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1831年－1900年7月22日），字右铭，谱名观善，江西义宁人，晚清维新派政治家。
陈宝箴生于1831年（道光十一年），客家人，系出福建汀州（今上杭县），六世祖陈腾远迁至江西义宁州定居，腾远生子陈克绳，克绳生子陈伟琳，号“韶亭先生”，儒学医道传家，创办有“义宁书院”。太平军事起，组织乡人防守义宁达数年之久。宝箴为伟琳第三子，性格英毅，21岁（1851年）乡试中举人，随父办乡团抵御太平军。伟琳过劳猝死，宝箴哀伤欲绝，化悲愤为力量，义宁团练名噪一时。30岁（1860年）进京参加会试落榜，暂留北京1，结交四方隽才雅士，与易佩绅和罗享奎交好，时有“三君子”之称。
陈宝箴在京期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远避热河。宝箴条陈防守六事，协助枢府解决粮运问题。1860年10月18日，联军火烧圆明园，宝箴在酒楼饮酒，一见火光，满腔悲愤不能自己，拍桌恸哭，举座动容。1861年（咸丰11年）宝箴南归探望母亲，之后投入易佩绅和罗享奎的“果健营”，在来凤、龙山之间防守太平军。其时石达开大举来犯，两军相持数月不下，粮食耗尽，宝箴遂往永顺募粮，知府张修府见宝箴在风雪中只穿一件单衣，乃命人取来狐裘，宝箴以将士饥寒、不愿独暖为由推却，张氏感动泪流。援粮开到后，石达开更无法得逞，引兵退去。
1862年慕名前往安庆拜谒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氏奉为上宾，赞谓“海内奇士”，欲延揽入幕府，宝箴以想实际参战为由，返江西后加入席宝田军。途经彭泽、鄱阳，眼见一连数县饥民遍野，赈济无力，宝箴心下恻然，修书一封上陈江西巡抚沈葆桢，信中写到“赈济不能救人，救人不能生活，都是白饶”3，沈葆桢有所感悟，大开粮仓，赈济之数无法计算。当时沈葆桢因军饷事与曾国藩、席宝田不和，宝箴居中调解，致使上下一心，通力合作，“卒以歼寇，竟大功”。曾国藩因而有“半杯旨酒待君温”等句美言相赠，以示看重。1864年（同治3年）湘军攻陷南京城，太平天国破，幼主洪天贵福出逃，宝箴献策席宝田，派兵埋伏在广昌、石城之间，果然擒获天国幼主与重要人物十余人。事后席宝田叙功欲保举宝箴当知府，但是他没有接受，而回到曾国藩身边，时常与其咏文论书2，“游咏无虚日”。
1868年（同治七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宝箴才“以家贫养亲，不得已而就末职”，就任湖南知府。当时贵州有苗乱，已经用兵数年，直到席宝田转战贵州始有成效，不久席宝田染病去职，支柱一去，谣言四起，省中官吏缙绅都说苗乱要无法平定了。宝箴新官上任，初来乍到，便请在营务处当差的好友易佩绅向湖南巡抚刘琨劝说，席宝田虽去，然而席军分统皆百战之士，无须过分担忧，以致贻误战机。刘琨遂遣宝箴赴黔往治，隔年平定苗乱，并协助善后，功升道员。最初，宝箴想将贵州平定的苗地充公，推行屯田制，以开拓边地，大兴实利，最后因与贵州官吏不合而作罢。几年后，有人再要请他实施此一主张，宝箴叹息说，“以前苗乱方定，许多土地空置，所属无人，是以办法可行，今天这些土地都已经有人久住，官府再要征收，势必不堪其扰，机会一去如何能复得？”4
1875年（光绪元年）署理湖南辰沅永靖兵备道，治凤凰厅，管理有方，致使当地民气为之一变。隔年母亲去世，宝箴挂冠服丧。1880年（光绪6年）再授河北道（属河南省之河北道，治武陟），期间创办“致用精舍”，延揽名师通儒，栽培当地人才。1882年（光绪8年）拔擢为浙江按察使，不久因“王树汶案”遭弹劾罢官。
最初，河南南阳衙门有胥役胡体安，私下实是盗匪首脑，平日作贼的喊抓贼，事发后指使家童王树汶冒顶入监，秋审死罪，押赴刑场时王树汶才大声喊冤，遂还押交由河南巡抚李鹤年及河东河道总督梅启照共同复审，以盗匪从犯之罪立斩定谳。此案当时获得朝野诸多关注，故判决一出，舆论哗然，全案再送刑部审理，最后缉拿胡体安归案，改判王树汶杖刑百下、徒刑三年，与案的一批官员则受到惩处。参与过会审的陈宝箴此时已升任按察使，遭侍讲学士张佩纶弹劾陈宝箴在京城汲汲营营干预司法“营私干进”，奏请追加处分。宝箴上疏抗辩说：“官职升降本轻如毫毛，没什么好争的。可是现在朝廷鼓励进言，有官员不思弥补政策缺漏，反而同声一气结党营私颠倒是非，恐怕国家大事会被这些人败坏”，并指摘“言官挟持”5，右庶子宗室盛昱再弹劾陈宝箴“哓哓渎辩，欲朝廷为之罪言官，泄私忿”、“喋喋不休，有失大臣体统”请再交吏部议处6。朝廷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另启调查，六月十五日，吏部议处降调。称病放浪于山水之间三年。
