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前200年－前154年），《史记》、《汉书》本传作鼂错，颍川（今河南省禹州市）人，西汉初著名政论家。
晁错年轻时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为太常掌故，曾奉命从故秦博士伏生受《尚书》；后为太子家令。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提出《削藩策》，试图改变汉初各刘姓王割据、威胁中央朝廷的局面。在常年受大一统史观熏陶的中央集权支持者看来，其出发点从并没有错，只是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过于激进，一不懂得分化瓦解对手，二没有贯彻严守法律的精神，找不到诸侯王足够分量的罪行，就以惩罚诸侯王犯下的小错为借口，在短时间内大量削减各主要诸侯王的封地，引致矛盾迅速激化，局势迅速恶化。
晁错个性刚直严厉、忠君爱国，在朝廷会议时，提倡削藩，也做了三十多个命令规章以利推动，诸侯们对晁错都有很多不满与怨言。他的父亲问他：“皇帝刚登基，为何要这样大幅度的削藩、落得大家都议论你呢？”晁错说：“一定要这么做，不这么做的话，天子不会受到尊敬，刘氏宗庙将不会安宁的”。而他的父亲则说“刘家是安稳了，可晁家却危险了”，之后服毒自杀，说“我不想看到我受到牵连”。
前154年，吴王刘濞会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而晁错对此变局，竟则拿不出任何有效方案，甚至向汉景帝建议御驾亲征，而自己坐镇长安的建议。结果汉景帝听信袁盎等的建议，将晁错处死，希望平息叛乱，但是七国并不退兵，最终汉朝廷不得不出兵才平息叛乱。汉景帝事后对于错杀晁错懊悔不已，而且其处决过程几乎在当时就遭指责。《史记》书“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而班固的《汉书》则直书“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说明晁错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骗到刑场立即腰斩的。另外晁错的家人，也全部被斩首。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司马迁认为晁错的削藩策略太过急切，后世的主父偃吸收教训，才得成功：“太史公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班固在《汉书》中评价：“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着于篇。”
李奎报在《东国李相国集》中作〈为晁错雪冤论〉以评价：“古之人论汉之英明之君。则首称文景。然以诛错事观之。景帝不足谓之明矣。且国政。非臣之所能专断而行之者也。陈其利害而取断于君上者。臣之职也。受下之谋议。商酌可否。而后行之者。君之明也。错既为汉臣。患诸侯之彊大难制。欲因过削地。以尊京师。此可谓忠于国者也。遂以此奏于上。上亦不能独裁。与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而后行之。则咎不独在错矣。脱七国实为错而发兵者。业已用其计而致此。则是亦朝廷之耻也。宜徐观其变。然后诛之未晚也。错之削诸侯。亦非不虑其反逆而策之者也。宜委以制御之任。有不可而后诛之亦可矣。况吴王既山铸钱。煮海为盐。为反计数十年。而后与六国发之。则名虽诛错。其意不在错也。苟其势可以抗京师。则虽急斩错以谢。祗自示中国之轻耳。终不为罢兵明矣。苟不能以区区七国能抗京师。则虽不诛错。其若予何耶。其诛之也。虽断自上心。犹为不可。况听其仇者之谗。以戮忠臣。内为袁盎复仇。外为诸侯报仇。其不明孰大焉。又使中尉绐载行市。是欺臣也。以天子而斩一晁错。何必诳耶。是亦非人君之政也。过孰甚焉。惜也锐于为国远虑。而反受诛戮。晁错之冤。不亦甚乎。以文帝之疏斥贾谊。较诸此则彼特过之小小者耳。况谊之斥也。未几复征。傅上之爱子。而其策虽未尽见用。其所采而施于世者亦多矣。则不可谓大失其志者也。然后世犹以不大用为之冤也。况如错者乎。予是以讥景帝之不明。以此雪错之深冤也。呜呼。有努力扶我身者。误而少失其手。则未及踣地。而敢怒斥耶。”
《汉书·艺文志》记载，晁错有文31篇，多佚，今存较完整8篇，以《论守边疏》和《论贵粟疏》为著。清朝马国翰严可均等著有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