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清朝明史馆官修，张廷玉等主撰，全书共三百三十二卷，计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记明代史事，起自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迄于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138，共277年的明朝历史。明史修纂历时百年，史学家基本根据修纂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清朝从顺治二年（1645年）始有修明史之议：该年四月十一日（癸亥），御史赵继鼎上疏“奏请纂修《明史》，并博选文行鸿儒充总裁、纂修等官。”；五月，设馆修纂明史:138，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以詹霸、赖衮、伊图、宁完我、蒋赫德、刘清泰、李若琳、胡世安、高尔俨、陈具庆、朱之俊为副总裁。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但因为数次争论，中途多次停止，杨椿回忆：“《明史》之初修也，在顺治二年，时……仿《通鉴》体仅成数帙。”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稳定，经济富裕，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康熙诏举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成立明史编纂小组，以徐元文为监修，叶方霭、张玉书为总撰，加上“布衣”万斯同、范锡同等纂修《明史》。鸿儒修史主要集中在康熙二十九年之前，开馆不久，潘耒即上呈《请广秘府书籍以光文治疏》，请求悉访民间记载、奏议。徐元文上呈《请购明史遗书疏》，请求“征遗献”。朱彝尊上呈《史馆上总裁第一书》，指出“盖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缪”。黄宗羲、朱彝尊、毛奇龄、张烈、陆陇其等人建议放弃设置《道学传》，只立《儒林传》。康熙二十二年左右，明史稿〈本纪〉和〈列传〉基本完成，汤斌撰《太祖本纪》，徐嘉炎撰《惠帝本纪》，朱彝尊撰《成祖本纪》，潘耒撰《食货志》，陆葇撰《选举志》，王源撰《兵志》，姜宸英撰《刑法志》，尤侗撰《艺文志》等。康熙二十三年史馆拟定《明史》修纂的纲领性文件《修史条议》六十一条。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八日，万斯同因长期劳累，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是年二月冬熊赐履进呈《明史》稿416卷，但“上览之不悦，命交内阁细看”。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王鸿绪卷入党争，以原官解任回籍续修《明史》，“搜残补缺，荟萃其全”，康熙五十二年，〈列传〉史稿的修订基本告竣，鸿绪又请宿儒李因笃协助审核，当时李因笃“老病在床褥，令二人捧稿，朗诵于枕侧。先生李因笃呼曰：‘改’。即加窜易涂抹，半载而毕功。”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王鸿绪命其子图炜赍呈明史列传稿205卷，交明史馆收藏，志、纪、表未具，次年，鸿绪奉旨回京，御纂《诗经传说汇纂》，充《省方盛典》承修总裁官；公务之余，又取《明史》初稿之志、表和本纪，略作删改，“或笔削乎旧文，或补缀其未备，或就正于明季之老儒，或咨访于当代之博雅”，继续纂修全稿，改旧志《河渠》、《食货》、《艺文》、《地理》，又改《大臣表上》为《宰辅表》，《大臣表》中、下为《七卿表》，删去《功臣》、《戚臣》、《宦幸》表。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十七日，王鸿绪进呈明史稿310卷，体例均备，七月十八日内阁将之交明史馆收藏。不久，王鸿绪将明史稿刻为己作，此即《横云山人明史稿》，不具万斯同之名。是年八月十五日，王鸿绪即卒于京邸。