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

佛经翻译指的是将佛经从梵语或其它西域语言翻译成汉语的程序。亦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所翻译出的佛经对中华文明产生巨大影响及贡献。佛经翻译事业开始于东汉，至前秦苻坚开始有组织的翻译佛经，由道安组织翻译事业，唐朝时，佛经翻译事业达到最高 ，其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及不空被誉为“四大译师”。鸠摩罗什共译佛经数十部，另有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支谦在222年至253年之间将36部佛经翻译成中文。道安译经时归纳出佛经翻译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观点。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曾言：“今日识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译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人之学者，则不从事译书。然古昔中国译经之巨子，必须先即为佛学之大师。如罗什之于《般若》、《三论》，真谛之于《唯识》，玄奘之于性相二宗，不空之于密教，均既深通其义，乃行传译。”佛经的翻译可分为三个时期：东汉至西晋是中国佛经翻译的草创期，西汉哀帝时期伊存至中国口传佛经。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译有《道品行经》等。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84年），安息（即波斯）人安世高翻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月支人支娄迦谶（娄迦谶）翻译十多部佛经。前秦的竺佛念是著名译师之一。后来的时期则以鸠摩罗什为主。鸠摩罗什对东亚佛教经典的贡献巨大。罗什于逍遥园中西门阁上开始译经，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一生翻译三藏经论74部，凡384卷，有《坐禅三昧经》3卷、《阿弥陀经》1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27卷、《法华经》7卷、《维摩经》3卷、《大智度论》100卷、《中论》4卷等。此一时期为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译大师，在唐太宗支持下，玄奘在长安的译经院中进行大规模的翻译工作，参与的学生与人员来自亚洲东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时间在今西安北部约150公里的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其后则有义净、不空等。北宋时期也成立了“译经院”，共翻译了564卷。 后来就再无大规模佛经翻译事业，虽偶有译者，不过补苴而已。译场分工如下：1923年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时与妹书曰：“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他曾指出，梵文汉译常有“一词多译”，Sattra既译“众生”，玄奘又译为“有情”，陈寅恪亦言玄奘的译文多偏生硬，远不如鸠摩罗什好读，1929年，陈寅恪应邀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专门讲授“佛经翻译文学”，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透过梵汉对音可以考证隋唐中古汉语的读音。钱锺书曾考证严复的“信、达、雅”三字，在三国时支谦写的《句法经序》中，已经可以见到，问云：“仆初嫌其词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以，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梵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旨，不加文饰。”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后来又以变文的形式广为流传，融入于中国文学，如刘义庆《幽明录》、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等笔记小说都蕴含了“因果报应”的佛教观念，《西游记》一书则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早期成果，其他在绘画、建筑、音乐都广泛影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