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法语化 （法语：Francisation de Bruxelles；荷兰语：Verfransing van Brussel）是指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由仅使用荷兰语单一语言，变成双语城市，甚至多语城市，并以法语为通用语言的情况。整个进程的主要情况是本地的弗拉芒人，数代之内以荷兰语变成主要使用法语，而法语和其他国家的移民也是法语化的重要因素。
整个进程早在18世纪已经渐渐开始，但比利时独立加速了整个变化，特别是布鲁塞尔成为了新独立比利时的首都。虽然布鲁塞尔本来是个荷兰语占多数的城市，但新成立的比利时将法语列为唯一官方语言，无论在政府、法庭、文化和教育都突然占了主导地位。荷兰语更被视为“社会地位低下”的语言，连其使用者都备受歧视，因此法语成为了社会阶梯爬升的必备工具。19世纪时情况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变化，一大群本来讲荷兰语的市民学会了法文，之后由于荷兰文社会地位低落，很多都不能传到下一代，布鲁塞尔单讲法语人口由此激增。20世纪中叶时，只讲法语人口已经超越法荷双语人口。
自从1960年代语言分界定好后，布鲁塞尔首都区19市镇被列为官方的“双语区”，而弗拉芒地方的经济起飞，导致荷兰文人士学习法文的意欲大减。但随着20世纪下半叶开始，布鲁塞尔愈来愈国际化，外来移民不单单带来法文或者其他语言。 而布鲁塞尔城区扩张，令郊区本来有些是弗拉芒的荷兰语社群，但法文已经成为当地的众数。这个问题，连同布鲁塞尔的未来建制，一直是比利时政治最敏感议题。
在公元1100年前后，布鲁塞尔伯爵领地成为了布拉班特公国的一部分，更和鲁汶、安特卫普、斯海尔托亨博斯并列为公国四大首都之一，并进入了神圣罗马帝国范围。然而也不是整个公国都是用荷兰语，在布鲁塞尔以南的尼韦尔附近，今日的瓦隆-布拉班特省范围就是法语通行的地方。
最初布鲁塞尔和欧洲其他部分一样，拉丁文才是官方语言，但在13世纪开始，布鲁塞尔和布拉班特地方的人们开始使用方言，最终到16世纪开始，政府公文和法令逐渐开始以中古荷兰语书写。 直至18世纪末，荷兰语一直是布鲁塞尔附近布拉班特公国辖地的行政语言，而作为神圣罗马帝国一部分的布鲁塞尔，一直享用很多自由，包括地方政府选择行政语言的自由。在布鲁塞尔市政府的档案中，几乎找不到公元1500年前任何法文档案。与此同时，临近的布拉班特城市如布鲁日、根特、科特赖克和伊珀尔，法文档案数目达到30%-60%。可见当时法语入侵包括布鲁塞尔在内的布拉班特荷兰语区的状况，仍未发生。
而在布拉班特女公爵祖安娜（英语：Joanna, Duchess of Brabant）去世后的1406年，公国成为勃艮第公国的一部分，而该区域也渐渐开始使用法文。1477年，勃艮第公爵勇士查理在南锡战役中阵亡，没有留下男嗣，其女儿玛丽成为没被法国兼并的“勃艮第遗产”的勃艮第公国的残余部分的继承人。而玛丽与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大公的婚姻使哈布斯堡王朝包括布鲁塞尔在内，整个低地国家都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而布鲁塞尔就成为勃艮第尼德兰的首府。而在玛丽1482年去世后，其子美男子肥力成为布拉班特公爵，而1506年，他成为了卡斯蒂利亚国王，开始了西属尼德兰的时期，布鲁塞尔也进入西班牙统治范围。
1531年后布鲁塞尔成为西属尼德兰的首府。而在八十年战争及其后的南北尼德兰分治后，特别在安特卫普失陷（英语：Sack of Antwerp）给西班牙后，整个荷兰经济和文化重心北移，近15万名知识分子和经济精英，都顺势北移。布拉班特和弗拉芒地方成为了反对宗教改革的重镇，当地的神职人员依然用拉丁文举行弥撒。
而荷兰文被视为宗教改革当中归正宗/卡尔文派的语言，因此被视为反天主教的语言。为保正统，很多低地国家的神父甚至被送往法国北部，使用法语教学的杜埃大学受训。但是，天主教会并没有完全隔绝荷兰语，就如1638年的布鲁塞尔，耶稣会的布道，每周三次是荷兰语，两次使用法语。而北面的荷兰共和国规范了荷兰语的标准用法，南边的荷兰语区则继续使用自己的方言。而和17世纪欧洲其他地方一样，法文逐步成为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交际用语。而当时西属尼德兰的中央管治用语主要是法文，还有比较少见的西班牙文。 而使用法语的贵族定居在布鲁塞尔的山区，引来附近说法语的瓦隆人，特别吸引不少寻找工作的人。这些移民，令布拉班特荷兰语混入了不少瓦隆语字汇，但布鲁塞尔的瓦隆人口不足以颠覆使用荷兰语的多数人口。
“乌得勒支和约”签订后，西班牙对南尼德兰的统治结束，所有权力转手给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布鲁塞尔也进入了奥属尼德兰时期。