1886年（光绪12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出面奏调到广东， 陈宝箴才决定在缉捕局任职，管理治安。隔年初秋，郑州黄河大决口，朝廷派礼部尚书李鸿藻视察河工抢修情况，召宝箴前往襄助谋划，李氏一见，对其大为倾倒。1889年（光绪15年）湖南巡抚王文韶上疏力荐“陈宝箴可大用”，隔年调到湖北， 历任湖北按察使与布政使， 后以劳苦功高，赏加头品顶戴。
1894年（光绪20年）中日之间因朝鲜产生冲突，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清廷为借重宝箴军事才能，授直隶布政使，召入京城陛见，商讨兵略，提出“固畿辅”、“择军将”、“严津防”、“简军实”、“筹急款”等《兵事十六条》。宝箴见光绪帝为战事宵衣旰食，心力憔悴，奏请皇帝读康熙帝的《御纂周易折中》，以期在大变之中稳定心智。
1895年（光绪21年）派驻天津监督湘军粮运，可专折奏事。宝箴透过两江总督刘坤一保荐户部候补员外郎毛庆蕃协办粮台事务，扫弊清迂，绩效卓著，刘坤一赞叹：“管理粮运的官员少有比得上的。”7清廷战败后，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宝箴痛哭“殆不国矣（无以为国）”，上疏痛心疾首指陈利害得失。李鸿章归国后，暂留天津，宝箴不愿意拜见他，甚至愤而表示“李鸿章一回任直隶，我陈宝箴当天就挂冠求去”8，友人为李氏辩解，宝箴回说：“像李公这等勋旧大臣，明知不可战，就该当仁不让上书直谏，用生命、用职位表达事情的严重性，争久了，皇帝总会听进去。今天却因为害怕朝中议论畏罪塞责，以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来孤注一掷，大臣怎能只关心自己的进退？”9
甲午战争后，陈宝箴受兵部尚书荣禄举荐，诏授湖南巡抚，官场生涯达到人生的最高点10。宝箴在湖南任官多年，熟知地方民情，功绩名声昭赫乡里，百姓爱戴缙绅向慕，曾对人说：“我想为湖南服务的心，就像以前廉颇想为赵国服务一样。”11宝箴眼见国势不振，认为必须扫弊兴政，起用人才，国家才能图存。湖南地处东南上游，自古为偏僻荒凉、潮湿溽热之地，困难的环境造就了果敢刁蛮的人才与名震天下的湘军。湖南又土产丰富，煤铁五金俱备，宝箴寻思士人其气可用，经营一地作为天下榜样，立定富强根基，使国家未来面对非常之变而能有所凭恃。因此得知自己可以有机会治理湖南一省，心下窃喜不已，湖南百姓知道陈宝箴要调任巡抚，也都相当高兴。
当时湖南正逢大旱，赤地千里，饥民遍野，共有二十多个州县受灾，其中又以浏阳、醴陵、衡山最为严重。情势紧急，朝廷特许陈宝箴不用入京觐见，直接离津赴任。宝箴遂搭船走海道，火速赶往长沙，离津前发电报请求各省援助，得黄金五六十万两，大赈灾情惨重的三个州县。初步勘察后，再颁布严禁贩米出境令，以确保粮米供应。然而此举却引起米商不满，在岳州洞庭湖畔聚集千余艘米贩舟船要强行出湘，宝箴以米禁为湖南饥民安危之所系，派遣总兵持符节带军队赶往阻拦，临行指示当场诛杀为首聚众滋事者，以铁腕手段平哗变、安民心。由于措施得当，救灾及时，使得百数十万人逃脱死亡的命运。
陈宝箴正式上任后，湖南纲纪废弛，上下相贼，致使库藏耗竭，百废待理。宝箴认为当今困局，短期目标必先整肃吏治，开源节流，长期之计则在“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宝箴首先罢免惩办常德知府文杰、同知衔吴爱亭以及长沙府幕僚任麟等府县官吏二十余人，并上疏弹劾为任麟关说的直隶布政使王廉，以及为王廉说情、当初曾力荐自己的直隶总督王文韶，铁面无私之举使其在朝中毁誉参半。再设立“课吏局”有系统地培训全省各级官吏，湖南得以一改往日官员朋比为奸的混乱局面。宝箴既去湖南，昔日诸所营构便于民者，虽效益已著。可惜人去政息，皆废毁无一存。
陈宝箴“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谭嗣同传》，梁启超），十分支持戊戌变法，令湖南成为了变法的重要场地。当时曾在湖南参与变法活动的人有黄遵宪、江标、徐仁铸、欧阳中鹄、熊希龄、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皮锡瑞及其子陈三立等。陈宝箴的行动引起湖南守旧党不满，守旧党弹劾他，幸得杨深秀为他剖辨；杨深秀更奉旨奖励陈宝箴，而严责旧党，令在湖南的议论稍为平息，陈宝箴的阻碍减少。（《杨深秀传》，梁启超）
陈宝箴积极参与维新。他曾命湖南各州县订购《湘学报》。光绪23年，又赞助长沙的时务学堂。光绪24年二月初一，亲临讲演于南学会。但是到了8月初，陈宝箴在压力下奏请朝廷烧毁康有为的有煽动性的《孔子改制考》一书的木板，并禁止再版。
1898年，戊戌政变，因推荐刘光第、杨锐，以“招引奸邪”之罪革职。移居于江西南昌西山晴庐。1900年去世，时年七十。另说被慈禧太后密旨赐自尽，自缢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