张廷玉认为：“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密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又开馆三修《明史》，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徐元梦、张廷玉、朱轼等为总裁，孙嘉淦、乔世臣、汪由敦、杨椿等二十五人为纂修，第三度重修《明史》，但开馆不久，人员又迁转流失，纂修官“它任四出，留馆者数人而已”，致力其事者仅杨椿、汪由敦、吴麟等人，以致未有一卷史稿进呈。史馆因修《清世祖实录》而止:138。雍正五年冬，张廷玉命纂修官杨椿、汪由敦协力完成《明史》纂修任务，雍正六年正月，杨椿负责永乐至正德九朝列传，胡宗绪负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十二朝本纪由汪由敦与吴麟负责，至七月，杨椿“九朝列传”已经清誊校毕缴付史馆。郑江撰《明史稿》二十四卷，梅瑴成与修《天文志》、《历志》。乾隆四年（1739年）夏《明史》终于定稿，七月二十五日张廷玉上表呈《明史》殿本全书336卷，张廷玉在《上明史表》中回顾纂修历程说：“聚官私之记载，核新旧之见闻，签帙虽多，祗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苟是非之不谬，讵因袭之为嫌？爰即成编，用为初稿。”十月八日，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按旧例颁发《明史》，准坊间翻刻，正式刊行。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年）算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刻成止，则历时95年，近乎一个世纪之久。现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原刊本。乾隆四年，武英殿《明史》告竣之际，清高宗下旨仿《资治通鉴纲目》编辑《明纪纲目》，乾隆十一年成书。乾隆四十年（1775年）高宗觉得《明纪纲目》考核不够精当，又诏修明史：“《明史》内于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如“图”作“兔”之类，既于字义无当，而垂之史册，殊不雅驯。……《明史》乃本朝撰定之书，岂可转听其讹谬，现改办《明纪纲目》，著将《明史》一并查改，以昭传信。”，复命查缴原颁之书，谕协办大学士英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明史本纪》24卷成，被称为“明史本纪新刊本”，世罕知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明史》全书勘定成，并入《四库全书》（有关明代的原始史料如《明一统志》，《明宝训》，《明书》，《明实录》，《明朝小史》，《明名臣经济录》，《明史记事本末》，《明道杂志》等可阅于互联网档案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维基文库）。清廷虽下令开馆编修《明史》，但是明史馆一向结构松散，一般官员多为七品官，虽地位清高，但俸禄不多，因此常有开脱出缺的情况发生，编修人员也不一定每天到史馆报到，亦常因其它“外务”而中断，清廷对此并不严加管控，只视为新朝笼络中原士人之举。顺治九年（1652年）傅维鳞曾描述当时“事既简静，偃息多闲”“悲岁月之流迈”“止类编实录”“所纂不过二十余年，止类编实录，不旁采，工无庸多”。康熙帝亲政后，政局尚未稳定，他曾说：“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三藩之乱平定后，目标又转至河务与漕运，对于《明史》的修撰仍非首要迫切。《明史》初稿大部分成于万斯同之手，所有史官撰写的初稿都送他复审，均无一差错。万斯同为《明史》可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晚年双眼已盲，在钱名世协助下，弹精竭虑地修改史稿，有时因考证一事，往往“集书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诚所谓“修故国之史以报故国，愿成一代之史以报先朝”。钱大昕说：“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万斯同）手。”清朝经学家杨椿有言：“《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纪、传长于表志，而万历以后各传，又长于中叶以前。袁崇焕、左良玉、李自成传，原稿皆二巨册。删述融汰，结构宏肃，远在宋、元诸史上。”“殿本”和“库本”是明史差异最大的两个版本。库本除更改元代译名外，〈本纪〉的论赞亦多有修改。