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类学关注政治体系的结构，从社会结构的基础来检视。是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分支学科。政治人类学试图建立一套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的学科，寻求人类的各种政治行为在各种制度和历史、地理环境下的共同性。知名的政治人类学家包括了艾德华·伊凡普理查、Pierre Clastres、Meyer Fortes、 Georges Balandier、Fredrik Bailey、Jeremy Boissevain、Marc Abélès、Jocelyne Streiff-Fenart、Ted C. Lewellen、Robert L. Carneiro、John Borneman 与 Joan Vincent。
政治人类学直到1940与1950年代，才发展成为一个公认的、明确界定的人类学分支，当时它成为英国功能论学派的主要焦点之一，这大多来自阿弗列·芮克里夫-布朗的思想启发，并公开反对进化论和历史特殊论。这个研究取向是实证论，主要的研究工作在非洲殖民地进行。英国结构功能论随着《非洲的政治体系》(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一书的出版而制度化，该书由佛蒂斯和艾德华·伊凡普理查所编辑（Fortes and Evans Pritchard 1940）。类似程度的政治人类学制度化过程，在战后的美国从未发生，部分原因是由于帕森斯学派对于科学的观点，将人类学归类到文化和象征领域。
极力强调社会均衡，这显然就是艾德华·伊凡普理查的做法，很快就受到质疑，其后的一系列作品更侧重于冲突和变迁（Leach 1954）。这些作品试图呈现个人如何在政治结构之内采取行动，而且变迁因内部和外部的压力而发生。矛盾和冲突占了上风。一套特殊风格的冲突导向的政治人类学，在所谓的“曼彻斯特学派”发生，肇始于葛拉克曼。葛拉克曼侧重于社会过程，以及对结构与系统的分析，这是基于它们的相对稳定性。他认为，透过建立和重新建立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交错连结关系，冲突保持了稳定的政治系统。葛拉克曼甚至提出，若要维持社会的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是有其必要的，冲突是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构成条件。
从 1960年代开始，学者发展了“过程取向”，强调施为者(agent)的角色（Bailey 1969; Barth 1969）。这是个有意义的发展，人类学家开始研究崩解中的殖民体系。对于冲突和社会再生产的焦点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向所采借，这从1960年代开始主导了法国的政治人类学。皮耶·布迪厄对卡拜尔人的研究作品（Bourdieu 1977）受到来自这个发展所启发，而且他的早期作品是法国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过程取向的结合。
虽然在整整一个世纪（大约从1860年至1960年）的政治人类学，发展成为一门主要讨论无国家社会的政治的学科，但是从1960年代开始有了一个新发展，而且至今依然持续下去：人类学家开始研究更多的“复杂”社会场景，其中包括国家、科层体制和市场，这都纳入了民族志叙述以及对当地现象的分析。这不是一个突然发展或任何突然“发现”的脉络所造成的结果。从 1950年代，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研究乡民社会的人类学家，已开始将地方场景（村落）放在它的较大脉络中讨论，如瑞尔德区分“小传统”与“大传统” (Redfield 1941)。1970年代还见证了欧洲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其中一个类别。Boissevain 的文章，“迈向欧洲人类学”（Boissevain and Friedl 1975）也许是第一次尝试对欧洲的各种文化形式进行比较研究；这个人类学不仅是在欧洲进行研究，更是欧洲的人类学。
这个朝复杂社会的研究转向，使得人类学本身变得更朝向政治研究。首先，不再可能在某些国家进行田野调查，例如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和印度，而不考虑当地社会的所有面向以何种方式连结到国家和市场。诚然，早期的欧洲民族志，有时只做到了：在欧洲南部的乡村从事田野调查，好像他们是孤立的单位或“孤岛”。然而，从1970年代这种倾向受到公开批评，而且 Boissevain (Boissevain and Friedl 1975) 说得最清楚：人类学家已经“将欧洲部落化”，而且如果他们撰写相关的民族志，他们再也不能这样做。相反的是，经常听取在政治和社会科学同事的意见，在最近半个世纪人类学家一直非常小心地将他们的民族志研究焦点连结到更广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将民族志焦点放在属于当地的现象，注重细节。
这个朝着复杂社会的转向，以一种更直接方式，也标示著各种政治主题逐渐成为主要的研究重点，而且在两个主要的层次。首先，人类学家持续研究处在国家管控范围之外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现象（如恩宠关系或部落政治组织）。二是，人类学家慢慢开始将这个学科发展为关注国家及其制度（以及当然也关注在正式和非正式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国家为研究主题的人类学发展出来，这是目前发展最繁盛的领域。葛兹对于巴里岛国家的比较研究是个早期的著名例子。目前有相当丰富的人类学国家研究（例如，Abeles 1990).。
从 1980年代以来，发展出对于族群和民族主义的强力关注。“身份（认同）”和“身份（认同）政治”很快成为这个学科的定义主题，部分取代了先前对于亲属关系和社会组织的研究焦点。这当然使人类学更明显偏向政治。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国家所制造的文化，而且从这个角度加以研究。族群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依据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政治组织（Barth 1969）。
对于文化/政治认同建构过程的研究兴趣，也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层面。现在，有一些民族志是在国际组织（如欧盟）之中研究，将“组织职员”视为一个文化群体，具有特定的行为、服装、互动守则等(Abélès, 1992; Wright, 1994; Bellier, 1995; Zabusky, 1995; MacDonald, 1996; Rhodes, ‘t Hart, and Noordegraaf, 2007)。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是在科层制机构或公司内进行。而且科层体制其实只能置身其中才得以研究 ----它绝对不是我们或职员可能想像的理性制度，正如韦伯自己确实在很早以前就指出的(Herzfeld 1992).
对于政治体制的关注，也促成将焦点放在体制推动的政治机构。现在有政治决策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policy making）(Shore and Wright 1997)。这个重点是在发展中最明显的人类学或人类学的发展，这在过去几十年来已建立学科为一体的最大的分支。政治行动者，例如国家、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或商业机构，变成主要的分析对象。在他们的民族志研究工作，人类学家将批判的眼光投在体制化的发展机构在遭遇“地方文化”时所做的论述和实践（例如 Ferguson 1994年）。发展人类学系连结到全球政治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因为它涉及观念性的资源和实际资源的管理和再分配（例如见Hart 1982）。在这方面，埃斯科巴（Escobar 1995）认为，国际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协助了重现前殖民权力结构。
许多其他主题在过去二十年来已逐渐开展，合在一起，正在使得人类学越来越政治：后殖民主义、后共产主义、性别、多元文化、移民等主题，也不要忘了全球化这个总称。因此，若是说即使人类学一向都会有限度地讨论政治，但是这在今天更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