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娥（1918年1月－1995年），字帼英，台湾台北艋舺人。老松公学校（今老松国小）毕业，台北第三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后赴日本东京女子医学校深造，成为台湾第一位外科女医师，1942年毕业归台，服务于台北帝大医学院第一外科。由于父亲参与台湾民族运动的影响，及目睹日本人对台湾人的种种欺压，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谢娥即投身反日宣传与活动，回台在帝大医学院服务时，透过台北工业学校的刘英昌结识了郭宗清、黄雨生及唐志堂等台北二中同学，1943年计划在日本人饮用水中下毒响应盟军登陆，遭日本当局破获逮捕下狱，直到战后日本投降才被释放。战后谢娥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当选立法委员担任公职，然而，国民政府的劣政致使许多谢娥旧日反日战友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对政治失望的谢娥选择远离，1949年赴美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医学博士，1991年返台，于1995年逝世。
1918年，谢娥出身于台湾台北艋舺（今台北市万华区）。父亲谢全中国料理店来来轩餐馆（今西门町红楼戏院附近），家境尚称富裕。幼年就读老松公学校（今老松国小），后入读台北第三高等女子学校。1935年4月自第三高女毕业后，赴日本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今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就读，并于1940年4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美国教会所属的日本东京圣路加国际医院担任外科医师，为台湾第一位女性外科医师。1943年谢娥自日返台，在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今台大医院）第一外科担任助教。
在台北帝大服务期间，院方聘请徐征开设非正式的中国语文课程讲座，谢娥于此期间接触了鲁迅、巴金、老舍等左派作家的作品，激起了民族思想，同时也积极参与抗日的行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召开后不久，台北二中学生唐志堂与陈炳基密谋抗日计划，并找了同校的郭宗清、黄雨生及台北工业学校的刘英昌，并透过刘认识了谢娥。谢娥则也告诉他们，她学外科的原因，是因为一直抱有回祖国为负伤战士服务的志愿。自此之后，六人常于汐止观音庙密谈抗日计划。但事迹不密，六人纷纷于1944年遭到逮补，谢娥因此遭移送台北监狱。 谢娥入狱后饱受折磨，她的义父林永楷曾找律师为她脱罪，唯一的条件是谢娥出狱后只能从事外科医师的工作，并且要和日本人合作，但遭谢娥拒绝，谢娥当时表示：“只要我的一滴血还存在身上，我就是中华民族的子民。”直到战争结束，谢娥才被释放出狱。
日本投降后，谢娥于1945年9月被释放，其父于太平町三丁目一番地（今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购置楼房，开设“康乐外科医院”，让谢娥开业行医，于同年11月13日开幕经营，并特别声明对于贫病者不收取费用。
1945年12月，谢娥在陈立夫与李翼中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在国民党省党部的支持下，组织台北市妇女会。又于1946年 8、10 月先后担任台北市党务计划委员会委员以及台湾省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担任制宪国民大会台湾省代表。1946年3月15日以龙山区最高票当选 第一届台北市参议员，为台北市参议会中唯一一名女性。1947年二二八事件时期，民众在长官公署遭到卫兵开枪扫射后，长官公署秘书葛敬恩向台北是参议会报告，诓称卫兵是向空中开枪，民众是自相践踏受伤。谢娥依据葛敬恩说词，到电台向民众广播，呼吁民众冷静下来。第二天上午她在太平町开的康乐医院被群众捣毁。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欺骗听众。她说“这是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叫她这样讲的。”。
1948年4月24日，谢娥以全省得票第六位（140,203票），当选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为台湾首位女性立法委员。当选立法委员后，谢娥辞去参议员一职，遗缺由徐渊琛递补。1949年10月，谢娥离台远赴欧洲，再由欧洲转赴美国定居。195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医学博士。从美国医师名录上，知道她曾从事精神科，1967年曾在俄勒冈州州立精神医院就职，也曾在纽约州的卫生部工作，1973年她的通讯地址列在纽约州首都Albany卫生部分区办公室(regional office)内，后来据说当到郡 (county)的卫生部门主管。1991年返回台湾，1995年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