而在18世纪，不满荷兰语衰退的呼声不断，而且荷兰语逐渐沦为“街头语言”。哈布斯堡王朝保守的压抑政策，以其尼德兰的分治，令本来在布拉班特的荷兰语中上层纷纷出走荷兰共和国，而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结束和荷兰共和国的衰落，荷兰语失去在政经文化的优势，然而法语文化的力量持续在欧陆扩散，例如18世纪中叶，市内皇家铸币局剧院上演95%的戏剧都是法文。而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当中的1745-1749年间。布鲁塞尔更被法军占领。因此在1780年后，法语更成为弗拉芒资产阶级的通行语，他们更被讽刺为“小法国人 (荷兰语：Franskiljons)”。而讲荷兰语的低下阶层就穷者更穷，在1784年，市内贫穷人口更达到15%。而与此同时，市内属于少数的讲法文人士，往往都相当富裕，而且占据了社会上流的位置。
而布鲁塞尔市内使用法文的平民，在1760年大概有5-10%，而到1780年则激增到15%.而根据档案记录，此时1/5的市镇命令和官方文件以法文书写，20年后更升到1/4，虽然近半的法文官方文件出自占整体人口10%，法语资产阶级的手笔。而在1760年，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只有4%的档案用法文，到1780年则有13%。然而在日常生活，荷兰语依然通行。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在尼德兰的工作语言是法文，但布鲁塞尔的平民，很少可看到来自哈布斯堡朝廷的公文。
在经历法国大革命战争1794年的战事后，低地国家被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吞并，结束了哈布斯堡家族对布鲁塞尔的管治。天主教势力被法军强力压制，而法军的铁腕政策更瘫痪当地经济，令约80万人口逃离南尼德兰，布鲁塞尔人口更跌到得6万6千人。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更在全国推行“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政策，独尊法语成为公共生活、政经社会事务的唯一语言，法国占领军更借此，进一步废除荷兰语作为布鲁塞尔附近地方行政语言的地位，而1798年法国政府的大规模征丁募兵政策，更在弗拉芒区惹来强烈反对，更导致“农民战争”。 而农民战争更被视为现代弗拉芒运动的起点。 自此到20世纪，荷兰语在比利时被视为贫穷和没有教育水平的语言。因此在弗拉芒区，以及整个欧陆，贵族很快就以法语作为通用语言，法军和完整的法语教育体系的进占，更成为了弗拉芒中产阶级法语化的基础。
而在19世纪初，拿破仑政府的统计处的数据显示，在整个布鲁塞尔市以及鲁汶等地，荷兰语依然是主要日常交际语言。但唯独是布鲁塞尔市内几个特定区域，法语已经成为日常用语，而在尼维尔，瓦隆语依然是最流行的语言。而在布鲁塞尔市中心区，法语已经成为了一些街市的主要通行语，而荷兰语则是依然主导运河港口区。
而在法军占领南尼德兰后，布鲁塞尔市政厅随即禁止使用荷兰语。法国为求统一，规定所有人都需要使用法语，但很快他们发现无法令本地人突然从一个很不同的语言，改用法语，因此法语化初时的影响局限在本地行政的高层，以及上流社会。而对低下阶层影响有限，因为近 60% 是文盲 。但对城市生活影响却不少，例如法律、公告、甚至街名，都要用法文书写，所有官方文件仅在“有需要”时才需要翻译成荷文。就连偏远地方的商人都被告知，若法语不达一定程度，将无法继续生意。所有法庭诉讼、判辞、以及法律文件都只会用法文书写，除非现实情况不允许。 因此官方文件以法文书写的比率由19世纪初的60%跃升到1813年的 80%。不过在非官守阶层而言，1804年的时候，上流社会的契约大约3/4依然以荷文书写，显示荷兰语在上流社会依然流行。
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维也纳会议创立了尼德兰联合王国，将荷兰共和国和南尼德兰合并。而在新王国确立后，在布鲁塞尔地方商界的请愿下，荷兰语再次成为布鲁塞尔的官方语言。但决定已经无法动摇法语在弗拉芒地方的影响力，特别法语已经成为当地贵族的语言。 布鲁塞尔和海牙成为王国的两个首都，而国会中的比利时议员往往只讲法文。荷王威廉一世希望弗拉芒区能发展到北荷兰省一样的水准，因此在当地设立大量荷兰语学校网，以教化民众。他同时将荷兰语设定为弗拉芒省份的唯一官方语言，而且在法语已经渗入的布拉班特和布鲁塞尔施行。而瓦隆省份则继续单以法文为官方语言。威廉一世期望荷兰语将成为全国唯一的语言，但惹来法语民众和天主教会的反对。法语区人口则担心他们参政的权利受影响，并担心成为被新王国唾弃的分子。在这些团体的压力下，1830年威廉一世被迫妥协，恢复在今日比利时地方的语言自由政策，终止了荷兰语在弗拉芒省份和布鲁塞尔唯一官方语言地位。
这段时候的关键影响是，比利时弗拉芒人开始接触北尼德兰的标准荷兰语。 而另一方面，天主教会视荷兰语为一个代表新教的威胁，而法语贵族则依然视荷兰语比法语低等的语言。这些观点助长了比利时革命，导致法文为唯一官方语言的比利时王国的成立， 这对布鲁塞尔的法语化有关键作用。
