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章人（英语：Badge Man）是据称出现在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暗杀现场的人物。当日，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居民玛丽·穆尔曼拍摄了一系列照片，期间遇上肯尼迪遇刺，由她拍得的第五张照片据说出现了“徽章人”的身影。阴谋论者认为此人是狙击手，正在迪利广场的草丘上向总统开火。虽然普遍认为照片中的枪口焰遮掩了很多细节，但“徽章人”被描述为穿着警察制服的人，而这个绰号则源于此人胸前的明亮物体，据说它类似于一个闪闪发光的徽章。
穆尔曼的照片是在子弹击中肯尼迪头部造成致命一击后的几分之一秒拍摄。众议院暗杀特别委员会分析了穆尔曼的照片，但没有发现隐藏人物的证据。然而，六楼博物馆馆长加里·迈克在1983年取得比原件更高质素的照片副本。增强后，迈克在阴影背景中发现到了他认为是“徽章人”的物体。这名所谓的第二枪手曾出现在多个有关肯尼迪总统遇刺的阴谋论中。
摄影专家分析了这张照片，并一致认为照片分辨率不足，无法确定“徽章人”是否人形。另一方面，“徽章人”没有出现在其他与暗杀事件有关的照片中，亦没有被任何目击者看到。怀疑论者文森特·布格里奥西批评了“徽章人”的解释，研究员戴尔·迈尔斯则认为基于比例上的差异，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有人认为，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可口可乐瓶的光学畸变，或者只是不同的背景元素。
1963年11月22日，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乘车途经得克萨斯州达拉斯迪利广场时遇刺身亡。
暗杀发生时，达拉斯居民玛丽·穆尔曼（Mary Moorman）用宝丽来相机拍摄了一系列照片。她拍下了美国总统座车，其他几名近距离目击者（包括正在拍摄影片的亚伯拉罕·泽普鲁德（英语：Abraham Zapruder）），两名骑乘摩托车护送车队的达拉斯警察，以及车队路线旁边的“草丘”。据说，在穆尔曼拍摄的第五张照片中（这张照片也是整系列中最为著名）可以看到“徽章人”，而它几乎正好是在致命枪击发生的那一刻拍摄。根据计算，这张照片是在泽普鲁德影片第315和316帧之间拍摄的，距离肯尼迪总统在第313帧被击中头部后不到六分之一秒。
枪击事件发生后，警察和观众立即跑向草丘；一些目击者认为枪声是从那里发出，但没有发现狙击手。沃伦委员会的结论认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唯一枪手，他从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英语：Texas School Book Depository）向肯尼迪开枪。然而，阴谋论者推测在草丘顶部的木栅栏后面有一名刺客。穆尔曼则向研究肯尼迪遇刺案的作家拉里·萨巴托（英语：Larry Sabato）表示，她没有看到栅栏后面有任何异样，并且不相信在她拍摄的照片中有第二名枪手的踪迹。
穆尔曼的照片未有包含在沃伦委员会于1964年发表的报告或其证明文件中。穆尔曼表示自己曾受邀向委员会提供证词，但在脚踝受伤后她要求延迟，后来委员会再没有联系她。1970年代后期，众议院暗杀特别委员会（英语：United States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Assassinations）（HSCA）根据现已被否定的声学证据（英语：John F. Kennedy assassination Dictabelt recording）得出结论，指草丘上存在第二名刺客，并认为这张照片对他们的调查有意义。HSCA的摄影证据小组用肉眼无法在阴影背景中找到任何人物。随后，HSCA把穆尔曼的照片发送给罗彻斯特理工学院，让学院放大、增强和分析照片。学院报告指出在背景中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人形的证据，而且认为栅栏后面的特定区域曝光不足，无法从中收集任何信息。HSCA的结论指出，如果穆尔曼的照片“不包含可能被认为是栅栏后面的人物图像，那么声学分析将缺乏确证”。虽然经检查的照片是原件，但到了1970年代后期已经严重劣化。
