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柏格宣言》（英语：），是一篇由唐娜 · 哈洛威撰写的文章，1985年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英语：Socialist Review）》上。该文中，赛柏格的概念是对严格界限的摒弃，尤其是那些将“人”与“动物”，以及“人”与“机器”分开的界限。她写道：“赛博格并不梦想一个以有机家庭为模本的共同体，这一次没有伊底帕斯的计划。赛伯格不会认得伊甸园：他不是泥土做的，不能梦想回归尘土”
《宣言》批判了传统的女性主义观念，特别是女性主义者强调的身份认同政治，宣言主张以亲近性（affinity）与结盟（coalition）取代认同（identity）。她用赛柏格的形象，敦促女性主义者超越传统的性别、女性主义和政治的局限；《宣言》被认为是女性主义在后人类理论发展的里程碑之一。
哈洛威在《宣言》之初，解释了自20世纪以来三次界线崩溃，这三次崩溃使她的混种——赛柏格神话得以实现：人类和动物、动物─人类(有机体)和机器、以及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边界崩溃。进化已经模糊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界限；而20世纪的机器则已经模糊了自然和人工之间的界限；微电子学和政治的而不可见的赛柏格则已经模糊了物质的界限。
哈洛威的赛柏格理论拒绝了本质主义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提出了一个动物和机器之间嵌合且畸形的世界。赛柏格理论在作品中被描述为“赛柏格的技术”，并断言“赛柏格政治是为了语言的斗争，以及反对完美沟通的斗争，反对那可以完美翻译一切意义的单一符码，阳物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核心教条。” 相反地，哈洛威的赛柏格理论，呼吁一种没有本质的、能透过亲和性而非身份团结分散的政治联盟的物质符号隐喻。 继拉康女性主义者如路思·伊瑞葛来之后，哈洛威的作品解决了女性主义论述和西方父权制宰制性语言之间的鸿沟。 正如哈洛威解释的那样，“语法，是通过其他手段实现的政治”，而有效的政治需要用宰制的语言来表达。
她在《宣言》中详细描述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知识论的典范转移转变，统一的人类身份主体已经转变为技术科学的、嵌合的后人类主体，从“再现”(representation)到“模拟”(simulation)，从“布尔乔亚式小说”到“科幻小说”，从“再生产”(reproduction)到“复制”(replication)，从“白人资本主义式父权体制”到“宰制的讯息学”(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尽管哈洛威“一个共通语言的讽刺的梦”的灵感来自伊瑞葛来关于父权以外论述的论证，但她反对伊瑞葛莱关于“女性非男性”的本质化建构，而主张建立一个语言共同体。这个语言共同体由位于其中的局部知识构成，其中没有人是无辜的。
尽管哈洛威对赛柏格的比喻被贴上了后性别（英语：Postgenderism）声明的标签，但在一些采访中，哈洛威澄清了自己对后性别主义（英语：Postgenderism）的立场。 她承认，她在《宣言》中的论点试图挑战性别分类的必要性，但并未将这一论点与后性别主义联系起来。 她澄清了这一区别，因为后性别主义往往与超越男性和女性的乌托邦概念的话语联系在一起。 哈洛威指出，性别概念仍然是普遍和有意义，但是太麻烦，因此应该去除其作为身份的类别。
