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任辉（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1720-?） 是18世纪的一名英国商人和外交家，曾为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职员。少年时在广州学习汉文（据学者马士推测，学费是由东印度公司资助)，得以通晓中国语言，长期在广州担任翻译之职。他是英国第一个中文翻译，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136余年后第一位中文翻译。
1759年，他所引发的“洪任辉事件”，是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直接原因。
乾隆十九年（1754），东印度公司想在业务上有所突破，指示洪任辉设法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并派遣时任东印度公司董事喀喇生 (Samuel Harrison)前来一同主持此事。
乾隆二十年（1755），洪任辉在澳门租用葡商华猫殊的商船，选择了宁波为试航港，分两批前往。当时的宁波亦是清朝政府指定的通商口岸；有海关和行店等设施。由于外国船很久没有来此地贸易，因此，洪任辉等人抵达时，受到当地官员热烈的欢迎。因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陋规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所以从乾隆二十一年至乾隆二十二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都派船去宁波贸易。
为此，广州口岸大受影响，前来贸易的商船比前减少了半数有余，并出现关税锐减的局面。
两广总督杨应琚见状，急忙会同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请禁止洋船往浙江贸易。乾隆皇帝同意他们的意见，通知浙海关先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企图通过加税的办法，使外商无利可图，从而达到不再来宁波贸易的目的。岂料乾隆二十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仍派“欧斯诺”号往宁波贸易。乾隆帝感到以这种增加关税的办法不解决问题，便下令关闭宁波等地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
英国东印度公司见新开辟的事业刚刚有点起色，便遭到清廷粗暴的干预，于心不甘，因此，便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一次，如不得要领，可直航天津，设法到乾隆帝的面前去告御状。
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洪任辉率船携运大量枪炮军火等违禁品到达宁波，就增税之事与官员激烈争执，闽浙总督杨应琚亲赴宁波调处并奏报中央。十一月，乾隆帝裁示禁止英国商船进入宁波，由两广总督李侍尧传谕各国商人限于广州贸易，提高舟山、宁波、厦门关税一倍，强制起卸军火、帆具上岸。
乾隆二十四年（1759），洪任辉接指示后，即于五月九日，由广州出航，佯言乘船回国。但却偷偷地直航宁波。此事为南海县知事所发觉，报告两广总督李侍尧，李通知海防同知密切注视他的行踪。五月三十日，洪任辉坐船到达定海海面时，浙江总兵罗英笏派出水师，不准他驶进宁波。洪任辉按公司的指示，北上天津，停泊在大沽海口炮台水域。当前往检查的官员登上他的海船时，他自称是英吉利国的四品官，一向在澳门、广州两地做生意，因有冤情，广东地方当局不予作主，所以前来京师鸣冤告状，把“状纸”送给直隶总督方观承，然后转呈乾隆皇帝御览。
此“状纸”内容长达七项，但主要有四点：第一，状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纵容家人属吏敲诈勒索，征收陋规杂费68项，核银1000多两；第二，状告资元行老板黎光华，拖欠东印度公司货款5万多两；第三，状告广州官吏不循旧例接见洋人，致使家人属吏敲诈勒索；第四，保商制度弊病甚多，延误外国商船正常贸易的进行。
乾隆皇帝阅后，认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命给事中朝诠、福州将军新柱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查办审讯。审理结果，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革职处分，海关陋规杂费一体废除，同时重申外国商船不可赴宁波贸易。洪任辉明知违反律例，不顾地方官多次警告，擅赴天津告状，判罚圈禁于澳门的前山寨，圈禁期满驱逐回国；代写诉状并呈状词的四川商人刘亚匾，以触犯讼棍教诱主唆、为外夷商谋砌款罪被处死；黎光华家产也公开拍卖抵债，洪任辉供称指使告状的徽州商人汪圣仪，与任辉交结、收受英国大班银一万三百八十两，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但潜逃未获。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清廷将广州作为唯一口岸的力度加强，颁布《防夷五事》，规定外商不得在省城过冬；规定行商要加强对外商的管束；禁止行商向外商借债；加强对泊所周围的治安管理；甚至有外商雇人传递信息，也在禁止之列。洪任辉本人也被囚禁在澳门三年（1759年12月-1762年11月），刑满后被带到黄埔乘船遣送回英国，终身不得再返回中国。其实，东印度公司可以付一笔赎金，以免去洪任辉的刑期，但东印度公司并没有这么做。不过，洪任辉在六年里（1760年至1766年）一共赚了8500英镑，其中2000英镑是为了补偿他受囚时所承受的“苦难”。
洪任辉在中国时有许多机会接触到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离开中国后，他与前东印度公司职员塞缪尔·波文（Samuel Bowen; 洪任辉是于1759年认识波文）一起把大豆引进北美洲。1770年，洪任辉还与美国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通信，讨论华人是如何把大豆制成豆腐。这相信是英语词"tofu"首次出现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