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与低：现代艺术与流行文化（英语：High and Low: Modern Art and Popular Culture）为1990年10月7日至1991年1月15日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主题式艺术展览，旨在探讨个人艺术想像力与当时的流行文化和商业之间的关系。该展览由AT&T赞助，策展人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绘画和雕塑部主任柯克·瓦尼多（英语：Kirk Varnedoe）以及《纽约客》的资深作家、艺术评论家亚当·戈普尼德（英语：Adam Gopnik）。
此展览探讨现代艺术与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之间的关系，因为自19世纪末开始以来，现代艺术对流行文化具有不同以往的开放性，它接受来自报纸、广告、漫画和涂鸦的视觉文化中的图像与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巴黎到1990年的纽约，艺术跟商业与大众文化的微妙的联系一直是现代视觉经验的核心，从毕加索以拼贴为创作的立体主义作品到安迪．沃荷以艺术手法挪用消费文化下的媒体宠儿的影像再创作，再到诸如凯斯．哈林与尚-米榭·巴斯奇亚等从街头涂鸦内获取灵感的普普或者街头艺术家，乃至为商业广告而创作的摄影与插画，艺术的界限并非绝对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尽管许多历史学者尝试过分析这一类的主题（尤其是自普普艺术出现以来），但这是首次深入研究这种普遍现象的展览。
展览主要为绘画和雕塑类型，并分为四个基本主题：涂鸦（Graffiti）、讽刺漫画（Caricature）、连环漫画（英语：Comics）（Comics）和广告（Advertising），广告领域，包括报纸广告、广告牌、图录和销售展示。共展出了约50位艺术家及超过250件作品，它们显现了二十世纪的艺术家多样的挪用与转化手法，包含了将“低”艺术挪用为“高”艺术呈现或将“高”艺术转入“低”艺术的表现范畴。《高与低》的展览时间轴始于立体主义，认为他们最先将广告、大众媒体和日常物品融入艺术的元素中，并持续到展览过去的十年间，消费社会的形象和大众传播方式一直是年轻艺术家表现题材的核心。
《高与低》的“广告”主题始于博物馆的主要楼层。此展间设立了一个系谱，此系谱从毕加索与布拉克的拼贴画到库尔特•施维特斯（英语：Kurt Schwitters）和约瑟夫•康奈尔（英语：Joseph Cornell）的拼贴创作，再到早期普普艺术及近期的芭芭拉．克鲁格（英语：Barbara Kruger）和珍妮．霍尔泽（英语：Jenny Holzer）等人，他们首先直接地使用了报章杂志的图像，但较属私人小世界的展现。
马塞尔．杜象以媒体中常见的现成物所延伸之系谱可作为超现实主义的溯源，例如梅瑞．欧本菡（英语：Meret Oppenheim）的毛皮茶杯（LeDéjeuneren fourrure），再到克莱斯．欧登伯格 与杰夫．昆斯（英语：Jeff Koons）近期的挪用创作。
詹姆斯．罗森奎斯特（英语：James Rosenquist）的《F-111》（1964-1965）安置在本主题的最后一个当代展间中，为占满一个展间大小的杰作，它直接利用过时的巨幅广告牌技术和图像来传达有力的媒体信息，试图采用这些过时的技术和图像来应对自己时代的广告影响。他认为广告既是他的日常生活，又是他所生活的社会的支柱──艺术可以模仿的泉源。他在1964年构想《F-111》的那一年告诉一位采访者，他对现代通讯使用“比生活大的物件”其充满速度和力量的方式感到“兴奋和着迷”，这也使得传统绘画显得老式。这件作品以不详的匿名性处理战争的机械引擎和广告语言，轰炸机的巨大外形编织在一系列家庭化的广告图像中，却因此展现压倒一切的力量。
博物馆在第二层的展示开始是涂鸦，涂鸦是一种不受约束的公共“作品”，在超现实主义于1920年代问世之前，艺术家们几乎一直将其忽略。直到1940年代和1950年代，涂鸦才发展出与现代艺术最为明确的联系。
关于现代艺术家对涂鸦的关注，此展览深入研究了像是罗伯特．罗森伯格和塞．汤伯利（英语：Cy Twombly）的作品，在涂鸦的手势（gestural）自由中看到了一种新的艺术语言的可能性。在处理讽刺漫画之类的题材时，展览涉及到表现主义传统夸张的表面变形和明显的讽刺元素，这类作品的画家，如尚．杜布菲（英语：Jean Dubuffet），他将无名街头破坏者的粗俗语言与最原始的艺术能量融合在一起。
