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家》（印尼语：，IPA读音：/puˈdʒaŋɡa baˈru/，精确拼音（英语：Enhanced Indonesian Spelling System）：，曾拼作）是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一份由尔敏·巴奈、阿米尔·哈姆扎和苏丹·达迪尔·阿里夏巴纳创办，在1933年7月至1942年2月期间发行，作风前卫的文学杂志。
荷属东印度土著的民族主义意识自20世纪以来便开始变得更强大，这可以从当地几份民族主义刊物的创立看得出来。尔敏、哈姆扎和阿里夏巴纳这三位来自苏门答腊的作家在1932年9月为这份杂志奠下基础，并在其后向40名《图书旗帜》杂志文学专栏的撰稿人寄信征稿，以及向当地10个苏丹国君主寄信请他们订阅杂志。创办人和荷兰人拥有的考尔夫出版社所订下的协议最终告吹，因此创办人便同意自行负责杂志的印刷。因而产生的《新作家》杂志在1933年出版创刊号；杂志在出版期间曾经扩大收录的内容范围，以及接纳更多政界人物参与杂志的编务。该杂志在1942年日本占领东印度群岛停止发行，不过之后阿里夏巴纳曾经在1948年至1954年期间出版另一份名为《新作家》的杂志。
在意识形态上，《新作家》支持东印度群岛成为一个以印尼语为共同语的现代统一国家。不过，由于作家的文化、政治观点各异，所以杂志在文化、政治上的倾向并不明确。为了保持政治中立，杂志曾经刊登过关于各派政治思想的文章。杂志对文化的讨论包括几次针锋相对的论战，主题是西方文化和传统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轻重应该如何。
第一份《新作家》杂志历时9年，合共出版了90期，曾经刊登过超过300首诗歌、五部剧本、三部诗集、一篇小说，多篇散文和数篇短篇故事。这份付费订阅者人数从未超过150人的杂志所获得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年轻作家赞扬这本杂志能够表现出当代的面貌，不过马来传统主义者却认为杂志令马来文受到污染，并对此加以责难。虽然《新作家》刊载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如今都已经为人淡忘，不过在1933年至1942年期间突出的题材和写作风格却令评论家把这段时期称为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的“《新作家》时期”。
《新作家》的印尼语名称是“Poedjangga Baru”，意思也是“新作家”。然而，“Poedjangga”（1972年拼写改革（英语：Enhanced Indonesian Spelling System）后拼作pujangga）一词本身却有更深入的意义。这个词衍生自古爪哇语词语“bhujangga”，词根是一个意思和宗教教育有关的梵语生词。因此，这个标题表明了杂志崇高的理想。
荷属东印度（今印尼）不同民族都在20世纪初期开始感受到一种民族的统一意识，之后在1928年宣读的《青年誓言》则阐述了这种意识。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代表自己所持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些土著便创立包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在内的各政党。
这种意识在新媒体中也有所体现，例如《爪哇青年》（，1915年创刊）、《苏门答腊青年协会》（，1917年创刊）这些为受过教育的土著青年而设的荷兰文杂志便提倡一种不带有传统封建色彩的现代国族认同，而《图书旗帜》（1930年创刊）和《浮现》（1932年创刊）这些为成年人而设的杂志也成为提倡民族主义观点的途径。不过这些杂志出版时间很短，而且只是把文学作品当作附加的内容。当地也曾经出现过创办马来文文学刊物（例如在1921年宣布创刊计划的《马来亚》）的尝试，但是这并不成功。
