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迪丝·路易莎·卡维尔（/ˈkævəl/；1865年12月4日－1915年10月12日），英国护士，因平等地救治交战双方的伤兵而闻名，一战中曾帮助约200名协约国士兵逃离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而被警方抓捕。随后被军事法庭判犯叛国罪，并处以死刑。尽管国际社会进行了人道干预，但还是被德国行刑队枪杀。对她的处决引起了全世界舆论的广泛报道和一致的谴责。
她最著名的话就是：“爱国主义是不够的”，强烈的英国国教信仰促使她帮助所有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无论是德国或是协约国的士兵。报导引述她的话说：“当生命需要挽救时，我就不能停下来”。10月12日被英国圣公会定为她的纪念日，虽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圣人节（英语：Calendar of saints (Church of England)）”。
当艾迪丝·卡维尔在49岁被杀害时，就已是比利时著名的现代护理先驱了。
1865年12月4日，艾迪丝·卡维尔出生在诺维奇市附近的斯沃兹顿（英语：Swardeston）镇，是弗雷德里克（Frederick）牧师与索菲亚·路易莎·卡维尔（Louisa Sophia Cavell）四个孩子中的长女，她父亲曾在当地做了45年的牧师。由于家庭收入微薄，从小就承担起责任。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家庭保姆（包括1890年至1895年在布鲁塞尔一户家庭中），后在皇家伦敦医院护士长伊娃·拉克斯（英语：Eva Luckes）手下接受了护理培训，先后在索迪治疗养院（英语：St Leonard's Hospital）等英国多所医院工作过。1907年卡维尔受安托万·德佩奇（英语：Antoine Depage）医生所聘，到比利时布鲁塞尔伊克塞尔德拉文化街（Rue de la Culture）新成立的“比利时高级护理学校”（或贝肯达医学院）担任护士长。到1910年，卡维尔女士认为护理专业在比利时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具备了出版专业杂志的条件，因此推出了《护理》杂志。一年后，她已成为比利时3家医院、24所学校和13所幼儿园的护理培训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前住东英格兰诺福克郡探望寡居的母亲，当她回到布鲁塞尔后，她所在的诊所及护理学校已被红十字会接管。
1914年11月，德国占领布鲁塞尔后，卡维尔开始掩护英军士兵从被占领的比利时潜逃到中立的荷兰，隐藏英法伤兵和逃避德军兵役的比利时和法国平民，提供雷金纳德·德·克罗伊（Reginald de Croy）王子在贝利尼城堡签发的假证件。在那里，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被带到卡维尔、路易丝·赛芙琳·哈勒（德语：Louis-Séverin Haller）等人在布鲁塞尔的住处，向他们提供到荷兰边境的路费和菲利普·巴克（法语：Philippe Baucq）找来的向导。卡维尔这些活动已然触犯了德国军法（英语：German military law），德国当局对她的疑心已越来越重。
1915年8月3日卡维尔因遭加斯顿·基恩（Gaston Quien，此人后来被法国法院以通敌者定罪）出卖而被捕入狱，指控罪名是窝藏协约国士兵。她被关进圣吉勒斯监狱十周，在监禁的前二周中，德国警察分别于8月8日、18日和22日对她进行了三次审讯，她承认帮助过约60名英军和15名法军士兵以及大约100名法国和比利时应征人员逃往边境，并曾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隐藏中自己的家中。
军事法庭指控她，除比利时青年外，还协助英法士兵穿越边境进入英国。在庭审的前一天她签署了一项声明，承认了自己的罪状。卡维尔宣称那些得到过她帮助而脱身的士兵，在安全抵达英国后还写信来感谢她。这种坦言证实了卡维尔曾经帮助士兵逃住荷兰边境，但也确认了她帮助他们逃往一个正在与德国交战的国家。
依据德国军法，该罪行将被判死刑。德国军法第58条规定：“任何意图帮助敌国、或对德军或联军造成危害的、或犯德国刑法第90条所列举罪行之一的，一律按叛国罪处死”。本案涉及上述所提90条中所包含的“护送敌国士兵”。此外，根据德国法律第160条，该刑罚在战争期间，同样适用于外国人。
《第一日内瓦公约（英语：First Geneva Convention）》通常确保了对医务人员的安全保护，但这种保护一旦用来掩护任何交战行为，其保护性将丧失。这一条体现在当时所执行的1906年版公约第7款中。德国当局只是基于德国法律和国家利益在起诉时加以了利用。
