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汉喃铭文（越南语：Văn Khắc Hán Nôm／文刻漢喃），为7世纪以后，历代以钟铭、石碑、摩崖等形式留传的一种文字纪录，以汉字、字喃写成。20世纪20至30年代，法国远东学院首次对越南汉喃铭文进行拓拓工作，1990年以后汉喃研究院又继续搜集铭文拓本，至今已发现约四万件。由于越南属热带多雨的气候，铭文比起书籍更能长久保存，而且记载有纸笔文献所没注重的内容，涉及了广大范围及悠长时间，故此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一定价值。
越南的汉喃铭文，从形式方面大致可分为钟铭、石碑（又分为自然岩石上刊刻的摩崖，和人工加工制作的碑）等种类。若从铭文内容而言，可分为十个类别，它们是：表扬善人善事及乡村义举；朝廷令旨及官方文件；家谱及宗族世系；人物行状及功绩；乡村各种生活活动；古迹寺庙史；神谱事迹；诗文；寺庙建设或重修纪录；各类地标、神位、匾额及书法等等。
越南在脱离中国统治后，不少铭文仍使用了汉字来表述，并且有使用汉文典故的情况，从中可见越南上承中国五代以来的政治与文化体制，以及对中国文化承续性应仍强烈。同时在铭文里也出现喃字及越南语语法，如陈朝时期的铭文里，有以“同”字表示“田野”、“波”字表示“三”；“陈朝第二世皇帝”写成“代陳家次二帝”等等。
金石铭刻在中国的先秦及秦汉时代已经出现，用以存在大量的人物记功碑、墓碑、功德碑等等。在越南历史上，因曾受中国统治，汉文化、汉字得以输入越南，于是越南亦与中国一样，有刊刻金石的文化习惯。越南现存较早的铭文刻成于隋代，有仁寿元年（601年）的《舍利塔铭》（越南语：Bia Xá Lợi Tháp Minh）和大业十四年（618年）的《大隋九真郡宝安道场碑文》（越南语：Đại Tuỳ Cửu Chân quận Bảo An đạo tràng chi bi văn）。
从隋代开始面世的汉喃铭文，至阮朝时期，历代均有若干铭文。现代学者将历代铭文划分为三个大时期。台湾学者耿慧玲指出该三期是：
到20世纪的20至30年代时，即法属年间，法国远东学院在越南全境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拓拓工作，把搜集到的一万多件铭文拓拓出二万多张拓片。后来，汉喃研究院接收这批铭文资料，并在日后进行整理出版。从1990年以来汉喃研究院又进行第二次搜集拓片的工作，已收集约三万件铭文拓片。总共已收集到四万以上铭文拓片。目前搜集铭文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在学术界，越南汉喃铭文的研究具有相当价值。汉喃研究学者阮文原指出，铭文涉及的年代和地理范围广，故为可信赖之原始资料。此外，因越南雨量大，湿度高，且过去兵火连绵，因此碑铭比起笔纸书籍资料更能长久保存。在日常生活史料方面，碑铭也就此提供了其他笔纸资料未曾注重的内容。
铭文呈现了越南历史的各方面面貌。在宗教史方面，越南古来的寺庙及宗教设施都有碑文，既叙述了它们自身的修建程况，也记载着越南民众及国家的信仰演变情况。在人物事迹方面，碑文有不少记述，如《蓝山永陵碑》记录黎利的功业；《清化府安缘乡兴福寺碑》记录蒙越战争中元将唆都被越军击败；河内及顺化等地的文庙国子监里有碑文记录科举士子资料；还有家族谱录形式的碑铭。社会生活方面的碑铭史料，有记录“乡约”的乡村铭文，以及记述各种职业及技术的，如有关扳铜业工艺的有《建禄坊新造碑》、造船业的有《后神碑记》、航船营业业的《洋商会馆规则》和《重修头门埠头碑记》、歌剧业的《歌筹碑记》、驯象法的《扬武碑记》等等。还有一部分记述外国人士及外侨，包括华侨和西班牙、法国、日本等国人士在越南活动的情况。除史料价值外，碑铭还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学、艺术（包括绘画、雕刻）等方面的价值。
由于汉喃铭文是重要史料，因而受到学术界关注。较早利用碑文作史学研究的学者有后黎朝晚期的黎贵惇、黎末阮初的裴辉碧等。19世纪末有高朗著《黎朝进士题名碑记》。近现代有黄春瀚利用李朝碑文材料编成《李常杰与李朝外交和宗教史》、何文晋介绍华闾的陀罗尼石幢等等研究成果。
汉喃铭文的文集方面，学界有《李陈诗文》、《河内碑文》、《谅山碑文》、《莫代碑文》、《河西碑文》等等出版。越南汉喃研究院出版了《越南汉喃字铭文略述》、《越南汉喃字铭文拓片目录》等著作，此外又与法国远东学院等学术机构进行铭文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有参与该工作的学者耿慧玲指出，各历史时段的铭文会按计划出版如下：
以上各集，已出版的有第一集及第二集。
汉喃研究院又于2005年起，陆续出版《越南汉喃铭文拓片总集》，该总集对1600年左右至20世纪初的铭刻先拓印后影印，然后按年编排，有正卷22册（16开），目录8册（32开），约二万余条。此外，汉喃研究院亦在其网站内，公开北宁文庙、河内文庙、顺化文庙、兴安文庙内的碑文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