1983年，加里·迈克（Gary Mack）获得一张200乘250毫米（8乘10英寸）穆尔曼照片的合众国际社副本，质素比劣化的原件还要高。迈克是达拉斯县行政大楼（前称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博物馆（英语：Sixth Floor Museum at Dealey Plaza）的馆长，怀疑论者文森特·布格里奥西（英语：Vincent Bugliosi）称他为少数受人尊敬的肯尼迪遇刺案阴谋论者。迈克认为照片的阴影背景之中存在人脸，随后他联系了朋友兼暗房技术员杰克·怀特（Jack White）一同研究。经过增强，他们发现一名身穿制服的人——可能是达拉斯警察——站在栅栏后面，虽然他的脸被枪口焰遮住，但在他胸前可以看到一个小的明亮物体。他们解释这个明亮物体为徽章，故此称他为“徽章人”。迈克、怀特和其他阴谋论者试图将“徽章人”与戈登·阿诺德德（英语：Gordon Arnold）的主张联系起来。在分析这张照片时，迈克最初斟酌这个人物是否真的是自称拿着电影摄影机站在草丘上的士兵阿诺德德。戈登·阿诺德德这个名字在1978年首次进入公众视线，他声称亲眼目睹了肯尼迪遇刺，并拍摄了暗杀过程，但胶卷却在事件发生后被警察没收。一些理论家声称这名警察也是“徽章人”。在该地区拍摄的任何照片中都看不到阿诺德德的身影，布格里奥西称之为“照片证据确凿，阿诺德德的故事完全是无中生有”。
怀特继续试验穆尔曼的照片。在1980年代中期，怀特制作了全新的彩色版本，增强了对比度和亮度，并声称新版本可以更清晰地显示警察身影。1988年，怀特还声称在“徽章人”身后可以看到一名身穿白色衬衫并可能戴着安全帽的人，他称其为“后援人”（Back Up Man）。怀特又指阿诺德德可见于“徽章人”的右方（以解剖学方位为准）。
许多阴谋论声称肯尼迪是被分布在迪利广场的几名枪手杀害，亦有一说是“徽章人”在草丘上开了致命一枪。1988年英国纪录片系列《杀死肯尼迪的人（英语：The Men Who Killed Kennedy）》引用了怀特的研究，宣称“徽章人”是法籍合约杀手吕西安·萨尔蒂（英语：Lucien Sarti）。其他阴谋论者则认为“徽章人”是在肯尼迪遇刺后不久被奥斯瓦尔德杀害的达拉斯警察J·D·蒂彼得（英语：J. D. Tippit）。针对这些说法，迈克在2006年澄清了自己的立场：“我从来没有说过‘徽章人’是草丘刺客，我只是说过有这种可能性。仅此而已。”
为了验证“徽章人”是否存在，迈克让第三方分析了这张照片，包括专门从事摄像系统的国防承包商伊特克公司（英语：Itek）、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专家共识是照片分辨率不足，无法确定“徽章人”是否人形。摄影专家杰弗里·克劳利（英语：Geoffrey Crawley）则认为“徽章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不同的背景元素。
布格里奥西留意到“徽章人”照片的奇怪之处；他主张照片中的人一定异常高大，才能在1.5米（5英尺）高的栅栏上看到他的徽章，而且他的眼睛并不像预期般靠近狙击步枪的假设瞄准镜。布格里奥西还强调，迈克曾指在所谓的枪口焰的阻碍下，他从未确信武器的存在。迈克还承认，他在其他与暗杀事件有关的照片上都未能发现“徽章人”的踪影。此外，当时能一览无余地俯瞰草丘的目击者李·鲍威尔斯（英语：Lee Bowers）或附近的泽普鲁德都没有看到“徽章人”，也没有目击者报告说在据称“徽章人”站立的地方附近看到达拉斯警察。
研究员兼电脑动画师戴尔·迈尔斯（英语：Dale K. Myers）认为，根据对草丘一带的测量，所谓的人物必须处于不可能向车队开枪的位置。他说：“如果（徽章人）真是一个身高和体格均属平均的人，位于栅栏线后9.8米（32英尺）处并高出地面1.4米（4.5英尺），这显然是个不合理且难以维持的射击位置。”他还指出挡土墙会挡住“徽章人”的子弹。迈尔斯反而认为所谓的“徽章人”只是玻璃瓶上反射出的阳光。在同时代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个可口可乐玻璃瓶被置于“徽章人”区域附近的凉亭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