英国政府无法为她做出任何帮助。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霍勒斯·罗兰（Horace Rowland）先生表示：“恐怕只能靠卡维尔女士自己去努力了，我们恐怕无能为力”。主管外交事务的副秘书长罗伯特·塞西尔勋爵说，“我们做的任何表示”，他认为“对她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美国尽管没有加入这场战争，但从中立的立场施加了外交压力。美国驻布鲁塞尔使馆一等秘书休·西蒙斯.吉布森（英语：Hugh S. Gibson）向德国政府明确表示，处死卡维尔将进一步损害德国已经受损的声誉。后来，他曾写道：
我们记得鲁汶的被焚和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同时告诉他（指德国行政长官弗里茨·冯·德尔·兰肯（德语：Fritz von der Lancken）），这件谋杀案将与上两起事件一起，将引起所有文明国家的恐惧和厌恶。哈拉齐（英语：Harrach）伯爵在此事及所说的宁可让卑微的士兵受伤，也要看到卡维尔女士被枪毙，他唯一的遗憾就是还未“射杀过三至四名英国老妇”等无稽之谈已让他声名扫地。
弗里茨·冯·德尔·兰肯（德语：Fritz von der Lancken）男爵曾公开表示过，鉴于卡维尔的坦诚以及挽救过如此多的交战双方战士性命，她理应得到宽恕。然而，布鲁塞尔总督冯·绍瓦斯拜克（英语：Traugott von Sauberzweig）将军却下令“在国家利益下”，巴克和卡维尔的死刑应被立即执行，阻止了上级部门考虑宽大的机会。布鲁塞尔律师萨迪·基尔申(Sadi Kirschen)为卡维尔进行了辩护。在被审判的27人中，卡维尔、巴克（一位30多岁的建筑师）、路易丝·图利耶（法语：Louise Thuliez）、赛芙和珍妮·德·贝尔维尔伯爵夫人（Jeanne de Belleville）等5人被判死刑，在5名死刑者中，只有卡维尔和巴克被枪决，其他三个人则获判缓刑。
许多受误导的人相信，卡维尔并非由于间谍活动，而是因叛国而被捕。她可能已被英国秘密情报局招募，转而离开间谍工作是为了帮助协约国士兵逃跑，虽然这一说法并没得到普遍认可。
羁押期间，审讯卡维尔用的是法语，但会话记录却是德语。这就给了审问者曲解她答词的可能。尽管如此，但她并没有试图为自己作辩护。经德国军政府首长批准，为卡维尔提供了一位辩护人。而卡维尔的助手伊丽莎白·威尔金斯(Elizabeth Wilkins)原先为她挑选的律师遭德国军政府拒绝。
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她告诉获准看望并给她圣餐的英国圣公会的斯特林·加恩（Stirling Gahan）牧师，“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不会仇恨和抱怨任何人”。这段话后来被镌刻在英国伦敦圣马丁广场（St Martin's Place）她的雕像上，靠近特拉法加广场。她与德国路德会监狱牧师保罗·勒·修拉（德语：Paul Le Seur）最后的谈话被记录下来：“请加恩神父转告我的亲人，我相信我的灵魂会得到安息，我很乐意为国而死”。
美国驻比利时大使布兰德·惠特洛克（英语：Brand Whitlock）在病榻上代表卡维尔给比利时总督莫里茨·冯·比辛（英语：Moritz von Bissing）发去了一份正式照会。休·西蒙斯.吉布森（英语：Hugh S. Gibson）、大使馆法律顾问梅特·勒瓦尔（Maitre G. de Leval）和西班牙大使罗德里戈·萨维德拉·文森特（西班牙语：Marqués de Villalobar）连夜组成了一支呼吁宽容或至少推迟执法的午夜代表团，但最终与事无补。1915年10月11日，冯·德尔·兰肯男爵批准了死刑执行令。十六名军人组成两支行刑队，10月12日上午7点，在斯哈尔贝克国家射击场对她和四名比利时男子执行了枪决。有关卡维尔的死刑执行过程有多种说法，但据在卡维尔生命最后几小时内一直陪伴她的勒·修拉牧师的目击记述，八名士兵朝卡维尔开枪，另外八人则执行了巴克的死刑。
遵照西班牙大使的指示，比利时妇女立刻在圣吉勒斯监狱旁掩埋了她的遗体。一战后，她的遗体被运回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国葬，然后转送至诺维奇，长眠在生命的绿色中。
在卡维尔死后的几年间，涌现了无数宣传她故事的报刊文章、小册子、图片及书籍。她成为了英国军队征兵的一个宣传标志，并帮助提升了协约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地位。由于她的性别、她的职业以及面对死亡时的壮烈气概，使她成为了一名大众人物。她的被害，也充分揭露了德国的野蛮行为和道德堕落。
