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号是地籍用语，指土地的编号。地号主要用于不动产登记，由地政单位制订、管理。
与地籍的地号相对，户籍系利用门牌号码作为编号。地号与门牌号之间通常没有规律，需要制作对照表。
土地的编号，法源为《土地法》第40条：“地籍整理以直辖市或县（市）为单位，直辖市或县（市）分区，区内分段，段内分宗，按宗编号。”
因此，完整的地号，形式为“○○市△△区□□段××地号”。有些地区有“小段”的设置，例如台南孔子庙，其地号为“台南市中西区幸段二小段48地号”。
台湾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一种称为“堡、里”的地方自治行政区域。通常数个聚落（称为街、庄、社）形成一堡。堡里与街庄社配合使用，可用来作为指示位置。然而，这套系统并没有明确的空间界线，因此会产生“介于两庄之间的土地，究竟是属于A庄还是B庄”的疑问。
刘铭传接任台湾巡抚后，实施“土地清丈”，并于1886年（光绪12年）在台北、台南成立“清赋总局”统筹规划，是台湾整理地籍之开端。随着清丈进行，各堡里、街庄之间划定较为明确的界线。清丈绘制的《鱼鳞图册》，使用当时的区划制度，以“堡里－街庄”两层区划，加上地号描述土地位置。例如右图为大加蚋堡牛埔庄的图册，每块土地均有编号。而某些街庄，可能会再分成数个“土名”。
进入日治时期后，清丈图册因战乱，多有丧失。为了掌握殖民地，1898年（明治31年）7月17日台湾总督府发布《台湾土地调查规则》，由1900年4月开始，费时五年，于1904年2月完成土地调查事业。
1904年土地调查事业确定了地号（当时称地番）与其界线。日人继承清代“堡里－街庄”的区划制度。日治时期50年，地号维持相当稳定，甚至现今台湾多数地区的地号，多能直接追溯至当年的调查。由于采用了比日本本土的更先进的测量技术，因此至今仍在使用这些100年前制作的地籍资料。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日治时期与当时的日本本土一样，直接将地籍地号作为户籍住址使用，并没有现代的门牌号码系统。
1920年地方制度改正，废除堡里，并将街庄更名大字、土名更名小字，若干地名也有变更。另外，由1916年开始，台南、台中、阿缑（屏东）、台北、基隆、嘉义、新竹等市街，先后实施町名改正。也就是配合城市规划，以新辟的道路为中心，重划为数个“町”（层级等于大字）、下设丁目（层级等于小字），并重编地番。易言之，都市是日治时期地番改变最剧烈的地域。
战后，国民政府引入门牌号码，户籍及日常生活改使用道路与门牌，地号则退居纯粹地籍用途。1952年，台湾省政府颁布《各县市日式地名更改要点》，其中第二点第三项，规定：
“大字”改为“段”，“字”改为“小段”。原表示大字范围之“町”字及表示小字范围之“丁目”二字，一律改换为“段”及“小段”。
此后各县市陆续配合改正。举例而言：台南孔子庙原位于“幸町二丁目48番地”，1953年3月市府公布改换后，更为“幸段二小段48地号”。
另外，也有一部分名称，由于属《要点》第一条中“有伸扬日本国威者、有纪念日人者、显为日式名称者”，而被更名。例如台北市在1953年1月公布地名更改，其中大和町，被更名“抚台段”。
台湾日治时期测绘之地籍原图，原搜藏于总督府，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炸毁。战后，以日治时期地籍原图描绘裱装而成之副图办理地籍管理。
由于地籍图使用超过百年，纸张多有伸缩、破损。且因土地分割、地形变迁、边界变动等影响，以及现代要求更精确之比例尺，政府遂开始进行重测。
重测后的地籍，可能会伴随着重编地号、增删地段，因此需要查表才能暸解新旧地号的变动。目前各县市政府均在线上提供“新旧地建号对照”系统，供查询地号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