秽多

秽多（日语：穢多／えた〔ゑた〕）乃是日本中世纪时代两种部落民之一，受到日本佛教与神道中“污秽”观念影响，对于“较污秽的工作”、“较污秽的人（罪人）维生的行业”的称呼。秽多的起源不明，有人推测是逃亡的农民，后来变成从事皮革加工的“部民”；亦有人认为是对于非人身份的俗称，源自古代被征服的奴隶。虽然秽多的起源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但是跟非人的差别为世袭制，子女必须继承父母的职业。秽多乃成形于平安时代、确立于江户时代，虽然该称呼废止于明治时代，但现代日本人对此蔑称带有“士农工商之外的最下层身份”的歧视。关西大学讲师上杉聪（日语：上杉聰）认为，镰仓时代奈良和京都对于秽多便出现歧视，室町时代的历史文献更出现“不要跟卑贱者结婚，一旦弄脏血液的话就无法干净，秽多的子女永远还是秽多”等歧视性字句。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历史学者朝尾直弘（日语：朝尾直弘）则认为，“士和农工商之间存有极大的身份差异，大体上农工商三者同列，也可视为平民百姓的统称。至于更下级则有称为‘秽多、非人’的阶层，因此士、农工商、‘秽多、非人’三种阶层间存在明显巨大的分隔线”。不过，也有人认为幕府为了政治的考量划分“士农工商秽多非人”等阶级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日本史学者田中圭一（日语：田中圭一 (日本史学者)）提出：“本来士农工商就是职业的划分，用此事来区隔身份是愚蠢的”。日本文献上首见“秽多”一词乃永仁4年（1296年）的《天狗草纸绘卷》，编纂于承平5年（935年）的第一部类书《和名类聚抄》将“屠儿”训读成“惠止利（えとり）”，解释则是“屠宰牛马之肉作为鹰鸡之饵”。建治元年（1275年）稻荷山的经尊法桥献给北条实时的语源辞书《名语记》也记载着：“住在河滩边、食用牛马的人为秽多（ゑた）”、“秽多乃饵取也，屠儿等同秽多”。同时期的另一本类书《日语：塵袋，转写：塵袋》则记录：“根本上饵取乃以肉块作为喂食鹰之饵”；正保元年（1644年）以降的江户幕府公文则开始出现这个词。由这些文献记录可知，秽多本为饲育鹰之主鹰司取饵之职业，后来转换成对屠夫的总称。受到佛教戒杀生和神道忌血污的思想所及，对于杀生这种多污秽的工作遂以“秽多”称之。时至今日，有人以片假名“エッタ”称呼，某些地方甚至出现“エッタボシ”（即读成“秽多法师”）的歧视称呼。2011年1月5日奈良县御所市所设立的水平社博物馆展出“日韩合并”的展览期间，发生了抗议者以“エッタ”称呼，结果闹进法庭之事件。秽多的职业从日本中世纪以来逐渐成形，直到江户幕府时期甫确立其制度。仁德天皇时便以鹰捕捉其他鸟类，大宝元年制定的《大宝令》设置主鹰司，为了喂食鹰鸟，开始出现屠宰饵料之人。到了奈良时代秽多的原形亦曾见诸史料，此时代初期编纂的《播磨国风土记》〈饰磨郡大野里〉记载“惠多”一词。镰仓时代的《天狗草纸绘卷》出现“秽多”一词，描绘着着四条河滩上的秽多小孩抓住天狗化身之鸢，将之扭断颈部杀害后处理其尸肉的画面；身旁另一个小孩试图以网捕捉另一只鸢。平安时代中期《延喜式》虽然规定须供上猪、鹿之肉给天皇，可是受到佛教禁杀生的思想影响，蔑视屠夫的风气也逐渐散播。这些人群居于京都鸭川河滩沙洲的小屋，从事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贱业。因为沙洲靠近下鸭神社，为了避免遭受秽气波及，《延喜式》特别规定该神社南面附近禁止滥僧、屠夫居住。“滥僧”即非人法师，本为平民但因无法忍受国司的苛政，出家脱离原籍。