比利时革命后，布鲁塞尔的资产阶级使用愈来愈多法语，不少法国和瓦隆移民迁入城内，同时首次出现弗拉芒人大规模转用法文。
而在比利时立国后，新的中央集权政府决定以法文为官方语言，纵使大部分人是讲荷兰语的弗莱明人。 因此法文成为了法庭、政府、军队、媒体、文化和教育的语言，法文更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 而相反荷兰语则成了社会“低下阶层”的语言，是农民和穷苦工人的语言。因此，荷法语之间的语言边界也在弗拉芒和瓦隆的地理边界以外渐渐成型。法语也称为了政经力量的象征和爬升社会阶梯的工具。 法国诗人波特莱尔在布鲁塞尔短暂停留期间，就曾讽刺过当地资产阶级的虚伪：
布鲁塞尔人，并不是真的说法文。他们只是装着让弗拉芒语不上嘴，以显示自己的品味。他们的弗拉芒语说得很好，你只会在他们对着仆人用弗拉芒语吠出命令的时候才会见识到。
独立初期，布鲁塞尔依然是一个荷兰语为主的城市，大部分人使用布拉班特方言，大概只有15%的法语移民。 但革命后第一任市长尼古拉-让·鲁普（法语：Nicolas-Jean Rouppe）宣布法语成为唯一的行政语言。而政治势力导致经济精英改用法文。 1846年，38%的市民声称自己使用法语，而在根特只有5%，安特卫普更得2%。很多说法语的其实是荷兰裔的弗拉芒资产阶级。而到1860年95%的弗拉芒人说荷兰文，但他们在政经舞台上毫无势力，法语经已成为致富和社会地位提升的必要条件。
布鲁塞尔吸引了来自弗拉芒大区，大量因为经济不景和饥荒而出走的移民。 本地的荷兰语人口则比较歧视这些外来的贫苦乡村荷兰语移民。为了彰显自己的优越地位，以及和外来移民划分界线，布鲁塞尔的荷兰语人口开始决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更尊贵”的法语。
在两三代之后，新移民本身也开始说法语了。 一个典型的布鲁塞尔家庭可能是由说荷兰语的祖父母、说法语—荷兰语双语的双亲以及说法语的小孩所组成。教育体系中，唯法语独尊的现象亦大大地改变了本地的语言生态。很多学校都会忽略荷兰语教学。自1842年开始，布鲁塞尔的男子学校在前四年的教学大纲中移除了荷兰语课，不过更高年级还是有可能有荷兰语课。而在女子学校和天主教学校中，荷兰语就更加被忽视了，而值得一提的是，荷兰语依旧是很多这些学生的母语。
不过随着在1881年，夏尔·比尔斯（Charles Buls）被任命为布鲁塞尔市长之后，荷兰语小学在1883年起又重新开放。 在这些小学中，前两年的课程是以荷兰语作为教学媒介，之后学生就会被转到法语班。 比尔斯的提案一开始几乎没有受到到当地委员会的支持，不过之后委员会又表示支持，原因是他们认为如果学生的荷兰语水平达到一定水准，对其法语学习大有裨益。法语在教育中的独尊地位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因为多数学校的高年级课程依旧是以法语为教学媒介。 由于法语在比利时官方的地位，以及对比尔斯教育方针的误解很多弗拉芒家长依旧把小孩送往法语学校。 当时比利时的比较流行“一家之主”的观念，因此父母有权力把子女送往任何他们想要的学校，而这个过程中往往甚少考虑子女本身的母语。由于多数小学生都被送去法语学校接受教育而非荷兰语学校，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甚至已经没有任何荷兰语学校了。虽然其时法语人口只占布鲁塞尔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在构成布鲁塞尔都市圈的13个市中，一共有441个荷兰语班级，对应1592个法语班级。
这种“双语”教育的体制所造成的现象，就是很多小孩再亦无法从他们的父母继承荷兰语。 很多弗拉芒家庭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家中讲法语 但是在弗拉芒大区，教育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法语化效应，因为多数学校依旧使用荷兰语作为教学媒介。
19世纪，很多来自法国的政治难民开始进入布鲁塞尔寻求庇护。1815年，第一波政治难民有雅各宾派和波拿巴派人士。1848年迎来了第二波难民——法国共和主义者和保皇党。第三波则是在法国1851年政变后来到布鲁塞尔，而第四波则是在法普战争之后涌入 除了法国，比利时也接收了很多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难民，例如意大利，波兰，德国和俄罗斯。这些难民在抵达布鲁塞尔后都倾向说法语而非荷兰语，这进一步加剧了布鲁塞尔的法语化。
作为新王国的首都，布鲁塞尔在当时也吸引了很多瓦隆大区的移民。 不同于同期迁入的弗拉芒底层阶级人民，这些来自瓦隆大区的移民主要是属于中产阶级。虽然很多属于下层阶级的瓦隆人也移民到布鲁塞尔，不过这依旧不改法语作为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语言的地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布鲁塞尔也接受了很多来弗拉芒省份，讲法语的资产阶级家庭。