虽然唐娜 · 哈洛威希望她的赛柏格概念是一种女性主义批判，但她承认其他学者和大众媒体已经把她的概念应用到不同的语境中。 哈洛威意识到并接受了她的机器人概念的不同用途，但也承认“很少有人接受我所认为的所有部分”。 《连线》杂志忽视了赛柏格的女性主义理论，而是用它来对人类和技术的融合做出更加字面化的评论。 尽管如此，哈洛威还承认，新的女性主义学者“接受，并使用宣言的赛柏格，为自己的目的做自己想做的事”。
《拼缀女孩》，是一部网络超文本的创作，使用了一些“赛柏格宣言”的元素。《拼缀女孩》的“主题聚焦在怪异性、主体性和新的生产力技术，是自第一页就显而易见的，当读者或用户，打开超文本，发现一张伤痕累累的裸女身体图片，与一条虚线缝合在一起...读者点击身体进入文本，和按下‘四肢’，或其他节点连到文本的不同部分。”在杰克森的叙述中，拼缀女孩是玛丽‧雪莱1818年小说《科学怪人》中佛兰肯斯坦流产的女性怪物，她“部分是男性，部分是女性，部分是动物，175岁”通过超文本技术被'夷平'。 这个怪物，被佛兰肯斯坦毁灭之后，又被玛丽‧雪莱自己缝回去，成为玛丽的情人；因此，她是"古怪的、不成比例的、明显伤痕累累的赛柏格"。
土耳其评论学者Leman Giresunlu在她的文章《赛柏格女神: 重访主机》中使用了哈洛威的赛柏格理论作为框架，研究当代科幻电影，如《古墓奇兵》和《恶灵古堡》。在该文中，她探讨了她的赛柏格女神的新概念，一幅"能够同时施加痛苦和快乐"的女性形象，用来理解女性再现是如何转向更多维度的姿态。
美国批判学者Ruthellen Cunnally在《心胜于物：不可思议的缩小人中心灵进化与物质退化》中，使用哈洛威的赛伯格理论理解 《不可思议的缩小人》的主人公Robert Scott Carey如何在家中冷战政治的隐喻中转变成赛伯格。随着Robert继续缩小，他和妻子间性别权力的动态，“从夫 / 妻的领域转变为母 /子的模式”。当Robert发现自己迷失在地下室的女性空间，一个保留给妻子缝纫和洗涤的家事区域，他被迫为自己的生命而奋斗，并重新找回自己的男子气概。虽然他能够征服一些敌人并重新获得他的"男子气概"，但因为没有人与他分享和实施性别化的权力结构，性别界限并没有再次确立。Robert的转变呈现出“从父权二元论的承认与意义的局限中解放出来的存在”。
传统女性主义者批评《赛柏格宣言》是反女性主义的，因为它否定了女性经验的任何共通性。 在《宣言》中，哈洛威写道：“身为‘女性’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天生就把女人绑在一起。”
此文的出版史伴随着批评与争论：《社会主义评论（英语：Socialist Review）》的东海岸部门认为这篇文章是"对技术的天真拥抱"，反对出版，而柏克莱部门最终坚持出版。 归因于其主张批评性的论述，该文以“充满争议”和“病毒式”地传播多个学科和学术边界。
对哈洛威的批评也集中在她在写作中讨论的主题的可及性上，根据第三波女性主义者阅读，她的作品“假设一个熟悉北美文化的读者”，并断定“没有适当的文化资本的读者......很可能会发现它令人愤怒的晦涩和令人费解。”因此，哈洛威的象征主义是北美文化的代表，象征着“女性主义策略的非普世化愿景”，而“在网络女性主义中被当作女性本质的象征”。关于更广泛的可及性问题，身心障碍研究集中在哈洛威的论文，标志为缺乏“身心障碍者的批判性参与......身心障碍者的身体被简单地展示为范例......既不需要分析也不需要批判”── 一个美国西南大学的女性研究教授Alison Kafer在《女性主义者、酷儿、残障》(Feminist, Queer, Crip)中试图解决的鸿沟。茱蒂‧威吉曼（英语：Judy Wajcman）还认为，哈洛威在《赛柏格宣言》中对技术的看法可能过于整体化，“赛柏格解决方案和女神解决方案”的二元论最终"讽刺了女性主义"，因为它使用了可能实际上是错误的二分法。
在《未尽的事业——从赛柏格到认知领域》()一书中，N. 凯瑟琳‧海尔斯质疑赛柏格作为分析单位的有效性。 她说，由于科技和媒体的复杂情况，“赛柏格不再是个体的人——或者说，个别的赛柏格——不再是合适的分析单位，纵使它曾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