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馥（越南语：Lý Văn Phức／李文馥，1785年－1849年？），字邻芝，号克斋，越南明乡人后裔、阮朝官员、文人。曾受封苏川子，明命年间，改革封爵制度，李文馥的子爵被废除。
李文馥先世原籍中国福建，他在嘉隆年间中举后入仕为官，在翰林院、礼、户及工等部，以及广义、广南任职，曾经奉命出使南亚、东南亚、葡属澳门及中国清朝等地达11次之多，见闻和交游甚广，在后世有“周游列国的越南名儒”的称号。此外，他长于汉文及喃文著作，撰有《西行见闻纪略》、《闽行杂咏》、《粤行吟草》、《掇拾杂记》、《二十四孝演音》、《玉娇梨新传》及《周原杂咏》等，反映其外交经历及文学才华，亦使他在文坛留名。
李文馥是越南“明乡人”后裔，生于后黎朝晚期的奉天府永顺县湖口坊（今属河内市巴亭郡），先祖原籍中国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在明代任官，明清鼎革时迁至越南。传至李文馥的祖父李克敦（1720年─1789年），于1747年（黎景兴八年）考中乡贡，任官至谨事郎太常寺寺丞。父亲李致位（1765年─1824年），以行医、教学为业。
李文馥本人以科举入仕。1819年（嘉隆十八年）在乡试考中乡贡。明命（1820年─1840年）初年，任翰林编修、充史馆，后历任礼部佥事、协理广义兼管六坚奇、直隶广南营参协。李文馥担任这些官职期间，办事甚有表现，获明命帝赏识，升至户部右侍郎、署右参知之职。
1829年（明命十年），李文馥因受贿罪被一度撤职。事缘在该年农历二月，有奸商廖宁泰、杜辉松等谋领北城（河内）关税，以百余两银贿赂李文馥，文馥则从中协助。不久，事件揭发，十月，李文馥罪成撤职，原要收押候绞，但因获特赦被释，其后更得阮朝继续起用。
李文馥在受贿案被赦后，多次奉命出使国外。据台湾学者陈益源的研究及统计，李文馥是从1830年（明命十一年）到1847年（绍治七年）的十七年里，不是奉派出国，便是在管理水师事务，其出使次数最少有十一趟，行程包括小西洋（印度半岛沿海）、新加坡、吕宋、广东、福建、澳门、燕京等地。
据文献所载的李文馥十一次出使及升迁情况如下：
李文馥于1847年（绍治七年），因“办事不善”再遭贬官。该年农历二月，有法国战船驶至沱㶞，展示十字架标帜，阮朝官员认为他们“来意倨傲”。阮朝派李文馥与法人交涉，但李文馥处理手段软弱，阻挡不住法人带枪剑闯入公馆挑衅，遂被朝廷指为“案拟发兵”、“有亏国体”，将之免职收押。李文馥遂再一次失势。
1848年（嗣德元年），朝廷再三起用李文馥，任郎中，办理礼部事务。1849年（嗣德二年），升任为光禄寺。其后，据《大南实录》记载他在此不久后去世，朝廷追授他为“礼部右侍郎”，后世一般按照史文，以1849年为其卒年。学者陈庆浩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李文馥在其著作《掇拾杂记》中所写的序，是在1850年（嗣德三年），因此应该卒于该年之后。
李文馥以中华文化自诩，认为当时的越南阮朝是华非夷，并曾为此与中国官员争辩。李文馥在1831年（明命十二年）出使中国福建时，因见对方官员把它带进“粤南夷使公馆”，心感不满，因而“诮让馆伴官，声色俱厉，不入馆，令行人裂碎‘夷’字”，中国官员便把馆名改为“粤南国使官公馆”。随后，李文馥撰写《夷辨》（后世又称《辨夷论》），进一步申明论点，指出越南仍流传着中国的制度文化、学术思想，社会习俗，所以是若将越南“谓之夷，则吾不知何如为华也”；而对纲常道义上“一弃而不顾”的外国民众，才是他心目中的“夷”；李文馥在文中又强调当日的越南阮朝已发展至崛起成为“天地间一大国矣”，就国力而论，更不应称夷。《夷辨》的论调在当时便得中国人士认同，对它有“议论正大”、“持论高明”等称誉。
李文馥经过多年的周游列国，对西方列强治下的殖民地区亦有所涉足，而他对西方人的观感则倾向负面，认为他们唯利是图，“大抵西夷之人，纯以商卖为事，持筹握算，殆无虚剧。其谋人之利也，必穷其心虑；其取人之财也，必尽其锱铢”，西方文明是“吾人之所不屑”。李文馥对西方存有排斥心理的成因，学者陈益源分析认为“可能是出自他反殖民态度的一种自然反射，更可能是本源于中国与越南传统儒家华夷观念的牢不可破。”
李文馥善于写作，留下多部独自撰写及参予编写的作品：
李文馥在阮朝，便在文坛上占一席位。阮朝官修史籍《大南实录》称：“文馥有文名，为官屡踬复起，前后阅三十年，多在洋程效劳，风涛惊恐，云烟变幻，所历非一，辄见于诗云。”在现代，学者陈庆浩称他是“阮朝重要的汉喃文作家和出色的外交家”。
由于李文馥的文坛盛名和外交阅历，使他在现代国际学术界渐受重视。据台湾学者陈益源指出，近年中国大陆、台湾、美国、马来西亚等地，均有学者对李文馥的著作、华夷观念等方面进行研究。陈益源又提出，国际间应整理新的《李文馥全集》，以便学界对李文馥作全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