在1830年到1875年期间，布鲁塞尔的人口从10万人大致增长到18万人。 布鲁塞尔大都市圈的人口甚至飙升到75万人。
和布鲁塞尔不一样的是，其时弗拉芒省份的居民认为，法语在比利时的日渐通行代表的更是一种压迫而不是社会进步。在比利时独立的初期，政府对荷兰语和荷兰文化的忽视引致了弗拉芒省份的不满。1856年，比利时政府成立了“苦情调查委员会”来研究弗拉芒省份居民的不满。该委员会成立的初衷是想逐步将比利时的行政，军队，教育和司法系统双语化，但是却被当时的政客忽视。同时，亦有另外一群人士也开始关注荷兰语被边缘化的问题。1858年，在比利时圣约斯特滕诺德成立了一个叫“Vlamingen Vooruit” （前进，弗拉芒人！）的组织，会员有布鲁塞尔市长夏尔·比尔斯，以及于克勒市长莱昂·范德金德勒（Léon Vanderkindere）。
讽刺的是，1880年比利时57%的人口都说荷兰语，但是荷兰语小学在1883年都一直处于被禁止的状态。1884年起，各市政府开始允许出生、死亡和结婚证用荷兰语书写。但是，尽管政策放松，当时亦仅有10%的人口会用荷兰语登记自己的民事状况，因为彼时的社会风气认为该类事宜应该使用法语才足够正式。
直至19世纪末期，弗拉芒运动才获取了足够多的社会动员去要求政府在全国实行更多双语化政策。不过荷兰语社运人士的提议很多时候都被法语社群否决，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导致瓦隆大区（即法语区）被荷兰语化，最终使得当地居民需要学习荷兰语才能任职政府工作。荷兰语社运人士于是改变他们的策略，转而要求佛兰德大区彻底单语化，把法语排除在外，但是问题在于，布鲁塞尔在地理上仍旧属于弗拉芒大区。 弗拉芒人士希望在弗兰德斯（弗拉芒大区）内限制法语的使用，不论当地的官方语言是否已是法语。1873年，比利时首都地区的莫伦贝克-圣约翰，一位弗拉芒劳工Jozef Schoep因拒绝为自己的儿子用法语登记其出生证，而被罚款50法郎。当时他的案例引起了极大的社会舆论，之后比利时政府通过了1873年的语言立法，开始允许弗拉芒地区的法院使用荷兰语作为庭审语言。1889年，政府再度重申荷兰语庭审语言地位，不过主要还是用于口头证词。
但就总体而言，弗拉芒独立运动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在布鲁塞尔获得大众支持。每一次试图支持荷兰语并且限制法语的使用，都被视为是一种阻碍社会阶级流动的行为，而非像其他弗拉芒地区城市那样，更多被认为是一种保护荷兰语的行动。 在一些弗拉芒城市，例如根特，当地的荷兰语人口受制于上层阶级的法语人口，这就使得语言运动带有阶级斗争的成分，从而有利于荷兰语获得更多社会支持。但是在布鲁塞尔情况却不一样，因为当地的劳工阶层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法语人口。语言使用上的不均衡，加上庞大的操法语劳工阶层，使得布鲁塞尔的阶级斗争极少有语言诉求。以上因素再加上当地的教育体制，更加使布鲁塞尔大批人口法语化。
19世纪70年代之前，比利时多数城市的行政语言都是法语。但是随着1878年比利时政府通过的另外一条法律，情况开始逐渐有所改变。首先北部省份例如林堡省，安特卫普省，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所有的公共通讯语言都转为荷兰语，或者至少是法语—荷兰语双语。至于在布鲁塞尔，法律规定居民可以要求政府文件用荷兰语书写。 然而，直至1900年，多数位于弗拉芒大区的大城市，语言社群边界附近的城市，以及布鲁塞尔首都大区，法语还是首选的行政语言。
1921年，属地原则为政府所采纳，使得比利时的社群边界开始成型。 北部的弗拉芒人希望该边界的形成能够限制法语人口涌入弗拉芒大区。比利时开始被被荷兰语和法语社群撕裂：北部的弗拉芒荷兰语单语社群，南部的法语单语社群，以及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的双语社群，虽然当时在首都，大部分居民的母语还是荷兰语。 在布鲁塞尔双语社群中，居民可以要求政府使用荷法任一语言。
1932年的语言立法巩固了1921年的立法成果。荷兰语被列为中央政府和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的官方语言之一，之后北部的弗拉芒省份都将荷兰语列为唯一官方语言。1932法律还规定，首都大区附近的市镇，若少数语言族群的比例超过30%，则政府必须提供双语服务；而如果某一语言族群比例超过50%，则市政府需改变其优先语言/官方语言。 语言社群边界的变化需由每10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决定。值得一提的是，佛兰德地区的普查结果，其有效性经常遭到质疑。 1932年，扎芬特姆市是比利时历史上第一个从首都双语区退出，而加入到荷兰语社群的城市，因为当地的法语人口跌破30%。布鲁塞尔的法语社群对此反应激烈，当中不少人士组成了“反对弗拉芒化联盟” （Ligue contre la flamandisation de Bruxelles），该组织宗旨是动员社会力量对抗所谓的“弗拉芒暴政”。在法语被列为汉斯霍伦和贝尔克姆-圣阿加特的官方语言之前，该组织曾反对伊克塞尔被双语化（要求排除荷兰语，纯法语化）。除此之外，该组织还强力捍卫比利时社会当时“一家之主原则”，该原则是布鲁塞尔法语化的一大因素之一。
