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百年战争

第二次百年战争（the Second Hundred Years' War，1689年-1815年）是一些历史学家使用的历史分期术语，用以描述从约1689年至1815年间英国（起先为英格兰王国，后为大不列颠王国和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与法国（先后为法兰西王国、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法兰西第一帝国）之间的一系列军事冲突。这个名词由约翰·罗伯特·西利（英语：John Robert Seeley）在他的著作《英格兰的扩张：两场讲座》（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1883年）中首次创造。和“第一次百年战争”一样，第二次百年战争并不是一场单一而连贯的战争，而是由两个主要交战国之间的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战争组成，包含著名的美国独立、拿破仑战争等役。这个名词也用来指代英法两个世界强国之间的竞争状态，而不仅是直接军事冲突。这是一场决定这两个殖民帝国未来的较量，而英国在1815年的最终胜利，确立其日不落帝国的霸主地位。英法在18世纪的一系列战争，通常将其他欧洲国家作为一个更大同盟的一员卷入其中。除了在四国同盟战争中两国曾携手合作之外，在所有的欧洲的大规模冲突中，英法两国总是互相敌对。而其中的部分战争，如七年战争，有时会被视作“世界大战”——双方将战火烧到了印度、美洲等殖民地地区以及全球各大洋的航路上。这一系列的战争，起因于荷兰执政威廉三世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继承了英格兰王国的王位。本来在革命之前，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一直与法国的波旁王朝友好相处。当初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在法国与西班牙中间两面讨好，既不愿与西班牙帝国为敌，避免卷入三十年战争，又同时与法国维持友好关系；在1659年西班牙衰落之后，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调整国策，积极支持法王路易十四对荷兰的战争（1672-1678年），被外界视为太阳王霸权的附庸。结果荷兰人在经过三次英荷战争（1652-1674年中间断发生）之后，于1688年对英国发起绝地大反攻，成功把执政威廉三世送上英国王座。因为威廉三世一直将自己视作新教的保护者，反对天主教的法国，因此1689年在英国巧妙地诱使国会，力挺国王参加反法的大同盟战争（1688-1697年）；并与荷兰缔结同盟，划分商贸与海权的势力范围。另外在光荣革命后的数十年内，因为法国对试图夺取英国王位的詹姆斯党提供庇护与支援，连带加剧了英法的紧张关系，使英国狂热地参加每一场打击法国的大战。1702年威廉三世死后，英法之间的对立从宗教领域扩展到经济和贸易领域，两国为了争夺美洲和亚洲的控制权而展开竞争。七年战争（1756-1763年）是其中最大、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冲突之一，结果由英国获胜。心有不甘的法国，随即支持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革命，协助美国独立建国成功破坏了英国在北美的殖民霸权，对英国反将一军。但此后不久，这场战争带来的债务危机反而为法国国内的革命埋下了财政方面的导火线，而法国支持美国的自由，亦间接动摇它的专制皇权。1780年深陷北美战争的英国，借由抓住荷兰支援美国独立战争与倾向法国的小把柄，片面废除当初威廉三世所主导英荷同盟的各种条约，发动了第四次英荷战争（1780-1784年）。英国靠着优势的海军，彻底打垮军备废弛的荷兰，并掠夺荷兰丰厚的商队物资与殖民地。打垮荷兰可以说是作为失去北美十三州的巨大补偿，这增强了英国的国力与竞争力（荷兰从此失去与英国竞争商贸的力量），有能力进行下一波的英法战争。1792年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共和政府和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继续和英国进行军事对抗。拿破仑攻俄失败后，1813年在莱比锡战役的失败，以及此后1815年复辟后在滑铁卢战役中的再次失败，最终结束了英法两国百年来持续不断的战争。胜利的英国因此在1815年后，正式成为主宰世界的日不落帝国。反法同盟在巴黎条约和维也纳会议上恢复法国波旁王朝的统治，并试图阻止欧洲的进一步革命，但这种企图随着1848年革命的爆发而落空。而英法两国对对方也不再使用“天敌”这样的词汇，并在此后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为了共同利益而携手作战。