，但遭到《あらたま》方面的反对，认为“于台湾各结社历史复杂的关系下（成立《台湾》）是不允许的，要就从完全从其他的立场成立（在台诸结社の历史并に复雑なる相互関系はこれを许さず、全く别个の立场から结成されたのである。）”。因而原本欲做为“台湾歌人俱乐部”机关志的《台湾》，最终由斋藤勇以12月22日下村海南访台的欢迎会为契机，并且在“台湾歌人俱乐部”的后援下，举办“《台湾》成立披露会”，并于隔年4月发行《台湾》创刊号。
据斋藤勇于战后提及《台湾》成立过程，提及：
昭和十五年（1940年）四月出版的第一号，大小为四六版一百四十页，由于是以大量波纳尔（Pierre Bonnard）版画装饰具有分量的一册，因此在质量上足以压倒内地各种杂志。
而日治时期台湾短歌研究者赖衍宏教授认为，从第一期《台湾》中，可见到斋藤勇曾任《日本短歌》编辑的痕迹。包含《台湾》的规定与《日本短歌》的规定（さだめ）有极为相像之处。而《台湾》创刊号的排版，主要由三个生物构成，也形似《日本短歌》第三卷第三号的封面。另外，从创刊号中发起人与赞助员名单中，可见斋藤勇对于此刊物着力至深。发起人和赞助员名单如下：
从名单判断，井东襄认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为“与斋藤勇有关的歌人与学者”、“台北帝大关系学者”、“自以前起‘短歌志’的关系者”以及“一般的文人与文化人”。第一项如：身为斋藤勇上级长官的石井权三（台湾总督府视学官）与藤谷芳太郎（台北第二师范学校校长）两人以及上述提及的有坂一世（淡水中学校长）；第二项如：矢野峰人（本名：矢野禾积，文政学部教授）、植松安（文政学部教授）、神田喜一郎（文政学部教授）、福田良辅（文政学部教授）。而“自以前起‘短歌志’的关系者”如出席过斋藤勇渡台送别会的松村英一、歌志《あらたま》发行者樋诘正治。最后文化人则如张文环、陈逸松、黄得时等人。除了第一卷刊载的发起人与赞助员名册外，可见卷末的发行资讯如下：
于版权页中“编辑兼发行人”名字为野田鹿雄，根据斋藤勇自述，当时野田鹿雄负责会计，实际上编辑实务仍是由斋藤勇负责。然而，《台湾》创刊后，战事升温，对此斋藤勇如此说道：
战局很快地进入大东亚战争，事态逐渐严峻，加上用纸的取得以及内容检阅的重重难关，自第三号始，大小缩为菊版，并且页数也减少了。结果，变成完全没有刊载短歌以及“短歌以外的原稿”的余裕。因此《台湾》成为了纯粹的短歌杂志。
从上述文字可以发现，斋藤勇在创立《台湾》时，并非一开始便希望成立一本歌志，而是一本综合性的文学杂志，因此第一期内容包含评论、译诗、汉诗、随笔、俳句、短歌、随感等不同类型的文学。然而由于时局变换，在用纸限制等政策下，不得不转为一本歌志发行。
在殖民地政府逐渐掌握的文学者动态的1940年代，1941年由“台湾诗人协会”改组的“台湾文艺家协会”再次改组。改组后台湾文坛台面上歌人、俳人、作家等皆入列。以会长矢野峰人为首，歌人、俳人干部包含斋藤勇（短歌理事）、田渊武吉（短歌理事）、平井二郎（短歌理事）、山本孕江等人（俳句理事）。
而1943年相继成立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会与台湾文学奉公会，斋藤勇亦被选为两个部会的理事。同年，举办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斋藤勇与其他三位（长崎浩、周金波、杨云萍）成为台湾代表。台湾代表于8月22日抵达东京、25日参与发会式、26与27日为决战会议、28日视察，9月1日起则游览名古屋、伊势、大阪、奈良等地，于决战会议中，斋藤勇言及“期待击灭英美文学树立的重大效果”。
11月，由台湾文学奉公会主办的“决战台湾文学会议”，由《文艺台湾》主持者西川满提出成立一本台湾文学奉公会的机关志（〈文艺杂志的战斗配置〉），并且“献出”自身主持的《文艺台湾》，斋藤勇也附和此呼应愿意献出《台湾》。而最终仅有《文艺台湾》与张文环的《台湾文学》合并为《台湾文艺》，斋藤勇的《台湾》则持续发行。1944年10月，斋藤勇转任宜兰中学，隔年斋藤勇自宜兰征召入队，于当地奉献劳力，又因空袭、用纸等因素，《台湾》于1945年2月休刊。而斋藤勇便于宜兰迎接终战。
终战后，斋藤勇回到故乡山形，短歌事业上，将歌志《台湾》改称为《黄鸡》，虽然中间一度停止八年时间，但后续发行顺利，并且任“山形新闻歌坛”、“农村通信歌坛”选者。并有酒田工业高校等11间学校的校歌歌词创作。除短歌外，斋藤勇也持续致力于教育界，先后任酒田北高校、游佐高校、酒田商业高校校长，退休后，任酒田女子高校勤务。1973年获得第19回斋藤茂吉文化赏。1987年斋藤勇逝世，享寿84岁。战后，斋藤勇著述丰富，有随笔集《雪をんな》、《见えざる人》、《続．见えざる人》、歌集《母川回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