随着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的人口快速增长，小布鲁塞尔的人口却反而急剧衰减。1910年，小布鲁塞尔人口为18万零五千人，1925年则降为14万零两千人。人口的衰退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塞讷河的污染迫使许多居民离开市区。 第二，1832年到1848年市区爆发霍乱，使得市政府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塞讷河填充行动。第三，物价和租金的上升令很多居民无法承受而选择离开，尤其是30%的专利税，比当时的周边市镇都要高，致使经济发展停顿以及物价飞涨。过高的专利税在1860年终于被废止，转而保持国家平均水准，但是已经为时已晚。最后，周边市镇蓬勃发展的工业化吸引 了市区的大量劳工。这些社会因素的变化加快了首都区的法语化（因为更多法语人口迁入附近市镇）。1920年，三个本来是荷兰语人口占优势的首都圈周边市镇都因此而并入了首都双语区。
根据1848年的语言人口普查，布鲁塞尔的居民61%为荷兰语族群，余下39%则为法语族群。1866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允许居民以“两种语言”回复政府书信，但是却没有说明，首都政府是否“能够使用这两种语言”，同时也没有明确说明若两种语言都不是居民母语的情况下的做法。无论如何，根据当时的数据，39%的书信以荷兰语作答，20%为法语，39%“两种语言都有”。 1900年，法语单语人口开始超过荷兰语单语人口，虽然这可能是由于大部分荷兰语单语人口转而成为双语使用者。 1880年至1890年期间，双语使用者的比例从30%上升至50%，而荷兰语单语人口则从1880年的36%下降至1910年的17%。 虽然“双语”这一词很有可能被市政府误用/滥用来彰显法语人口的数量。但是十分明显的是，法语都已经融入了荷兰语族群的私人和公共生活当中。
除了布鲁塞尔外，附近的市镇如伊克塞尔、圣吉勒、埃特尔贝克、福雷、瓦特尔马尔-布瓦福尔、圣约斯特滕诺德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都大规模地开始转用法语。首先在伊克塞尔，荷兰语单语人口在1846年到1947年间从54%下降到3%，同一时间段内，法语单语人口则从45%上升到60%。1846年，圣吉勒的居民83%都是荷兰语人口，但是一个世纪后，半数居民只讲法语，另外39%则变为双语人口。同样地，埃特尔贝克从一个有97%荷兰语人口的小乡村，变成了一个半数居民只说法语的城镇。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福雷和瓦特尔马尔-布瓦福尔，这两地由纯粹的荷兰语地区变为一半纯法语，一半双语的地区，纯荷兰语人口衰减到只有6%。在圣若斯，1846年时候荷兰语和法语还是对半，但是1947年却仅剩6%的荷兰语单语人口，余下的40%多都加入了双语使用者的阵营。
1921年，布鲁塞尔首都大区进一步扩张，拉肯、哈伦和下-上亨贝克被完全并入小布鲁塞尔中，与此同时，在1947年人口普查后，贝尔克姆-圣阿加特则被法律要求并入布鲁塞尔双语首都大区中。同期被并入的还有埃韦勒、汉斯霍伦和沃吕韦-圣皮埃尔，但在弗拉芒社群的压力下，并入计划被推迟到1954年才完成。这是布鲁塞尔双语区的最近一次扩张，使得首都区下的市镇增加到19个。而附近在弗拉芒布拉班特省（荷兰语社群）中的克赖内姆、林克贝克、德罗亨博斯和韦梅尔，则由于拥有多于30%的法语人口，而规定必须设立多语设施，不过这些设施大多被安置在荷兰语区域内。
1947年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法语已经变成了该地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其中45%宣称自己为双语人口，38%宣称自己为法语单语人口，而荷兰语单语人口只有9%。双语人口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弗拉芒族群，这部分人口都被官方定义为双语人口而不是荷兰语人口。
由于弗拉芒人集体杯葛1960年的人口普查，以及在首都两场声势浩大的弗拉芒人示威，比利时的语言边界在1962年完全确立，并且政府还废止了刚刚实行的人口普查。数个市镇转变了自己的语言，例如富伦市加入了弗拉芒大区，而穆斯克隆和科米讷-瓦尔讷通则被归入瓦隆大区。而位于荷兰语社群的韦曾贝克-奥珀姆和圣海内叙斯-罗德尽管根据1947年的人口普查，法语人口并没有超过30%，但是该两市依然建立了针对法语居民的多语设施。 布鲁塞尔首都区固定在19个市不变，成为了荷兰语社群中的一块双语飞地。