平安时代中期的公卿三善清行（日语：三善清行）曾以《意见十二个条（日语：意見十二箇条）》上书给醍醐天皇云：“今天下之民三分之二乃秃首者（意指滥僧）”，可见当时滥僧和屠夫仍有所区隔。这些人也有从事打扫街道的工作，被称作净人（きよめ）。《壒囊钞》记载：居住在河滩者称作秽多，也被称作坂者、散所者，其中以清水坂（位于今京都市东山区）比较出名。清水坂的坂者受到祇园感受院所属的犬神人（日语：犬神人）（清扫神社内污秽或动物尸体的下级神官）召唤，在延喜寺僧兵出兵之际担任先锋。派驻到各部落警戒时接受居民给予的报酬，坂者的头目也被称作长吏法师。各长吏法师圈绳定界，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宽元年间曾发生清水坂和奈良坂的长吏相互争执的情事。成书于明应9年（1500年）的《七十一番职人歌合（日语：七十一番職人歌合）》，其中第三十六番即描绘正在鞣皮的秽多，其形象为打赤膊、束发、赤脚。直至战国时代，皮革成为铠甲与马具的主要原料，从事皮革加工相关人员被纳入军需产业而受到保护。甚至曾有东日本的大名为了增加领地内的军事需求，特地自西日本延请秽多过来定居的例子。江户时代确立锁国政策，禁止东南亚输入皮革制品，造成皮革来源不足。为此，杀牛宰马的工作受到严格的控制，各农村配置秽多以便获得皮革来源。这些秽多多半居住在农村外不适合农业耕作的河川两侧，后来逐渐被称呼为“かわた”（汉字写成皮田、皮多、川田、革多、革田、河田等）。例如《庆长播磨国图》记载“かわた”的地区多达48处，《摄津国图》中也出现7处记载成“皮田”、“皮多”、“川田村”、“河原村”、“カワラ村”的地方；宽永21年（1644年）《河内国更池村文书》第一卷〈河州丹北郡之内更池村家数人数万改帐〉改用“河田”表示秽多。演变到后来，处理击毙牛马（禁止屠杀）、兽皮加工、皮革制品的制造贩售、祭礼的清扫工作、表演物品（包含艺人）的管理、草履雪駄、灯芯、筬（需要高度技术的纺织机零件）、竹精细加工等物品的制造贩售……等，这些职业变成了由秽多寡占的家业。此外关东地方的浅草弹左卫门（日语：弾左衛門）乃由非人管理，故虽然皆称秽多，却东、西有别。17世纪后半以降，各幕藩领主遂定调以“かわた”称呼秽多，各地的公文书类则记成皮多、皮田等。甚至像广岛藩到幕末为止，皆以“革田”作为指称秽多的公家用语。到了明治4年8月28日（1871年10月12日）颁布解放令（日语：解放令），废止秽多、非人之身份和称呼，同时此二者也丧失死牛马取得权与前段所述长期寡占之职业，于是陷入经济困顿。加上解放令一并废除地租改正、徴兵令、学制、村请制度（日语：村請制度）等，引发民众强烈反弹，终致发展成解放令反对一揆（日语：解放令反対一揆），各地有许多秽多、非人遭受袭击。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又称达利特人）和日本的秽多一样，也是处理皮革、尸体的低下阶层。他们被视为不可接触的人，绝对禁止与其他种姓接触，甚至常发生贱民因接触其他种姓而遭到虐待、杀害的事情。在韩国，李氏朝鲜时代开始确立“八般私贱”中白丁为最卑下者。不过1910年日韩合并，大日本帝国废除身份制度、导入户籍制度；加上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受到大规模的人口移动以及户籍资料遗失等影响，许多人原本的身份阶级不明。现在韩国的不平等阶级待遇已渐渐消失，但仍有人在吵架争论时以“白丁”羞辱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