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根·冯·伯姆-巴韦尔克（德语：Eugen von Böhm-Bawerk，庞巴维克，1851年2月12日－1914年8月27日）是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他对奥地利经济学派有着重要的贡献。乔治·赖斯曼（George Reisman）称他为“仅次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奥地利第二重要的经济学家。
伯姆-巴韦尔克前往维也纳大学就读法律学，在那里他阅读了卡尔·门格尔所著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虽然他从不曾亲自被门格尔教导过，但他很快便成为了门格尔理论的忠实支持者。约瑟夫·熊彼特描述伯姆-巴韦尔克“彻底热衷于门格尔的理论，以致于他根本不需要研究其他的理论家。”在维也纳大学就读的岁月里，他结识了另一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两人后来还结为襟兄弟。
在完成学业后伯姆-巴韦尔克进入了奥地利政府的财政部门任职。他在1880年代担任教职，也是在这段时间他发表了他的巨作。
在1889年他受命前往维也纳的财政部，以起草一份直接税税制的改革计划。当时奥地利的税赋体制对于经济生产课与重税，尤其是在战时，这对奥地利经济的投资活动造成极大障碍。伯姆-巴韦尔克的提议为设立现代的所得税制，这项改革很快被通过，并在接下来几年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伯姆-巴韦尔克在1895年成为了奥地利的财政部长。他断断续续的担任了几届财政部长，最长的是第三次—从1900年直至1904年。在财政部长任内他严格的保持稳定的金本位以及预算的平衡。在1902年他取消了政府对制糖业的补贴—尽管制糖业在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奥地利的经济特色。他最后在1904年辞职，因为当时奥地利军方的开支不断增加，造成他无法在平衡预算了。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曾批评伯姆-巴韦尔克奉行的“一便士也不多花”的政策，并批评当时奥地利的经济发展迟缓便是因为伯姆-巴韦尔克不愿在公共建设计划上投入大量开支所造成的。不过，约瑟夫·熊彼特则赞美伯姆-巴韦尔克在任内对于奥地利财政稳定的贡献。伯姆-巴韦尔克的肖像曾在1984年至2002年间出现于一百元的先令钞票上，直到被欧元取代为止。
伯姆-巴韦尔克在1904年重掌教职，担任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他教授过的学生包括了约瑟夫·熊彼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他在1914年去世。
虽然伯姆-巴韦尔克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但他却不是当代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尽管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声名经常让这两者互相连结。他担心毫无约束的自由竞争会导致“无政府的生产和消费”。他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写下了大量批判卡尔·马克思经济学的著作，不过几名突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1905年-1906年之间参加了巴韦尔克主持的大学研讨班。
的第一卷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称为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最突出的贡献”，在这卷标题为(1884)的书中伯姆-巴韦尔克完整阐述了对于利率的理论：包括使用理论、生产理论、节制理论等等。
伯姆-巴韦尔克也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提出强烈批评。伯姆-巴韦尔克主张资本家并不会剥削他们的劳工，相反的，由于资本家必须将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薪资发放给员工，他们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也造福了劳工，伯姆-巴韦尔克主张“劳工不能为了增加其自身的生产占有率而牺牲了资本”。他主张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忽略了生产过程中的时间因素，而且对于利润重新分配的理论也与资本主义经济里利率的重要性有着完全的冲突，而利润则是货币制度所不可或缺的要件。顺着这样的批评思路，伯姆-巴韦尔克主张一个产品的整体价值并非是由劳工们所生产的，相反的，资本家付给劳工们的新酬仅仅是针对他们最初可预见的劳动价值，而非产品最后的价值。伯姆-巴韦尔克并且主张，资本家给予劳工的薪资事实上是高于劳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价值的。
《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崩溃》（1896年）一书中则详细检验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伯姆-巴韦尔克认为马克思对于价值和劳动的定义是自相矛盾的。他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对于生产的利润和价值所提出的理论，会与他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对于价值的定义产生矛盾。他也批评马克思忽略了供给和需求对于价格的影响，并质疑马克思对这方面概念的解释一向模棱两可。
(1889)则是的第二卷，伯姆-巴韦尔克在这一书中阐述了经济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大量时间和步骤、以及这些过程所不可或缺的利益报酬。而在第三卷书中伯姆-巴韦尔克则进一步阐述了门格尔的边际效益理论，将价值的主观理论与边际主义相连结。价值的主观理论主张，任何东西都只有在有人需要它时才会有价值出现：
一个农民开拓者拥有五大袋的谷物，但他不能将其卖掉，也不能买进更多。这时他有五个可能的选择：
做主食、或长力气、或喂养小鸡来获取肉食、或酿造威士忌、或喂养鹦鹉以逗乐他。如果他此时失去了一袋谷物，他不会减少前四种用途的量，而是会选择让鹦鹉挨饿，因为他认为喂养鹦鹉所得的效益比前四种选择都要来的少。换句话说，喂养鹦鹉的选择便是一种边际。人们作出经济决策时也正是根基于这种边际原理，而非其他什么理想崇高的东西。
原本计划作为全书附录的(1921)最后则成为了全书的第三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