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本地话

水源话，又称水源音或东江本地话，是东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的一个土语群，主要分布于惠州和河源，处于客家语粤中片包围之中（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河源水源音归为粤中片，把惠州水源音独立分为惠州片）。在语言分类归属上有争议。有的学者将其笼统并入客家话粤中片，有的学者主张将其划入粤语惠河片，有的学者认为是独立语言。但无论是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还是后来学者的全方位调查研究，包括惠州话（含老惠城话）在内的东江水源话（即“惠河系”）整体上偏向客家语特征。东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确定的水源音点有36个之多，分布在客家话粤中片流行区域。在东江中游分布较密集，上游较稀疏。所有水源音分布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座落在东江干流或支流近旁。这些土语各有自己的特点，虽然相互不同程度地接近，却都容易区辨开，不易相混同。除以上所列大土语点之外，还存在一些与上列土语类近的地方土话，通行于一些小村镇的极小范围之内，使用人口少；或者只是一个村镇内很少一部分居民所使用的非本地主体语言。如龙川县佗城镇街区边缘1000人人口的胜利村，村民使用与佗城话不太一样的土语；又如惠东县增光、大岭、白花等镇各有本地话，但是使用人口很少，一般是从惠城沿东江两岸迁至惠东，这些在当地被高度边缘化的非主体土语都属于东江本地话土语群。传统上将东江本地土语视为客家话变种的观点长久以来广为传播，影响很大。土语点都处于客家话的包围之中，可能是传统观点将东江土语并属客家话粤中片的主导因素。但空间分布是一个表层现象，造成这种现状的历史因素才能真正对东江本地土语的系属身份起到揭示作用。中唐宪宗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尚没有“主户”“客户”记载，而到北宋前期和中期《太平寰宇记》和《元封九域记》开始有“主户”“客户”记载。这证明客家先民入粤始于唐代末年至宋。迁入人数累积成规模并在梅州等地开始形成民系为北宋太宗至神宗期间。在“客户”迁入粤东、粤北之前，这一区域已经生息著土著居民，其主体部分也属于汉族，其先民也迁自中原一带，但其入粤时间却比客家先民早的多。这些当地居民在唐末至北宋客家先民迁入之时成为当地的“主户”。东江流域中上游的汉族土著居民入粤时间在秦汉之间，与粤语族群先民入粤时间大致相当。前222年秦始皇平定江南和百越，3年后百越叛乱，秦始皇以50万军讨伐。前215年，命任嚣和赵佗领兵平岭南，谪戍华夏人口50万众于百越人活跃的岭南地区。次年设南海郡，郡下设龙川、傅罗（后傅罗改博罗）两县。经过与百越人的几番战争和军事接触，秦将把50万谪守之众安置在岭南各地，特别是东江流域、珠江三角洲、今粤中粤北和西江中下游流域。南越国时期和辑百越的政策使得谪戍华夏人与百越土著和平共处，成为当地“新土著”。这些华夏“新土著”当然不可能是接近1000年之后才入粤的客家先民。换言之，现代东江流域中上游的本地土语使用者的主要的、早期的先民，就是秦汉时期谪戍龙川、博罗县境内东江上游、中游一带的军民。龙川县的古县城佗城即是以谪戍将领赵佗名字命名，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赵佗在此筑城并驻军、设治于此，必定将其带来的大量华夏人口的一部分分戍于此。今天仍然有一定数量的说特殊土语的本地人分布于龙川县南部佗城、老隆、四都和丰稔等镇的实情，不仅可以证实县内其他客家居民是较晚迁入的汉民后裔，而且还可以表明赵佗谪戍军民就是这些本地人的先民。这些共同特点有部分和广州话一致或近似地，也有有部分和客家方言一致或近似，另外也含有纯属东江中、上游流域本地话自身的独特成分（如声调的差别与调值，“我”音ŋɔi，有表示完成体的“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