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新罗使

遣新罗使是日本派遣新罗的使节，特指公元668年以后派往统一新罗的使节。779年（宝龟10年）为最后派遣。日本与朝鲜半岛早期的交流资料不充分，仅可由史书等材料中的若干线索推测。广开土王碑中有“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缺字可能是“任那”或“又破”等字）字样，说明西元四世纪倭国可能击败百济并使新罗服属（关于此碑文存在争议）。南朝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倭王“珍”（反正或仁德天皇）遣使入朝，“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书列传第五十七），可能说明当时新倭之间存在一定交流关系。日本书纪记载，六世纪时新罗真兴王灭伽耶后，与倭国关系极为紧张，但仍就任那的朝贡等问题向其派遣使者。倭国推古天皇和皇极天皇也向新罗派遣使节（高向玄理等）。白江口之战唐与新罗联合灭百济后，唐倭关系紧张，倭国开始频繁派出遣新罗使。当时风传唐将征伐日本，而668年唐灭高句丽后，新罗也感受到唐的压力而产生危机感，故二者产生了共同利害关系，开始频繁交流。另外当时日本引入大陆的先进制度文化的渠道有限，希望藉与新罗的交流获得先进技术并调查国际形势。当时新罗以朝贡形式向日本派遣使者。白江口之战中日本与新罗直接战斗较少，对两者后来的交流有利。统一新罗第一次的遣日使者归国之时，日本朝廷赐与船1艘、绢50匹、绵500匹、皮革100张的礼物，显示出日本对对新罗关系的重视。留学新罗的僧人返日后受到重用，日本的四等官制也受到新罗官制的影响。当时两国关系非常良好。然而，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国家意识高涨，寻求与日本的平等关系，不满于被日本视为属国，故两国关系恶化。735年访日的新罗使节告知日本新罗改国号为“王城国”后，日本朝廷谴责其擅自改变国号并驱逐使者。此时期，渤海国成立，新罗与唐的关系恢复，渤海向日本派出使节，也对新日关系产生影响（参见遣渤海使、渤海遣日使）。次年（736年），日本向新罗派遣大使阿倍継麻吕，但未受到外交使节的相应待遇，故日本朝廷前往伊势神宫祭祀，献上供品，报告新罗的无礼并祈祷降服之。之后的一段时期，新罗来日使臣到达大宰府后即被勒令归国，不得入京都。752年，新罗王子金泰廉等七百余名新罗使节访日并朝贡。据推测此使节团带入大量黄金，被用于奈良大佛的涂金。新罗采取朝贡的形式的意图不明确，一方面可能是考虑到唐与渤海间关系等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欲缓和极度紧张的两国关系，另一方面是希望获得实利。但是次年（752年）发生了日本遣唐使大伴古麻吕与新罗使者争夺席次的事件。此年日本使节到达新罗后，被认为傲慢无礼，未得见王（景德王）而归（三国史记）。大师（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吕联合渤海，准备了军船394艘和四万零七百人的军队，准备远征新罗，但此计划因其与孝谦天皇不和及渤海方面情况有变等原因而流产。据日本后纪，780年，正式的遣新罗使废止。之后为探问遣唐使的消息曾数次向新罗送出使者。统一新罗时的使节列表。此处采用最为普遍的28回说。遣新罗史的航路正史中少有记载，但可由万叶集卷十五中736年阿倍継麻吕大使一行的歌咏中得到线索。一行由难波渡口出发，进入濑户内海，途经风早浦（今东广岛市）、仓桥岛、分间浦（今中津市）到达筑紫馆。之后经韩亭（唐泊、能许亭、今能古岛）、引津亭（今志摩町）至狛嶋亭（今神集岛），经壹岐岛、浅茅浦、竹敷浦（皆在今对马市）前往新罗。由新罗输入的物品，除上述金之外，有银等金属，高级织品，骆驼、鹦鹉、孔雀等珍稀动物等。根据正仓院宝物鸟毛立女屏风贴纸“买新罗物解”，香料、药物、颜料、染料、器物、日用品等亦在输入之列，朝廷获得其中一部分必需品后，剩余物品卖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