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尔扎·塔吉·汗·艾·法拉哈尼（波斯语：میرزا تقیخان فراهانی），又称阿米尔·卡比尔（波斯语：امیرکبیر）（1807年1月9日－1852年1月10日），伊朗卡扎尔王朝纳赛尔丁沙阿统治期间第一任首相。他被广汎认为是伊朗近代史上第一个推行现代化改革的政治家，但由于他实施了很多大胆激进的政策，包括严厉镇压巴比教运动，从而在宫廷内外树立了不少敌人，最终也失去了国王纳赛尔丁沙阿对他的信赖庇护，并遭到罢免和放逐以致最后遇害，他的改革政策仅维持了三年。
阿米尔·卡比尔出生在今天伊朗中央省的阿拉克。他的父亲巴拉·穆罕穆德·库尔班（Karbalaʾi Mohammad Qorban）在法拉汗县（英语：Farahan County）行政官员，同时也以散文作家闻名的米扎尔·马卡姆（英语：Abol-Qasem Qa'em-Maqam）的手下担任厨师，当米扎尔被任命为大不里士的王储阿巴斯·米尔札的首席部长之后，库尔班带着他的儿子随行前往。阿米尔·卡比尔首先协助父亲在米扎尔家中做家务工作，在与他接触过程中米扎尔发现这个孩子天赋很高。于是米扎尔让他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学习接受教育。
1822年米扎尔·马卡姆去世，他的儿子接替了父亲的位置，通过这个关系，阿米尔·卡比尔有机会进入到了政府部门工作。他先是被任命为阿塞拜疆军队中担任军事登记员（lashkarnevis）的工作，之后又被任命负责监督军队的财务。几年之后，他被赋予了更大的职责，负责军队的供应、军饷以及组织工作。1840年代中期，他担任伊朗在“波斯-奥斯曼边界委员会”的首席谈判代表，1847年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第二次《埃尔祖鲁姆条约（英语：Treaties of Erzurum）》，这个新条约奠定了波斯与奥斯曼的双边关系，特别是两国在朝圣路线方面的达成了更稳固的协议，为此他一举成名。
阿米尔·卡比尔在大不里士第一次见到纳赛尔·丁·米扎尔时，这位年轻的王子还在担任省长。当时的人们认为，纳赛尔·丁为人懦弱、才智平平，不配登上王座。在俄国人的支持下，他的一位颇有才干的叔叔试图挑战他的王位继承权。穆罕默德沙阿去世之后，阿米尔·卡比尔将这位年轻的王储带到首都德黑兰，为他巩固皇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年轻的纳赛尔·丁相比，阿米尔·卡比尔就像他的父亲和国师，教导他如何扮演好国王的角色，如何处理国务。阿米尔·卡米尔很希望将这位年轻的国王培养成一个现代化的君王，年轻的国王也对他言听计从乐。1848年纳赛尔·丁·米扎尔即位后不久，马上就任命他为首相大臣（sadr-ea‘zam）、军队总司令（amir-ekabir）和摄政官（atabak），之所以赋予他集三权为一身的垄断权力，是因为新国王尚立足未稳，将大权交付给这位让新国王信赖且颇具才干的人，以处理国王无法应对的棘手事件。
1848年巴布教运动势力高涨，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与恺加王朝相对抗的穆罕默德·汗·撒拉尔叛乱（英语：Revolt of Hasan Khan Salar）,撒拉尔的行动得到了伊朗东北部土库曼和库尔德部落的支持。由于阿米尔·卡比尔牢牢控制着阿塞拜疆的军队力量，他依靠这只军队在接下来的三年期间平定了巴布教运动和呼罗珊叛乱。
在推进伊朗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阿米尔·卡比尔意识到伊朗应该建立起一套与之相配套的现代社会机构。在他的主导之下，1851年德黑兰建立了第一所现代化的高等学校达拉弗农理工学校，它成为后来的德黑兰大学的前身。
在1830年代伊朗的印刷出版就开始普及，1837年德黑兰诞生了第一份报纸。阿米尔·卡比尔主政之后，在他的主持下，发行了《年鉴大事记》（Vaqaye‘- e Ettefaqiyeh），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旨在对公众进行教育，让民众了解国外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先进状况，以达到臣民之间的沟通。在阿米尔执政以及在其后的10多年闲，《年鉴大事记》记录了政府的任命和颁布的法令，宫廷以及各省的新闻等。《年鉴大事记》还关注世界地理、各国政治，技术发明和工程建设等，特别是向伊朗民众介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以及美国建国之后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当时很罕见的商品广告，从而为伊朗民众开拓了视野。