很多法语居民不满于布鲁塞尔双语区只是固定在原先的19个市，认为这与事实不符，因为语言边界是依照1947年的人口普查而定而非最新的1960年人口普查。法语社群宣称若果根据1960年的人口普查，在阿尔森贝赫、贝尔瑟尔，圣彼得斯-莱乌、迪尔贝克，斯特龙贝克-贝弗，斯泰勒贝克和圣斯泰芬斯-沃吕沃等地，其法语人口应该已经超过30%，，因此应该为该部分少数族群设立多语设施，然而现实却是上述地方依旧维持为单语城市。两大族群间产生了政治分歧，法语居民认为享受多语设施服务是其基本权利，但是弗拉芒人却认为多语设施只是一种暂时的过度措施，最终目标还是需要法语居民融入弗拉芒社会。
语言社群的正式确立对教育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父母再亦不能依照“一家之主”的原则，根据自己的意愿把自己的小孩送往自己希望的学校。因此，弗拉芒社群的学童只能去荷兰语学校就读，而法语社群的学童也同样需要遵从社群的安排。一些立场较激进的法语人士，例如法语民主阵线对此表达反对，他们因为应该恢复教育选择自由。
1964年比利时确定语言社群边界后，作为回应，法语民主针线亦在同年建立。该党派的诉求主要有：1. 反对布鲁塞尔双语区只限定在原先的19市； 2. 要求政府恢复学校选择自由；3. 政府允许布鲁塞尔首都区自由扩张，甚至可以侵入弗拉芒社群。法语民主阵线承认布鲁塞尔的政府机构可以为双语，但是不一定要求每一个公务员都必须是双语者。法民阵获得了可观的选民支持，并且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赢得过选举。
法民阵反对政府机构为每个社群设立固打制，认为这有违民主原则。例如在布鲁塞尔首都大区议会中，有一部分议席是保留给荷兰语议员的。但是很多法语议员通过宣称自己是荷兰语人士而曲线进入议会，使得三分之一的荷兰语议员议席实际上由这些“假弗拉芒人”所把持。
1976年，比利时开展了一波城市整合运动，一些法语市镇加入了更大的荷兰语城市，从而成为弗拉芒社群的一部分，这直接减少了法语市镇。 席力加入了阿瑟，圣斯泰芬斯-沃吕沃和斯泰勒贝克加入了扎芬特姆，斯特龙贝克-贝弗加入了赫林贝亨，同时，数个拥有大量荷兰语人口的城市也建立了起来，例如圣彼得斯-莱乌，迪尔贝克，贝尔塞尔和特尔菲伦。法语民主阵线认为这绝非是巧合结果，城市整合的目的就是加强荷兰语社群的影响力。
随着比利时全国的语言矛盾发酵，社会开始重视荷兰语。诸多社会因素例如弗拉芒大区认定荷兰语为唯一官方语言，荷兰语教育系统的完善，弗拉芒大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标准荷兰语的普及等，都构成了荷兰语地位上升的原因。弗拉芒社群认为如果希望荷兰语能够在布鲁塞尔获得一席之位，首先就需要从荷兰语教育做起。
1971年，法语民主阵线试图捍卫个人选择教育媒介语言的自由，同时该党亦希望法语化能够继续进行。法民阵的策略一开始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1966-1967学年，布鲁塞尔共有六千名小学生以及一万六千名中学生，九年后，入学人数分别降至五千人以及一万二千名。但是与此同时，1967年建立的荷兰语教育中心亦开始推广荷兰语教育，动员的首要目标是荷兰语家庭。1976年，动员任务由弗拉芒社群委员会接手。委员会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提升荷兰语学校的教学质量。从1978-1979学年开始，委员会的努力开始产出成果，入读荷兰语托儿所/幼稚园的幼童数量开始上升，数年后，这部分学童继而进入荷兰语小学，使得小学入学人数亦随之增加。最终结果是，所有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出生，以荷兰语为母语的幼童都只是入读荷兰语学校。布鲁塞尔荷兰语族群的法语化越来越弱。不过外来移民依旧偏好法语。
80年代开始，弗拉芒社群委员会开始把目光投向双语家庭，而荷兰语学校质量的提高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法语单语家庭开始把他们的孩子亦送去荷兰语学校。这种现象变得日益普遍，因为比利时社会越来越认可双语主义。今天，荷兰语教育系统依旧吸引著众多母语非荷兰语的学生。2005年，非荷兰语母语族群中，20%的学生入读荷兰语高中，另外有23%被送往荷兰语日托所。实际上，时至今日，荷兰语学校中，以荷兰语为母语的学生反而变成少数。荷兰语界开始采取措施维系其教学质量。
随着瓦隆大区的经济衰退，虽然外来移民对法语仍旧偏好，但是这并没有为保持法语的声望发挥太大作用。二战之后，弗拉芒大区的经济经历了极大发展，区涌现了大批中产阶级，使得荷兰语的威望日渐长进。