1932年3月，《图书旗帜》杂志开辟文学专栏〈改进文学〉（），由苏丹·达迪尔·阿里夏巴纳担任主编。尔敏·巴奈开始把诗作投稿到〈改进文学〉专栏的时候，阿里夏巴纳曾经和他见过面。积极主张文学革新的阿里夏巴纳在1932年9月寄出的一份书信中既表示东印度群岛需要新的文学评论人（），也请求尔敏邀请诗人阿米尔·哈姆扎，好令他们三个人组成一个文学派别。经过长期的书信交往之后，他们决定一起出版一份杂志。这份杂志之后定名为《新作家》，目的是借助文学来提倡现代性和民族主义，不过在当时的荷属东印度这是一个从未有人做到的目标。杂志三位都来自苏门答腊的创办人也注意到当地越来越多人加入诗人、作家行列，不过两者之间却缺乏交流。他们都同意杂志要维持独立，这样杂志才能避开荷属东印度公营出版社图书编译局在创作方面所设下的限制。
为了令《新作家》得到支持，哈姆扎便在1932年10月进行写信征稿的任务；他写了总共50封信，寄给当地的著名作家，当中40名收信人是〈改进文学〉专栏的撰稿人。尔敏在1933年1月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与阿里夏巴纳和哈姆扎会面，他们讨论了尔敏提出的预算，并提出杂志推广民族语言的目标。尔敏在三人会面后便再向之前联络到的作家寄信，并与荷兰出版社考尔夫出版社（Kolff & Co.）缔结协议。
他们三个人在1933年2月发表内容说明书，列明了杂志的资料，并保证每一期《新作家》杂志不会少于64页。另外，包括尔敏的胞兄萨努西·巴奈和诗人穆罕默德·亚明在内的其他作家也应邀加入了杂志的编辑部。杂志创办人都担心杂志的订阅人数并不足以维持杂志的运作，而且都希望保证传统群体会对杂志予以好评，所以他们就向东印度群岛10个苏丹国的君主寄信，请他们订阅杂志，不过最后订阅杂志的苏丹就只有坤甸苏丹沙里夫·穆罕默德·阿尔卡德里（Syarif Muhammad Alkadrie）一个人。
《新作家》的创办人在内容说明书中表明他们打算在1933年5月出版创刊号，不过创刊号却延迟到7月才出版。这个情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一、尔敏打算搬到巴达维亚居住，以便于处理杂志编务，所以他需要更多时间完成搬迁；二、杂志的创办人和考尔夫出版社就印刷成本的问题发生冲突，最后创办人决定杂志会由他们自行印刷。创刊号收录了教育家基·哈查尔·德宛达拉和胡先·查雅迪宁拉特撰写的创刊词、11首由应邀投稿的诗人创作的诗歌，以及两篇散文——其中一篇是尔敏的作品，而另一篇则是阿里夏巴纳的作品。之后杂志主要使用的语言仍然是印尼文；实际上这份杂志既是第一份主要以印尼语编写的杂志，也是第一份完全由土著作家编写的杂志。
当地的政党和演员起初对这份由尔敏和阿里夏巴纳控制编采权的杂志的评价很差，他们认为这份大致上不带有政治性质的杂志容易把民族主义运动的方向转移到较不重要的领域，从而削弱民族主义运动。为了保证杂志能够获得更多支持，编辑部后来就开始准许并不是作家或者文学评论家的人士加入。这些人当中第一个加入《新作家》编辑部的人是苏马当（Sumadang），他是在1935年获准加入的。其他在1930年代末期参与杂志运作的政治人物还包括阿米尔·谢里夫丁、穆罕默德·沙（Mohamad Sjah）和苏吉亚蒂（Sugiarti）。杂志的内容范围也在这段期间得以扩阔。
1942年2月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之后，《新作家》便在荷属东印度政府垮台的同时停刊；最后一期《新作家》收录了自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期间创作的作品。杂志编辑在这一期杂志上表示如果可行的话，他们会继续出版月刊，不过虽然《新作家》的作者其后都以相似的风格继续写作，不过杂志本身却没有复刊。第一份《新作家》月刊自创刊至停刊期间合共出版了90期。