阿米尔·卡比尔的外交倾向较为亲英，他早年在大不里士时就与英国驻当地的领事馆外交人员后来成为德黑兰临时代办詹姆斯·法兰特上校（Colonel James Farrant）关系密切，后来与接替法兰特的贾斯汀·希尔上校（英语：Justin Sheil）也保持着良好关系。他们两个既是外交官也是印度军队的军官。这种关系使阿米尔·卡比尔得以借助英国力量支持纳赛尔·丁登上王位，以此制衡来自俄国日益增大的影响。
19世纪处于英国和俄国的两大强国夹缝之间的伊朗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阿米尔·卡比尔在位期间尽量维护伊朗在一系列方面的主权，包括贸易规则、伊朗臣民地位、对波斯湾的管辖以及外国外交官在波斯宫廷的礼仪等。
财政问题是阿米尔·卡比尔最关心的问题。1848年他接手国家财政事务时，除了要处理前任首相哈吉·米尔扎·阿加西（英语：Haji Mirza Aqasi）遗留下来的问题之外，还要面临着当时国家收不抵支的财政窘况。军事开销、宫廷消费、王室贵族的年金以及用于改革项目中等巨大的花销都使伊朗国家财政面临着破产，平衡预算成为他的当务之急。由于伊朗财政制度的权力下放以及于此产生的诸多弊端不利于伊朗的现代化进程，使得阿米尔·卡比尔试图通过集中权力以达到国家财政预算的硬约束。而阿米尔·卡比尔凭着他曾在军队中担任财务官的经历，使他敢于采取大刀阔斧的财政紧缩措施，这包括削减各级官员的一半工资和年金，特别是针对内阁成员和宫廷大力削减开支，为此政府的财政官员集体抵制阿米尔·卡比尔的紧缩措施，因为紧缩措施限制了官员们对财政的垄断，并威胁到他们的世袭职位，引发了他们对阿米尔·卡比尔的强烈不满。
阿米尔·卡比尔在位期间，成立了作为政府新机构的司法局（divan-khaneh‘adalat）。其目的在于重新划分穆智台希德控制的民事法庭与政府控制的习惯法之间的混乱界限，因为习惯法主要用于刑事案件的裁决。除此之位，这个新建立的司法局还负责审理一些涉及外国公民的案件以及处理与宗教少数群体有关的其他案件。比如：犹太人、基督徒和琐㑩亚斯德教之间的纠纷等。比如：一名死者的继承人暂时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强占了其他继承人的遗产份额，而沙里亚法往往偏袒伊斯兰教皈依者，司法局的建立就是在于防止这类案件的司法权滥用。然而，这个司法改革在阿米尔·卡比尔被罢黜之后就停顿下来，而这个社会矛盾也继续困扰著卡扎尔王朝。
阿米尔·卡比尔依靠国王的对他的信赖来实施他的改革，但是他的改革计划一开始就遇到强大的阻力。王朝精英们认为他傲慢、专横。他针对政府官员的索贿成风和敲诈勒索的腐败行为开展了反制措施，这无疑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他的紧缩财政预算以及限制宫廷侍从和公职人员的特权，使他四处树敌。另外，他也以“国师”的身份对国王纳赛尔丁沙阿，不厌其烦地劝诫他不要贪图享乐而要勤政敬业，也使得国王对他逐渐产生了厌恶，最后阿米尔·卡比尔越来越被孤立，权力逐渐被削弱。1851年11月，年轻的国王在其母亲、宫廷侍从以及政府内阁官员的多方压力之下，最终将他解职，并将他放逐到菲恩花园。失去权势之后的阿米尔·卡比尔曾想寻求英国外交方面的庇护，但是遭到拒绝，这给了阿米尔·卡比尔的政敌除掉他的借口。1852年1月10日，阿米尔在住所洗澡时，被宫廷派来的杀手刺死，终年45岁。
阿米尔·卡比尔是一个锐意改革但却是独断专行的政治家，他受到当时的欧洲物质文明和思想进步的启迪，希望在伊朗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国家。然而他的改革失败说明了伊朗缺乏与之配套的社会环境。他的反腐政策也使他失去了盟友，而王室当权者认为阿米尔能够为王朝回复稳定秩序（譬如：平息内乱）则允许他大权在握，一旦目标达成，就尽快赶他下台。
他推动改革之艰巨，通过国家岁收开支就可以体现出来。在他下台之后，伊朗每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4的80万图曼（约合200万美元）用于发放工资、年金和政府开销，其中67%用于政府官员和王室成员开销。在这67%开销中（占国家收入5.5%）的1/3是用于供养国王和王室年金。15%用于供养各部落贵族，20%用于供养宫廷侍从、皇家卫队等。大约5%用于首相以及政府机关和政府员工，剩下的33%中，只有2.85%用于诗人、医生和乌理玛。在年金的比例中，王室占了66.5%，而内阁官僚仅占有3.25%，这个巨大差异表明了王室与中央官僚待遇的悬殊。
由于阿米尔·卡米尔在任期很短，因而无法完成原定的重新测量土地和评估土地的计划。他在任期间内，从高官手中收回了长期被窃取的封地和王室土地，因为这些土地并未给政府收入带来贡献。而土地被收回以及10%的土地税也激怒了土地所有者，他被罢黜之后，卡扎尔王朝又退回到了他发起改革之前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