出于对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担忧，两国在1904年正式签订英法协约，结为盟友，宣告“第一次”与“第二次”百年战争彻底成为历史。许多法国人将英国称为“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英语：Perfidious Albion）”（也参见阿尔比恩），以此表明这是一个根本不值得信任的国家。法国人将英国和法国分别比作古代的迦太基和古罗马，表示前者（英国）是一个贪婪的、即将崩溃的旧帝国，而后者（法国）是繁荣的智慧与文化国度： .mw-parser-output .templatequote{margin-top:0;overflow:hidden}.mw-parser-output .templatequote .templatequotecite{line-height:1em;text-align:left;padding-left:2em;margin-top:0}.mw-parser-output .templatequote .templatequotecite cite{font-size:small}共和主义者和波旁王朝一样，清楚地知道英国的制海权对大陆的大国政治有很大的影响，而法国不可能在不击败英国的情况下主宰欧洲。“迦太基”——吸血鬼，海洋的暴君，“背信弃义”的敌人，破坏性的商业文明的承载者——与“罗马”——普世秩序、理念和无私的价值的承载者——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不过，因为“第二次百年战争”此一名词是由英国历史学者所发明，所以法国学术界并未普遍接受此一名词。对英国来说，1689-1815年的主要敌人确实是法国与波旁王朝（包含法国的附庸西班牙波旁王朝）没错；但是对法国来说，这126年中的重要敌人却不只英国一个。法国在1689-1748年的主要敌国，是荷兰、英国、奥地利组成的三强联盟；1792-1815年更是单独对上几乎全部的欧洲国家，英国在1792年后虽然是重要的敌国，却不是最迫切的战争目标，这时期比英国更专制的有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对比来说，“第一次百年战争”确实是英法两国以彼此为主要目标，拼个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第二次百年战争却并非如此。因此法国学界接受百年战争的术语，却不接受第二次的用法。（可能跟法国打赢第一次，却打输第二次有关）回过头来思考，英国历史学界使用“第二次百年战争”术语的意义，在于百年战争对英法两国民族主义的巨大推进。正如法国在第一次百年战争出现圣女贞德，激发法国人的强大爱国心，第二次百年战争也使英国人的爱国心彻底昂扬。譬如英国国旗和英国国歌（天佑吾王，1745年公开演唱而流行）就是在这一百年中出现的；英文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一词也是在这时（18世纪）出现而流行的；而且为了让不列颠群岛联合对抗法国，英格兰因此在这一百年中与苏格兰、爱尔兰相继合并，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塑造与团结，等于是拜这段英法百年冲突所赐。相对来说，第二次百年战争中，法国人的仇英情绪，却不如英国人的仇法情绪那样强烈。把时间拉长来看，15-18世纪时法国人凝聚爱国心与激发民族主义的对象，其实一直是源出奥地利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15世纪末到16世纪上半的意大利战争时，法国从1525年帕维亚之战大败给哈布斯堡王朝之后，就一直视西班牙帝国与奥地利帝国这两支哈布斯堡家族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之后经过16世纪下半的法国宗教战争、17世纪上半的三十年战争，以及路易十四后期的两次大战，都可看到法国仇视哈布斯堡王朝所起到的团结人心、激发爱国心的巨大效果。这样的仇奥情绪，充斥着整个18世纪（二次百年战争的大部分时段）。即使1756年法国与奥地利帝国发生外交革命，法奥结盟发动消灭普鲁士的七年战争，法国对奥地利帝国的恨意仍是高涨不下；法国的启蒙哲学家也反对与奥地利帝国结盟，认为奥地利是受天主教会控制的落后专制国家，而且消灭开明进步的普鲁士，只会让奥地利受益、法国受害。对国家联奥外交的不满，是法国内部反波旁王朝专制势力快速发展的一个因素。也因为这样的仇奥情绪，当法国王后出身哈布斯堡家族时，多数会被法国人充满恨意地称为“奥地利的女人”，譬如17世纪的奥地利的安妮、18世纪的玛丽·安东尼特。后者（玛丽·安东尼特）身为路易十六的王后，更受到公众猛烈的批判与抹黑，常被通俗历史读物视为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对她最有杀伤力的谣言，就是她那句经典名言：“人民没有面包吃，为什么不吃蛋糕？”，但实际上她从未说过）。这也是法国学术界对“第二次百年战争”用词接受度不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