四库本是殿本刊行后经过修改的本子。《明史》在乾隆四年刊成后，至乾隆四十年，清高宗因其中有关元时人名、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谕令改订，并就原版扣算字数刊正。四十二年，又因《本纪》中发现其他疏略，不足以资论定。谕令补纂，成《本纪》二十四卷。当时重刊后迄未颁行，外间流传绝少，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故宫博物院始有影印本。当时《志》、《表》、《列传》改定之本，邵懿辰在方略馆见到时，即已不全。《明史》共三百三十六卷，卷一至卷二四为本纪，卷二五至卷九九为志，卷一〇〇至卷一一二为表，卷一一三至卷三三二为列传，规模仅次于《宋史》。〈本纪〉所占不足全书十分之一，字数所占不及全书二十五分之一，列建文帝，但不列兴宗（建文帝之父朱标）、睿宗（嘉靖帝之父朱祐杬），钱大昕称：“其例有创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实录》附景泰七年事，称郕戾王，而削其庙号，此当时史臣曲笔。今分英宗为前后两纪，而列景帝纪于中，斟酌最为尽善。”汤斌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充任《明史》总裁，编有《天文志》、《五行志》和《历志》。《明史·食货志》共六卷，由潘耒据王原《明食货志》撰成，“将明代《实录》通纂一过，凡片言只字，有关食货者，悉行节出，琐细庞杂，不厌其详”，后来潘耒因事被黜，再由王鸿绪加以删削。《艺文志》四卷由黄虞稷撰写，依经、史、子、集排述。《地理志》有七卷，是篇幅最大者，详述两京十三省的沿革。《河渠志》共六卷，黄河占两卷，介绍全国水文治理和水利利用状况。《兵志》介绍明代军事制度，共四卷。第三卷“边防、海防、民壮、土兵”，介绍明朝九边。《刑法志》共三卷，出自姜宸英之手，介绍明代法律。第三卷介绍廷杖和锦衣卫诏狱。表由万斯同主编，除《诸王》、《功臣》、《外戚》、《宰辅》外，又增设《七卿表》，仿自《汉书·公卿表》，七卿即六部尚书及都察院都御史。从结构上明史采纳了从《史记》开始流传下来的纪传体结构，一共分本纪24卷、志75卷、列传220卷和表13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论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史书。〈列传〉共二百二十卷，占全书三分之二，可略分为“类传”和“专传”两大类。有重复事迹者，则举一人立传，他人在后各附一小传，如《孙承宗传》中记柳河之役，只注“语在马世龙传中”；《刘岜传》弹劾刘瑾，后附十余人小传。类传包括《后妃》、《诸王》、《公主》、《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隐逸》、《方伎》、《外戚》、《列女》、《宦官》、《阉党》、《佞幸》、《奸臣》、《流贼》、《土司》、《外国》、《西域》等，〈列女传〉共三卷，记载二百八十七位忠孝、节烈妇女，大量取自王鸿绪编纂的《横云山人明史列传稿》。由于《明史》一再强调纲常名教，因此在〈忠义传〉、〈孝义传〉、〈列女传〉等目罗列近二千人。列传中专列〈阉党传〉、〈流贼传〉和〈土司传〉三目为明朝一代专有议题，《阉党传》列四十六人，属于刘瑾党者有七人，其余皆魏忠贤党。〈流贼传〉称李自成、张献忠等为流贼，为统治者总结经验：“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陆以湉在其《冷庐杂识》称：“阉党、佞幸、奸臣列于宦官之后流贼之前，其嫉之也深，而贬之也至矣。”负责纂修明史的官员遵照康熙帝为尊者讳的旨意，尽量少记载明朝皇帝的阴暗面。为了掩盖明代皇帝的一些暴虐或昏庸行为，相关官员便把皇帝所犯的错误及责任推到大臣及太监身上，并列名于《明史·奸臣传》，当中的“代罪羊”有胡惟庸、陈瑛、严嵩、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等。《明史》部分内容有“偏颇”之处，例如抗倭名将张经之冤死，《明史》归罪于内阁首辅严嵩，称“（严）嵩皆有力焉。”，“时人多为其称冤”。但据时人王世贞指出，张经之死与事实上与徐阶的挑拨有很大关系。《明史》成于众人之手，编修时间过长，被魏源批评其列传繁冗，认为“可删去十分之三”，而且指出“食货、兵政诸志随文钞录，全不贯串”，并否定此书出自万斯同之手。