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又作王安石变法、熙丰变法，指北宋大臣王安石推动的、并由宋神宗推行的新政，旨在消除北宋建国以来积弊的一场改革。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库的收入，但是在施行过程中对人民造成了很多额外负担，并遭到保守派旧党的激烈反对，造成了新旧党争。新法最终一度被废除，但一些好的措施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直至宋朝灭亡。
北宋中叶以后，内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续膨胀：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多人，仁宗皇祐年间（1049年－1053年）达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导致冗官、冗费激增。执政大臣多“榻茸常材，斗筲小器”，而“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保守主义盛行，不得不与豪强地主妥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兼并令农民转职军旅，使得军队人数激增。北宋初年给予军、公人员极大优惠和特权，可免除差役和赋税。对外方面，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军队人数是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使得军事费用增加，“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将不专兵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岁入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很明显是入不敷出；使得国库空虚，人民生活压力更加沉重。真宗朝有李顺、张余等领导益州贼乱，之后持续爆发小规模的匪乱，“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同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神宗，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司马光：“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司马光与王安石完全决裂，司马光辞官隐居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细项如下：
王安石的变法对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急于求成，利弊互见，并遭到许多守旧官员反对。王安石又自视过高，不愿接纳别人的意见。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继宗“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韩琦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奏疏中称，“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
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
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同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现于天，曹太皇太后与高太后哭劝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
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之后继续由神宗执行变法。
元丰八年（1085年），支持变法的神宗病逝。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苏轼、范纯仁等人皆曰不可，温公执意而行，“熙宁变法”以司马光的“元祐更化”结束。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马光病死。史载王安石退居金陵时“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
苏轼在反对免役法时说，“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终为天下所可常行”；还说“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但是后来苏轼又认为免役法确实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十余年后元祐更化时，苏轼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他说“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宣仁太后死后，哲宗亲政，随即废除旧法，恢复神宗的新法，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只可惜实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五方面论之：
明代杨慎的《丹铅总录》对王安石极尽毁谤之能事，谓为“古今第一小人”。最严厉的指控是：“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李贽评价：“（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
入清后蔡上翔则有《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为王安石之辨诬，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当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参考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堪称“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农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后，“荆公初执政，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沟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其后在位之日，始终汲汲尽瘁于此业。史称自熙宁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所兴修利水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云。”，“荆公所开水利，不可悉数，其大者曰浚黄河，清汴河。”《宋史》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梁启超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邓广铭、漆侠皆肯定王安石变法。王曾瑜则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
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接受记者访问时，曾引用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来表明他实行改革的决心。
下表中碧绿色为新党（变法派）得势时期，红色为旧党（守旧派）主政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