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184年－220年，东汉光和七年－建安二十五年）是指黄巾之乱起，直至曹丕篡汉或三国鼎立（东吴孙权于222年自建年号、229年称帝）结束，持续36年（或以东吴建国计，为45年），这段时间内军阀割据，彼此混战。
东汉末年，由于土地兼并越加尖锐，地主豪强拥有自己的私人武力，加上中央政府政治黑暗，皇权虚弱无力，对地方过度放权，因而造成群雄割据的局面。
而这些割据势力又有着不同的兴起过程与发展脉络，反映出那个动乱时代的多元面向。
东汉末年被归入广义的三国时期。
东汉末年，农业生产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直接导致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
由于中央政府政治黑暗，十常侍横行朝野，对地方的控制越加衰弱，造成土地兼并问题日益恶化，而人民饱受此现象的苦果，加上天灾与瘟疫的双重打击，他们于是纷纷起来造反，发动大规模的叛乱，最著名者是黄巾之乱。
时代的动荡不安，也使地方豪强有了崛起的机会，他们一开始靠着自己的财力组织自己的武装军队保卫家园，后来就逐渐演变成拥有私人武力的军阀，如曹操、刘备等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崭露头角，中央政府由于不修政事，对于这样的情况，也是无能为力，反而需要他们维持地方稳定。
地方豪强发展到后期，又逐渐分化为士族与寒门两个阵营。其中，士族在土地与权势，占有了优势，也因此拥有垄断政府高层的实力，形成了三国两晋时期特殊的士族政治。
社会现况，当时的年轻人，热中用言语攻击前辈。
除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是造成地方豪强兴起的诱因之外，刺史制度的变动，则是造成群雄割据的主因。
刺史制度源自西汉武帝时期，本意是用等级低的官员监察等级高的官员，以达到制衡的目的（以六条问事制衡官员），尽管刺史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始终没有统领一州的法定权力和信度。不过到了东汉灵帝时，因刺史多死于黄巾之乱、凉州之乱，他接受刘焉的建议，将各州刺史改称州牧。于是，刺史成为地方的官员，从原本的中央和郡、县之间加入州一级，成为中央、州、郡、县的四级结构。州牧位居郡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
这样的情况持续的结果，使各个州牧纷纷利用天下大乱，名正言顺在地方割据势力，而那些未被改为州牧的刺史和郡守，也趁机扩大权利和武装力量，还有人在战乱中自封为州牧和刺史，如此一来，等于宣告东汉政府的实质统治力已经名存实亡。
当时东汉共分为十三个州，每个都有豪强割据。各方势力彼此互相交战，百姓生活自然苦不堪言。
在这些割据势力中，曹操、袁绍、袁术、孙坚父子与刘备等人为著名的势力外，另外还有一些势力的堀起经过，更能呈现出乱世所发展出的不同模式。
首先是刘表，他就是典型的受专于刺史改州牧政策的地方统治者。刘表成为荆州牧，掌握荆州的军政大权。他在乱世之中，先杀孙坚，后抗曹操，成为天下举足轻重的力量，不过刘表过于保守多疑，宠信奸佞，又受荆州蒯.蔡两大世家的挟制，晚年遭遇长沙太守张羡父子的叛乱，又废长立幼导致长子刘琦自请出镇江夏。他死后，次子刘琮继位，曹操统一北方，开始南征，刘琮便举众投降。
接下来是刘焉、刘璋父子，刘焉向汉灵帝提出刺史改州牧的建议，而后主动申请赴任益州牧，到了该地后，一方面扫除地方势力，加强自身的统治；另一方面公然断绝益州与中央的联系，成为益州的一方之霸，他死后，由其子刘璋继承其位，最后由刘备所降服。
领兵的武将如韩遂、马腾等人，也是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来源的一大途径。他们曾一再击败中央政府的军队，而声名大噪，后又归顺掌控朝廷的董卓、李傕、曹操，不过后来发生内斗情况，最终被曹操所分化击败。
此外，民间出现了很多以宗教形式出现的武装集团，例如张角领导的黄巾贼就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另外还有一支持续时间最长的民间割据势力，那就是张鲁在汉中地区领导的五斗米道教众。凉洲枹罕的宋建则自立为“河首平汉王”，设百官改年号，并割据三十年；宋建以王的身份建国（有百官制及年号），为历史之先。
正史《三国志》所记载的历史时期从黄巾之乱开始，包括了这一时期，直到三分归晋而结束。后世的文化作品因而把东汉的群雄割据时代的历史视为三国历史的一部分，两者的历史关系非常紧密。《三国演义》的内容也以《三国志》为本，横跨群雄割据和三国鼎立的两个时期，直到晋灭吴为止。三国系列游戏则在这个基础上对历史再进行加工。
汉朝阶段: 前 汉朝中期 后 汉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