日本投降后，阿里夏巴纳在印度尼西亚独立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创办了另一份同名杂志，而杂志的新撰稿人则包括凯里尔·安哇尔、阿赫迪亚特·卡尔达·米哈查和阿斯鲁尔·沙尼。第二份《新作家》杂志的创刊号是在1948年5月发行的1948年3月号，这期杂志的内容指出印尼的政治领袖不愿意正视日治时期民生疾苦的态度是可以察觉到的，并对此提出强烈谴责。文学文献学家H·B·耶辛批评这份新杂志已经失去原《新作家》月刊的原汁原味，而杂志本身则在1954年停刊，并由同样由阿里夏巴纳主编，在1954年至1962年期间出版的双月刊《对抗》（）取代。
一直以来《新作家》的付费订阅者人数都低于150人。历史学家希瑟·萨瑟兰（Heather Sutherland）指出，《新作家》订阅人数偏低的现象是由一些文化因素引致的：一、当时土著的识字率和学历很低，二、土著知识分子会在正式的讨论中使用荷兰语，并在其他场合使用地方语言，这会令他们在阅读印尼文杂志《新作家》的时候出现理解问题。
在《新作家》出版期间曾经担任过杂志社雇员或者在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人士超过125人，当中大部分人都是在西式学校完成学业、拥有高中或以上学历、操流利荷兰语的苏门答腊人。他们都是现代主义者，大部分人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作品时的年龄差不多都是二十五岁。尔敏说过他们是靠一种人生观，而不是靠一种共同的文学风格团结起来的。
《新作家》自创刊至1934年4月期间的使命是提倡一种能够体现出印尼民族觉醒的语言、文学风格。杂志的内容范围在1935年就已经慢慢扩展到文化、艺术和社会议题，而《新作家》的宗旨则在1936年之后改为“当充满活力的新精神文化的领路人，建立崭新、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文化”不过，萨瑟兰却表示《新作家》作者主要讨论的事项是支持西化的新派知识分子的需要和观点；他们很少会讨论到群众的社会、政治需要。
根据1933年一份新闻稿，《新作家》创刊之初计划刊登的文艺作品有很多种，包括散文、诗歌（不论是古诗还是新诗），以及属于非小说类的文艺评论、研究论文和关于语言文学的评论文章。《新作家》在首次出版期间曾经刊登过超过300首诗歌，还曾经在特刊上刊登过几部诗集；虽然散文在杂志中的地位不太突出，不过《新作家》还是刊登过五部剧本、一篇小说和数篇短篇故事。除了独立的学术文章，杂志社也曾经出版过特刊，收录印尼女权运动家卡蒂尼和孟加拉文学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著作；其中收录泰戈尔著作的特刊是在泰戈尔逝世的时候出版的。
《新作家》月刊的作者之间没有共同政见，而月刊本身在表面上也要保持政治中立的原则。《新作家》采取这种立场的原因是为了保证月刊不会和殖民政府的报刊审查机构发生冲突，以及保护同时担任政府雇员的作者。不过，月刊刊载的作品却表现出不同门派的政治思想；这些作品包括文化民族主义者的作品、献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的十四行诗和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笔记。
虽然民族主义已经把《新作家》的作者团结起来，不过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却各有不同。有的作家（例如尔敏和阿里夏巴纳）认为对西方文化、历史的认识是发展的关键，另一些作家（例如萨努西）虽然也接受某些方面的西方文化，不过他们却注重提到东方的观念是有需要存在的。《新作家》的作者也没有共同的宗教观；包括杂志创办人在内的主要作者都有宗教背景，他们的信仰从世俗主义到正统伊斯兰教都有。这些作家相互冲突的文化观念还令他们于1935年9月至1939年6月期间在杂志上开展多场论战，争论推动印尼文化建设的最佳办法。