漫画有时是现代主义的一种元语言，是现代绘画之外的一个固定的参照点，艺术家们可以参照它来制造双关语和讽刺笑话。但是，漫画也为表征图式和象征意象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其中简化的再现结构和象征形式持续著，并在需要时再次被召唤。如果说，漫画提供了一种朴实、现成的风格化传统；讽刺漫画提供了进入抽象化的捷径，那么连环漫画最终又提供了一条退出抽象化的捷径。
在研究绘画和漫画艺术之间的交流时，定会提起如罗伊‧李奇登斯坦（英语：Roy Lichtenstein）的作品，他如何在《真正的浪漫》等漫画中找到原始资料，并进一步操作这些图像使其在画面中更具力量；1940年代后期杜布菲创作的肖像画，采用一种讽刺的风格来传达一种极端的精神强度，例如他1947年为画家Fautrie（英语：Jean Fautrier）作的肖象，其中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反映的是德国占领巴黎后，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整个城市和舆论的气候——道德败坏和紧张的精神，最终将这些总总以一张愁眉苦脸中概括； 胡安．米罗（Joan Miro, 1893-1983）的夜曲系列与乔治．赫里曼（英语：George Herriman）的《疯狂猫（英语：Krazy Kat）》连环漫画彼此间简化的语言；菲利普．古斯顿（英语：Philip Guston）和伊丽莎白．默里（英语：Elizabeth Murray）的绘画皆与罗伯特•克朗姆（英语：Robert Crumb）的地下漫画风格之间存在隐而不见的亲密关联。
展览的最后一部分专门讨论当代作品的回应，表明了过去二十年来艺术家诉诸大众文化的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默里运用漫画元素的绘画表示了漫画非大众传播媒介也非怀旧情调，而是作为一种视觉与表现形式；昆斯以常见的装甲金属物品创作以及霍尔泽的电子展示板，反映了过去对充满活力的大众文化的怀疑态度，已有所转变。
策展人说道：“我们看到了本世纪的高级艺术远没有统一的“项目”或方向，而是包含截然不同的态度、意图、手势和批评；广告、涂鸦或漫画的形式和意图的变化是多样的，并且会随着大众变化的节奏而变化。在这两个区域之间，已不存有一条固有的线，而是不断地出现了一系列的越轨和改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想像力的行为已经能够在瞬间即改变高低的结构关系的结构。”
“我怀疑策展人柯克·瓦尼多与亚当·戈普尼德是否真的打算推翻现代主义经典或挑战博物馆的权威。”... “在以“高与低”之类的鲜明的等级划分定义自己的主题，有什么危险？为什么这么多评论者感到愤怒和威胁呢？答案在于展览本身做宣传的用语选择。“高”“低”是战斗的语言，它们引起的纠纷永远伴随着我们。”在他们的展览专辑中，大众与精英被划分得清楚，且大众的类别单一集中在商业的部分。
《高与低》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对个别艺术作品和流行形式的敏锐解读。瓦尼多与戈普尼德实践了他们所宣扬的东西，将熟悉的对象和思想加以活化。透过从流行文化中挖掘新的资源来支援熟悉的现代艺术主题，也提出了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的互文性，对彼此的解读产生了新的意义。
现代艺术博物馆愿意引入广告和涂鸦，并作为艺术文化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然而，尽管有其积极的行动，但《高与低》却被一些问题所破坏，最终阻碍了它的成功。
“《高与低》所做的并不是梳理出这两个层次的创作上的真正差异”，这种失败主要是因为瓦尼多与戈普尼德的“高”和“低”的概念没有考虑到经济、制度、专业和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形成了非常真实的社会和艺术的区别，以及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上不同类型的文化生产。相反，瓦尼多与戈普尼德根据他们自己的 “品味的奇思妙想”，评价性地赋予“高”或 “低 ”的特定称号，例如无论杜米埃的讽刺漫画原先在法国平面媒体被视作“低级”的社会和职业地位，但他的作品在艺术史或这个展览中总是被认做为“高级”艺术。
通过挑出大众领域中少数有才华的人的（高）作品，瓦尼多与戈普尼德加强了旧的、等级的结构，而不是探讨它们为什么会存在。在美术领域，作者只关注现代艺术典籍中的主要大师，而忽略了其他非经典的创作者。
MOMA- High and Low: Modern Art and Popular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