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藤兵太郎(1888年-1966年5月19日),昵称“近兵(KONPYO)”先生,曾担当过爱媛县立松山商业高等学校、台湾嘉义农林学校棒球部、爱媛大学棒球部总教练。1931年,他带领嘉义农林打入夏季甲子园总决赛,对台湾棒球运动的发展影响深远。
1888年(明治21年)出生于爱媛县松山市,就读爱媛县立松山商业学校(现爱媛县立松山商业高等学校(日语:愛媛県立松山商業高等学校))及早稻田大学,随后担任松山商的初代棒球部总教练,培养出藤本定义、森茂雄等人,创出第一次黄金时代。
1919年赴台,1925年任教嘉义商工专修学校。当时嘉义商工专修学校并无棒球部,每逢夏季,近藤回去四国的松山商担任教练。
1928年4月,临近的嘉义农林学校成立野球部(棒球队),近藤兵太郎受邀前往指导。近藤在台湾全岛寻找有潜质的选手,请他们转校到嘉义农林,再以松山商的斯巴达式训练方法,因而在短时间内能训练出实力坚强的队伍。
中外野手苏正生曾这么形容当时近藤手下球队练习的状况:“棒球队选手在校中,和其他同学一样,校方都一视同仁,不因为参加校队为校争光而有什么特别的优待,所以每天早上上完课,下午一点半仍得参加实习,到了三点半再到嘉义棒球场练习,一直练到天色全黑的时候才结束,夏天天黑的时间比较晚,总是要到晚上八点才回到宿舍休息。周六下午和周日也都没有休息,即使是下午有比赛,早上还是得练球。”
前中华职棒裁判的杨英二,曾听过他父亲杨吉川生前回忆的一段往事,更能体会出近藤督军的严厉。他说有一回在棒球队训练前听说近藤教练疟疾发作无法到球场,大伙正欢天喜地准备迎接一天“假期”的到来时,突然远处有两个人抬着一个担架缓缓地走来,担架上头的正是近藤教练,他就是那种即便是生病也不肯休息的严厉教练。
二次大战前最后一代的嘉农棒球队员洪太山在受访时也表示,在近藤的监督下,只有一种情况下球队才能休息,那就是下大雨,所以每晚睡前的“祈雨”就是同学必做之事。
当时台湾民众的粮食供给是采配给制,年青球员正值发育期,运动量又大,常发生粮食不足的现象,他通常会告诉球员“我来想办法”,并亲至配给机关交涉、调整配给量,以使选手无后顾之忧。
选手每天练球至傍晚时,虽然已因天黑而视线不良,他仍命令球员将球抹上石灰粉继续练习,甚至有的选手因不耐练习的严格,而故意在练习时倒下以暂时躲避训练的辛苦。
当有球员动作做错时,他并不直接指出名字骂人,而是以“那个大概是后补(二军),不知是什么名字?”这种不致让球员当面难堪但有所自觉的话语,自发性的磨练再磨练,努力再努力。他常说“不要想胜利”,只要想“不输人”,他并在训练营的墙壁上贴上写着“精神”加“技量”等于“实力”的标语,时时刻刻训勉球员。
1930年,当时尚为教练的近藤见到远征台湾的龙谷大学附属平安中学,当中有3名高砂族出身的选手担任正选,则感慨“看吧,棒球真是万民的运动。我们有很大的可能性”。1931年,近藤正式就任监督(总教练)。
1931年,近藤带领该校参加第17回全国中等学校优胜野球大会(现全国高等学校野球选手权大会,俗称夏季甲子园),一路晋级至总决赛,以0-4不敌拥有好投手吉田正男,同年达成史上唯一3连霸的中京大学附属中京高等学校,取得准优胜。
1931年的准优胜球队的正选球员里面有三名日本人,两名台湾本岛人(汉人),四名高砂族(台湾原住民),他们跑垒很快,在准决赛对札幌商业学校(现北海学园札幌高等学校)曾八次盗垒成功。
名作家菊池宽则在报纸上如此写到:“我完完全全变成嘉义农林的袒护者了,他们那不同人种却为同样目标奋战的英姿令我感动得落泪。”
在台期间他共带领了嘉义农林出战春季甲子园1次,夏季甲子园4次,培养出吴明捷、吴昌征、今久留主淳、今久留主功、吴新亨等棒球名将。晩年在新田高等学校(日语:新田高等学校)、爱媛大学等担任总教练。
1946年,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近藤被遣返回国。晚年他在新田高等学校(日语:新田高等学校)(1952 - 1954)、爱媛大学棒球队担任教练。1966年5月19日逝世。
2008年,国立嘉义大学(原嘉义农林)棒球OB代表团应日本高等学校野球联盟与日本朝日新闻社之邀请,前往日本出席第90回日本高等学校野球选手权纪念大会,7月31日到位于四国松山市近藤墓园祭拜,由团长蔡武璋手持甲子园奖盾、OB队员身穿球衣,向近藤报告及感谢他一生对嘉义农林之奉献,没有他就没有台湾今天的棒球运动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