和出版荷兰文、地方语言刊物的图书编译局相反的是，《新作家》刊登的作品几乎都是以印尼文撰写的，而杂志本身也致力推动印尼语的演进。此前《青年誓言》就已经宣布印度尼西亚语是印度尼西亚的共同语，而尔敏则指出印尼语已经经历过漫长的演变过程，并对此大加赞扬。之后阿里夏巴纳又深论这项议题，表示荷兰殖民政府推行伦理政策、创办荷印学校（Hollandsch-Inlandsche School，为土著而设的小学）之后，印尼语的演变速度就变得更快，而印尼语和原始马来语的差异也变得更大。《新作家》1933年11月号收录的全部文章都是阿里夏巴纳关于印尼语的论述。1938年6月，《新作家》月刊在梭罗召开了第一届印度尼西亚语言代表大会，而谢里夫丁、阿里夏巴纳、阿迪尼哥罗、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和萨努西则在大会上发表论文。
《新作家》的作者都受到1880年代荷兰“80年代派”文学运动影响。萨瑟兰指出浪漫主义题材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是普遍的，并认为他们选择这样的题材来创作作品是为了逃避印尼社会不断变化的现实。和早期由图书编译局出版的文学作品（例如马拉·鲁斯里在1922年发表的小说《西蒂·努尔巴雅》）不同的是，早期由图书编译局出版的文学作品重视地方的文化观念，而在《新作家》上发表的散文则集中于国族认同，这些散文的作者也会在作品中涉猎到此前没有人涉足的领域。不过，他们都抛弃了强逼婚姻这种旧题材。萨瑟兰说，《新作家》大部分作者的作品在主题上对荷兰殖民政府和传统文化的看法是模糊的。这些民族主义作家虽然不接受荷兰对东印度群岛的统治，不过他们却拥护西方文化；萨瑟兰还提到立场最坚定的民族主义作家当中的某些人也是受西方影响最深的作家。
教授印尼语言文学的澳洲教授凯斯·富尔彻（Keith Foulcher）提到《新作家》刊登的诗作在结构上以对传统诗歌的再塑造为基础，在题材上主要提及的内容不是远大的目标，就是藉自然美景衬托出深沈的寂寞感。耶辛则认为这些诗歌虽然是以西方诗歌的形式和印尼语字词创作出来的，不过却保留了马来诗歌的旋律。
年轻作家和知识分子对《新作家》的发行有很好的评价，他们认为这份杂志是一种表达自己和表达民族主义理念的途径。不过传统主义者却抗议《新作家》革新马来文的做法；马来语教师会主席马拉·苏丹（Marah Sutan）指出这样做背弃了“高等马来语及其传统诗体的纯洁特质”。传统主义者也非难杂志为了增加印尼语字词数量而把源自地方语言和外语的外来语引入马来语的做法，以及诗歌体裁偏离马来传统诗歌板顿和沙依尔的现象。其他反对《新作家》的马来人还包括阿古斯·萨林、S·M·拉迪夫（S.M. Latif）和苏丹·穆罕默德·宰因（Sutan Mohamad Zain）。
1933年至1942年期间的印尼文学有时会被称为“《新作家》时期”的文学，这是因为当时《新作家》在印尼文学界占有主导地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伯顿·拉菲尔形容这份杂志是“文学革命的助产士”，并指出1940年印尼的政治革命也很可能受到这份杂志的影响。不过《新作家》刊载作品的美学特质却在杂志停刊后获得褒贬不一的评价。印尼诗人、文学评论家穆罕默德·巴尔法斯在1976年的评论中认为《新作家》刊登的大部分诗作都有过于多愁善感和辞藻绮靡的弊病，并将之归咎于80年代派对《新作家》作者的影响。《新作家》刊登过的很多作品之后都被人遗忘。
左派文学评论家巴格里·西里格尔不但谴责《新作家》保持政治中立，而且还认为杂志无法客观理解人民的需要，所以它并不适合肩负如实显示独立斗争面貌的任务。
首次刊登于《新作家》月刊的主要作品有几部，当中包括数之不尽的诗集、五部剧本和一部小说，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