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

名家，中国对严谨逻辑思想之开创者，和西方逻辑思想之先锋亚里士多德同期。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六家之一，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一。古代名家“辩者”以严谨逻辑思想而闻名。名家在中国开创了逻辑思想探究，包括对思想中最基本的元素 “实”与“名”和各命题关系的诠释，著名的命题包括“白马非马”、“坚白石”、“合同异”等，著名人物有邓析、公孙龙、宋钘、尹文、惠施等人。名辩之学虽然是因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为论辩之必要而兴起的。然而名家对于名学的研究，与诸子相较就有了变化。名家学者首先将“语言”与“事实”分离开来，让语言变成纯粹运思的符号。接着，又任意挪移这些符号，有意识的违反语言约定俗成的内涵与外延，使得变异的语言本身就变成哲理思辩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名家学者的思想里，语言不再只是思辩用的工具，而是思辩的主要对象。在语言与事实分离之后，惠施借由瓦解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确定关系，从而消解语言认知和经验知识带给人们的固执，并理解相对的视角。当万事万物皆不存在绝对的分别时，就能到达天地一体的境界。而公孙龙则更偏向纯粹的语言分析，将用于描述事实、感觉、性质的语言一一分离。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分析成感觉要素之后，就可以得知真实世界都是拼凑各种感知而成的。因此，只有语言的呈现才能让事物真实的存在，而现象世界中的万物却都是虚幻的。在先秦时期，并无“名家”的称呼，先秦诸子的著作当中多半称其为辩者。如《庄子‧天地篇》“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寓。’”、〈天下篇〉：“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到了汉代始见名家之称。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汉书‧艺文志》采刘歆《七略》说法，则云：“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对于此一命名，后世有些学者持反对之见。著名的如胡适认为：“家家皆有名学（逻辑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不过墨家的后进如公孙龙之流，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比较高深一些罢了。不料到了汉代，学者如司马谈、刘向、刘歆、班固之流……凡有他们不能懂的学说都称为‘名家’……。”关于名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引用刘歆《七略》的说法，认为出于礼官，因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礼仪要遵循，因此礼官会特别擅长于辨别名位之事，成为后代名家的来源。另有一说认为名家系出于墨家之后，如晋代鲁胜在注《墨辩》时，就认为惠施、公孙龙是祖述墨家辩论之学，甚至考证出他们属于“相里氏”这一系的墨家流派。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惠施、公孙龙的观点与《墨辩》恰恰相反，因此不同意这一类的看法。先秦名学到了秦始皇灭亡六国就难以发展，其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项：邓析（前545年 —前501年），中国春秋时代末年郑国人，与政治家子产同时，名家思想之创先者，著有《邓析子》二篇，已散佚，今传者一般认为是后世伪托之作。中国秦汉以来政治专权，重人文，轻自然，名辩之学穷极事理，却招致诸多批评，荀子曾将邓析与惠施并列进行批评，认为他们同是“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之徒。惠施，（约前370年－前310年）战国时期宋国人，与庄子同时，著有《惠子》一篇，已散佚。《庄子》之中保有大量惠施的言谈与学说，著名的有〈天下篇〉的“历物十事”，〈秋水篇〉的“濠梁之辩”等等。尹文（前360年－前280年），中国战国时期人，著有《尹文子》。《尹文子》序称其在齐宣王时，于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皆为公孙龙的学生；但是《汉书‧艺文志》却说“先公孙龙”。《吕氏春秋》则有其游说齐湣王的记载。尹文的思想出于名家，但是也杂揉了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子的学说，可以说是自道家至名家，再自名家而至法家。这种现象反映战国初期，由宗法封建过渡到法治专制的政治社会的思想。但由于尹文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有些近代学者不再沿袭班固的分类，而对其学派归属有了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是稷下黄老道家三派之一、有的认为是墨家，或有直接列入杂家的。《尹文子》一书的真伪也历经许多讨论，20世纪初期有些学者据认为今本的《尹文子》全系伪托之作，但在1970到80年代间，已有学者认为书中材料在研究尹文思想时，大抵是可信的；90年代以后，伪书之说更受到全面的批驳。宋钘，~前300年，又作宋牼、宋荣子，中国战国时代人，约与孟轲、尹文、彭蒙、慎到同时，曾游于稷下。著有《宋子》十八篇。宋钘的学说流派归类，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汉书‧艺文志》归入小说家，又说“其言黄、老意”则视同道家；荀子将墨翟、宋钘并称。不过，今人多依《庄子‧天下篇》将宋钘与尹文并称之言，将两人的思想并称为“宋尹学派”。公孙龙（前320年－前250年），战国时期赵国人，曾经做过平原君的门客。著有《公孙龙子》14篇，目前只残留6篇，共一卷。最著名的即〈白马论〉与〈坚白论〉，其中提出了“白马非马”和“坚白石”等论点。先秦诸子与名家或迭有争辩、或有所批评，录于其作中。荀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说当中也吸取了名家与墨家的认知心和逻辑方法，但是他却用这些方法，对名家与墨家都展开批评。荀子评名家：“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有些研究指出，荀子认为学术必须为政治、道德服务，而对于名家热烈研究“坚白”、“同异”、“有厚无厚”等自然科学问题，荀子认为这是以人的认知能力，是不可能求尽的。所以他批评名家是“愚者、妄人”，认为君子不应该去追求这类知识，而要由“格物致知”转向“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有学者指出，由于荀子学说中的“名实”与公孙龙的“名实”有别：在“名实”观点不同之下，荀子便以自己的名实观批评公孙龙的“以实正名”是“以名乱实”。另外，也有人认为荀子在批评名家时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以统治者而非哲学家的观点讨论名家问题。荀子认为制名是统治者的重要任务，而名家的诡论会威胁到这个系统，统治者对其学说不必研究，应该予以压制。对于名家哲学，荀子不但反对，甚至主张以政治势力和刑法禁止。名家强调纯粹的语言逻辑，因此，道家中庄子一系对于语言采取怀疑而蔑视的态度。就像《庄子‧秋水》篇认为能用语言来论说的，都是“物之粗也”。在追寻道的过程，语言也只是一项工具而非目的。对于将语言当成思想的名家，自然不是道家所追求的。所以，即使名家中惠施对知识语言的看法与庄子颇为接近，但是庄子仍然批评他是“逐物而不返，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墨子》一书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通常合称为《墨经》，是后期墨家通过逻辑的方式，反驳名家辩论的著作。对于惠施的“合同异”之说，墨者认为这其中的“同”字必须分别为“重、体、合、类”四种，而“类同”为真的命题，不能据以推论出“体同”的命题也为真。惠施的谬误，是出自于文字的歧义。而对公孙龙的“坚白石”之说，墨者以现实世界的坚白石为据，认为坚、白同时存在于石中，不会互相排斥，反对公孙龙的论点。名家重视逻辑思辨，是智慧的基础，可惜不为东周各大学派所容，尤其不为只重狭义心性的儒者接受。但有助中国数学的发展、对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学也有实际的重叠范围，这对天文历法与建筑是有实际帮助的。有说名家和礼官有关，那么《礼经》当中与名家相关的记载便是其中的数学问题。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形成数学的九个分支-九数：郑玄引《周礼注》：“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军输、方程、盈不足、旁要。”另可参阅: 诸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