后来发现在卡维尔被枪杀不久后所报道的新闻中，仅部分内容属实。甚至美国《护理杂志》多次描写的卡维尔在被执行死刑前，因拒绝在行刑队面前蒙上眼罩而昏厥摔倒的情节也为虚构。据称，在她不省人事之时，德国指挥官用一把左轮手枪开枪将她打死，许多诸如此类的情节，曾极大地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公愤和普遍的反德情绪。
随着比利时的被侵占以及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英国战时宣传部-威林顿馆（英语：Wellington House）在英国和北美对卡维尔的被杀进行了更加广泛的宣传。
由于英国政府决定利用卡维尔的故事进行宣传，她成为了英国在一战中最突出的女性受害者 。英雄的感召和暴行故事的结合，创作出了英国在一战期间最成功的宣传案例之一，也成为战后持久反德情绪的主要因素。
与世界其它国家不同，德国政府认为在卡维尔一案上他们已经采取了公平的做法。德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副部长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德语：Alfred Zimmermann (Politiker, 1869)）博士在一封代表德国政府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信中说：
确实很遗憾，卡维尔女士必须被处死，但这是必要的。她已受到公正的审判...处死一名妇女无疑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考虑到对一个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如果不这样做，那些针对军事安全所犯下的罪行就可因是女性所为而逍遥法外。
在德国人看来，这是负责人遵循德国法律职责所决定的，无需顾及全世界的谴责。如果他们释放了卡维尔，将会激起更多的女性来参与反德行动，因为她们知道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们的法律不分性别，唯一的例外就是，按惯例女性只有在一个“纤弱”（可能是指“怀孕”）的状况下才不被执行死刑。
德国政府还认为，所有被定罪的人都完全明白自己行为的性质，法院特别重视这一点，有几名被告就是在是否清楚自己所犯罪行上存在疑点而被释放。另一方面，死刑犯者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以及所犯罪行会受到的惩罚，因为“许多公告明确指出：协助敌方军队将被判处死刑”。
一战以前，卡维尔在护理界以外尚不太出名。这也能让英国在对她的政治宣传中可抛弃所有不利的事实，包括卡维尔在受审期间供出连累他人情报的迹象，造就出了两种不同的形象。1915年11月，英国外交部曾就卡维尔供词中所牵涉的其他人发表过一份拒绝声明。
常见的卡维尔形象之一：一名被无情和可耻敌人杀害的无辜者。这一形象将她描绘成一名无辜的间谍，被大量地应用在英国各式宣传物中，如：战时明信片和报纸插图。英国媒体将她的故事当作一种激发战场斗志的手段。这些形象暗示，为中止敌人对英国无辜妇女的屠杀，男人必须立即参军。
卡维尔的第二种形象被描绘成一战中一名严肃、缄默、勇敢，将一生奉献于护理和挽救他人生命的爱国妇女。该形象多见于许多红十字会护士个人经历传记的插图中。德国军队牧师勒·修拉神甫在回忆起她被枪决时说：“我不相信卡维尔女士想成为一名烈士......但她已准备为国而死...卡维尔女士是一名非常勇敢的女性和虔诚的基督徒”。在另一段来自英国圣公会的情节中，加恩牧师记得卡维尔说过“我不会害怕或退缩；对于死亡我并不陌生，它不会让我害怕！”，这一段话，突出地彰显了她是一名坚忍的杰出女性，也给她带来了比同样情况下的男人更高的声望。
战后，卡维尔的遗体被运回英国，并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国葬。1919年5月19日，她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诺威治大教堂东侧；每年十月仍举行纪念活动。从多佛运送她到伦敦的铁路货厢作为纪念保留在肯特至东萨塞克斯郡的铁路（英语：Kent and East Sussex Railway）上，日常在博迪恩火车站（英语：Bodiam railway station）对外开放参观。
随着卡维尔的去世，世界各地设立了很多怀念她的纪念馆，其中第一个出现的是1918年由亚历山德拉王后在靠近诺威治大教堂庭园附近兴建的护士之家，上面刻有她的名字。
在英国教会指定每年的10月12日为艾迪丝·卡维尔纪念日，这是对她荣誉的纪念，但未对其进行正式册封。
其他荣誉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