而出生在布鲁塞尔荷兰语单语家庭的人群，其受教育程度往往低于该市的平均水平。与之相反的是，从外地迁往布鲁塞尔的弗拉芒人中，30%拥有大学学历，其竞争力相当可观。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布鲁塞尔的荷兰语大学生就开始超过法语大学生。荷兰语不再是社会底层的象征。拥有双语能力成为好工作的敲门砖。荷兰语在布鲁塞尔的威望提升，主要是因为经济因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荷兰语的经济重要性，反而和布鲁塞尔的荷兰语人口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和其他弗拉芒地区与布鲁塞尔的商业来往息息相关。
1958年，布鲁塞尔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的总部所在地。北约在1967年时亦将其总部设在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的埃韦勒。后来，布鲁塞尔又迎来了南欧、土耳其、摩洛哥（前法国殖民地）、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比利时殖民地）的经济移民，大大地改变了城市的人口构成。1961年到 2006年间，布鲁塞尔的非比籍居民从7%上升到56%。 由于主要来自法语非洲，布鲁塞尔的外来移民以说法语为主。
总体而言，外来移民进一步稀释了荷兰语人口的比例，使得该市更加法语化。这与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不一样，彼时布鲁塞尔的法语化主要是直接转变荷兰语居民的语言。
在外来移民中，摩洛哥人最频繁使用法语，连同柏柏尔语和摩洛哥阿拉伯语一起组成了他们的多语社群。土耳其移民则继续使用土耳其语，虽然法语在其社群中地位亦相当重要。荷兰语难以渗透入上述的两群移民当中。来自摩洛哥与土耳其移民的后代，多数都只去法语学校，使得法语成为他们的交际和家庭语言。类似的情况亦出现在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移民当中，由于他们的语言本身就与法语同属罗曼语族，因此直接使用法语对他们更为容易。在数量不多的北欧移民中（主要在80年代迁入），则更多使用他们本身的语言，例如英语和德语。这些北欧移民如果和当地的法语族裔通婚，他们的家庭往往就是法语。在上述所有移民群体中，长期来说其语言习惯很难有所改变。
布鲁塞尔的人种与文化日渐多元化，其语言生态再亦不仅仅是法语—荷兰语二元。荷兰语的单语人口要比法语少。在74名荷兰语使用者中，只有两位是单语者，而在同等数量的法语使用者中，单语人数是其9倍之多 。 根据2000年的调查，布鲁塞尔首都区的外来移民中，仅有3%在家使用荷兰语，而有9%使用法语。另外，有16%同时在家讲两种语言（法语+其族裔语言）
布鲁塞尔的日裔一般而言都只在工作场合使用法语和英语。所有当地的日裔学校都使用法语教学。法语已经是布鲁塞尔日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欧盟的发展，越来越多外交官和国际人员被安排到布鲁塞尔，为此，法语人口担心英语会成为该市的新通用语。盎格鲁化和法语化不同，因为前者通常而言并不会压迫荷兰语的生存空间。但相反的是，在布鲁塞尔坚持使用法语，被视为是捍卫法语在欧盟那日渐下降的地位。 2008年，布鲁塞尔的英语熟练使用者比荷兰语多（35%对28%）而在2000年，该两种语言的数据都为33%。因此，市民对荷兰语的熟练程度总体而言是下降了，虽然就业市场上，对荷兰语使用者的需求比英语还大。但是正如上述所言，英语并没有太压迫荷兰语，因为目前为止亦仅有3%的当地人口在家使用英语。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和荷兰语相比，法语面临的威胁更大。现时，越来越多人成为法语-荷兰语-英语三语使用者。
现时布鲁塞尔首都区的19个市镇是比利时唯一的双语区。建立布鲁塞尔双语区，曾经遭受了诸多比利时联邦主义者的阻挠。
最初，荷兰语政党希望自己能够在文化领域有更多说话权，因为他们认为法语在联邦政府中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同样，由于瓦隆大区的经济衰退，法语政党则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经济领域的决定权。弗拉芒人担心面对另外两个法语区域，他们会逐渐被边缘化。他们认为在布鲁塞尔建立双语区，是把布鲁塞尔从荷兰语区中分裂出去，使其彻底法语化。. 根本上说，对于比利时弗拉芒人来说，比利时分为法语比利时和荷兰语比利时；而对于法语人士来说，比利时分为弗拉芒、瓦隆和布鲁塞尔。
1989年，经过多方的谈判和妥协，布鲁塞尔首都区卒之成立。首都区拥有自己的政府和议会。议会有75席，其中11席分配给荷兰语议员。在2004年，总席位增加到89席，其中17位为荷兰语议员所有，因此议会中大约有五分之一为荷兰语议员。