清人赵翼（1727—1814）认为《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后几部史书中体例严谨的一部，在《论诸朝正史之优劣》曾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又称明史特点有三：“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经数十年参考订正，或增或删，或离或合，故事益详而文益简”“是非久而后定，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益可征信”。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室主任刘庭华指出修撰时间与史著质量成正比，时间越长，质量往往越高。反之，仓促草率成书，舛误陋劣必多，并称时间是史著质量的重要保证之一，亦指出《明史》体例严谨，首尾连贯，材料翔实，文笔简洁，舛误很少，是自清代以来史家公认的一部质量上乘的史著；同时亦拿《明史》跟《元史》和《晋书》作对比，指出《元史》在政治压力下草成，因此舛误甚多，内容前后重复、互相矛盾的地方随处可见；而《晋书》同样错误百出，内容中鬼神妖异因果报应之说甚多，亦指出书中多有史事失实、疏漏，前后矛盾之处。《剑桥中国史》评价道：“在二十四史中，《明史》被列为编纂得最 仔细因而也是最可靠的史书之一。正史编纂者可以得到的许多资料如今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也很明显，正史对明朝历史所作的解释，是根据清朝政府官方的新儒学正统观念。在这方面某种偏见是可以预料的。凡是涉及晚明时期明帝国与满洲和蒙古的关系的题目，其论述必然是偏颇的。不过，作为一种资料，这部官修史书最严重的不利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它的明代原始资料尽管有所遗失，许多仍然存在。就此而论，值得在这里指出，清代文字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作品一直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不在被禁之列。这可能是直到今天在许多国家看到的现象的又一种说明。一本被列入禁书名单的书，被认为有特殊价值，从而被小心地保存下来。禁令实际上是最有效的广告形式。”有学者指出《明史》有《哈烈》、《黑娄》二传，事实上都是指阿富汗西部重镇赫拉特（Herat），这个失误是受了哈烈、黑娄在《明实录》中并存的影响，又将统治者沙哈鲁当作地名。《明史》卷二六五《施邦曜传》记海盗刘香的下场为“就擒”，卷260《熊文灿传》又记其“势蹙，自焚溺死”。曹甫之被杀，《洪钟传》记其为廖麻子所杀，《林俊传》则记其为指挥李荫所擒杀。《食货志》说正德时有皇庄三百余处，今查《明经世文编》夏言的奏疏，很明显是三十余处之误。《明史·谢肇淛传》中讲谢肇淛是万历三十年的进士，事实是万历二十年，万历三十年并没有科举考试。《卓敬传》记姚广孝与卓敬有隙，广孝进言劝成祖杀之，无其事。《明史》称郑成功将鲁王朱以海沉入海中杀死，事实上郑成功去世乃先于鲁王朱以海。鲁王朱以海死后，其世子朱弘桓渡台湾，得到郑经的庇护，直至明郑覆亡。近代学者论《明史》之编修过程，往往对王鸿绪持有剽窃之成见，侯仁之则认为“两百年来王氏所蒙诬妄，从此可以释然矣。”。曾参与《明史》编修的汪由敦（1692-1758）则说：“王本列传，聚数十辈之精华，费数十年之心力，后来何能追躅万一，若存诋诽之见，非愚则妄。”，杨椿认为“王鸿绪史稿”乃攘窃徐元文之作，史实舛漏百出，“盖是非毁誉尚不足凭，不特纪志表传自为异同已也。”至于《明史》所不及见者，可参考《明实录》、夏燮《明通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谈迁《国榷》、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张岱《石匮书》及《石匮书后集》、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温睿临《南疆逸史》、徐鼒《小腆纪年》、《小腆纪年附考》、《小腆纪传》、查继佐《罪惟录》、刘湘客《行在阳秋》、蒋臣《桐变日录》、瞿昌文《粤行纪事》、全祖望《鲒埼亭集》、刘若愚《酌中志》等。又如焦竑的《国朝献征录》，受到万斯同的高度评价：“搜采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乾隆年间，以于敏中、钱汝为等主编《明史考证》，多据《国朝献征录》参校《明史》，但未刊行。光绪年间，王颂蔚得见《明史考证》残本，再整理成《明史考证攟逸》四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