作为对弗拉芒人的让步，首都区每四位部长中，一半必须为弗拉芒人。同样，三位初级国务卿中，至少一位需为弗拉芒人。首都区的区长通常而言来自法语族群，但是政府内阁中，法语与荷兰语阁员的比例为5：3。
首都区与弗拉芒大区和瓦隆大区维系平等的关系。然而，布鲁塞尔并没有自己的社群。弗拉芒社群与法语社群共同决定该区的文化教育等事宜。弗拉芒社群委员会和法语社群委员会各自代表布鲁塞尔内自己社群成员的利益。
布鲁塞尔的社群财政预算80%划分予法语社群委员，20%划分予弗拉芒委员会。
在弗拉芒布拉班特省的哈勒-菲尔福德区中，有六个市建有多语设施，分别是：德罗亨博斯、克赖内姆、林克贝克、圣海内叙斯-罗德、韦梅尔和韦曾贝克-奥珀姆。这些地方的法语人口自20世纪后半叶开始就开始增加，现时已经成为了当地多数。在哈勒-菲尔福德区中，有25%的人口在家中讲法语。
弗拉芒政府认为该趋势令人担忧，因此亦发布多条政令保证布鲁塞尔附近区域荷兰语的地位。其中就包括有比特斯指令，该政策规定，位于上述6市的法语使用者，有权向当地政府索取法文版的各种文件，但是因为政府不会登记来访者的语言偏好，所以必须每次都单独提出请求。
在布鲁塞尔西北部分的市镇，荷兰语的使用比例要比首都区的其他部分要高。西北部亦是非荷兰语母语者使用荷兰语最高的区域，比例超过20%。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汉斯霍伦，当地有20%的非荷兰语母语者使用荷兰语作为日常语言；而另外一个则是圣吉勒，该市荷兰语已经几乎不再作为任何家庭的用语。
越是年轻的一代，荷兰语的熟练程度就越是下降。当地人口中，那些在成长经历中一直只是使用荷兰语单语或者荷兰语-法语双语的人群，年龄都要比布鲁塞尔的平均水平高很多。2000年至2006年期间，荷兰语单语家庭从9.5%下降至7%，而双语家庭则从9.9%下降到8.6%。另一方面，非荷兰语母语，但是却能够熟练使用荷兰语的人群有显著增加。那些生活在布鲁塞尔，同时拥有较高荷兰语水平的居民，一半是在家庭以外的地方习得荷兰语，而且这个数字很可能在不断上升。2001年，70%的布鲁塞尔居民拥有一定程度的荷兰语水平（至少能够对话的水平）:51在2006年，28%的布鲁塞尔居民拥有较高的荷兰语使用水平，与之对比，分别有35%以及96%的居民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和法语。77%的布鲁塞尔家庭在家亦使用法语，而荷兰语则只有16%。法语是整个城市最多人使用的语言，成为了该市实际上的通用语。
总部设立在布鲁塞尔的公司中，一半使用法语作为内部语言，另外32%使用法荷双语，余下的部分则使用各种语言。:152多于三分之一的工作机会要求申请者为双语使用者，五分之一则要求员工能够使用英语。:149基于此点，在布鲁塞尔和瓦隆大区，荷兰语使用能力能够极大提升获得工作的几率。布鲁塞尔的广告公司，42%使用法荷双语，33%为法语单语，10%为英法双语以及7%为英法荷三语。:41布鲁塞尔的荷兰语使用者有明显增长，其中23万来自弗拉芒大区，13万来自瓦隆大区，那些来自弗拉芒大区的荷兰语使用者，大多数都来自布鲁塞尔附近荷兰语城市的法语使用者。
生活在弗拉芒大区的法语居民希望弗拉芒大区能够加入欧洲国家少数族裔保护架构公约。多数欧洲国家都签署了该公约，但是在比利时，目前为止只是处于已签署但是未实施的状态。架构公约允许法语居民有权要求政府使用法语沟通行政事宜，使用法语作为教育媒介以及设立双语街道名称等。但是问题是，公约并没有明确说明何为“国家少数族群” ，而弗拉芒人明显并不认为生活在荷兰语区的法语居民是所谓的“少数族群”。虽然欧洲委员会多番催促弗拉芒大区通过公约，然后大区至今并没有表达太大兴趣。.
在比利时荷兰语界中，很多人担心荷兰语在布鲁塞尔的地位会继续下降，甚至会波及首都区附近的荷兰语区，使其法语化加深。而在政治层面，布鲁塞尔-哈勒-菲尔福德区选区/司法辖地的存在使族群关系更加紧张。该区域由布鲁塞尔首都区19市以及弗拉芒大区哈勒-菲尔福德区35市组成。比利时的参议院和欧洲议会选举以社群为基础，亦即是说，该选区的选民无论是居住在荷兰语区抑或法语区，都能够为瓦隆大区和布鲁塞尔的法语议员投票。对于以省为基础的比利时众议院选举，来自哈勒-菲尔福德区的选民能够为布鲁塞尔的候选人投票，反之亦然。法语界担心，如果将布鲁塞尔-哈莱－菲尔福尔德选区拆分（亦即把西边的哈勒-菲尔福德区并入到东边的鲁汶区，使弗拉芒布拉班特省以其省边界重新整合为单一选区），生活在哈莱－菲尔福尔德的法语居民将无法再为布鲁塞尔的候选人投票，随之丧失要求法语用作司法语言的权力（本来因身处荷兰语区，其司法语言应为荷兰语）如果必须拆分该选区/司法辖地，法语政党希望能够扩张布鲁塞尔双语区作为补偿，但是弗拉芒政党则表示这无法接受。针对该区的讨论，甚至导致了比利时政府2007年长达两百多天的瘫痪。最后问题在2012年得到解决，该区被正式拆分，所有比利时的选区将以省为边界，但是作为补偿，哈勒-菲尔福德区中，居住在6个有多语设施的市镇的法语居民，能够选择为布鲁塞尔或者本省的候选人投票，但是不能两者同时兼得。（详情请参看英文条目Brussels-Halle-Vilvoor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