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聂恰耶夫（俄语：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Нечаев；1883年5月31日－1946年2月5日）是波兰裔的俄罗斯帝国陆军军官，在俄国内战中率领白军，流亡中国期间曾为奉系军阀指挥白俄雇佣军，直到他的部队在北伐战争中被摧毁。聂恰耶夫离开军队后成为满洲白俄社区的领袖，他在二次大战末期苏联入侵满洲国时被逮捕，遭到处决。
聂恰耶夫于1883年出生于俄属波兰罗兹，1902年时于莫斯科军校毕业，1904年进入特维尔骑兵容克学校（俄语：Тверское кавалерийское училище），毕业后分发至第5骑兵师（俄语：5-я кавалерийская дивиз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第1旅的立陶宛第5枪骑兵团（俄语：Литовский 5-й уланский полк）担任军官，1907年时转至同旅的第5卡尔戈波尔龙骑兵团（俄语：Каргопольский 5-й драгунский полк）担任骑兵尉官（英语：Poruchik）（Poruchik）。一次大战期间，聂恰耶夫于1916年升任骑兵参谋（英语：Rittmeister）（Rotmistr），翌年晋升为上校，曾以战功获颁四等圣乔治勋章（英语：Order of St. George）。
俄国十月革命后，聂恰耶夫随第5卡尔戈波尔龙骑兵团于1918年初赴萨马拉，8月时加入宪法制定议会议员委员会（科穆奇人民军（俄语：Народная армия）），出任第1喀山志愿龙骑兵团团长，隶属于白军卡佩尔的第1伏尔加军团（俄语：1-й Волжский армейский корпус），次年升任伏尔加骑兵旅旅长，做为卡佩尔麾下的主要骑兵指挥官，参加俄国内战中的东线作战（英语：Eastern Front of the Russian Civil War），包括乌法战役（俄语：Уфим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兹拉托乌斯特战役（俄语：Златоустов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车里雅宾斯克战役（俄语：Челябин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以及托博尔斯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役（俄语：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等军事行动。由于白军战况渐落下风，聂恰耶夫随卡佩尔残部退往西伯利亚，并参加了著名的西伯利亚冰雪大行军，在严冬中越过结冰的贝加尔湖。聂恰耶夫在艰困的路途中存活下来，但部队伤亡惨重，包括指挥官卡佩尔在内至少70%的官兵及无数非战斗人员死于冻伤或肺炎。
随后，聂恰耶夫投奔外贝加尔的谢苗诺夫白军，继续于其麾下指挥骑兵部队，并被任命为少将，1920年4月时再晋升中将，期间曾率约300名部属随恩琴男爵进入外蒙古活动。聂恰耶夫于1921年离开军队，流亡至哈尔滨，但仍继续参与当地的白俄君主派团体，如俄罗斯全军联盟（英语：Russian All-Military Union）等。1922年10月，俄国内战中最后的白军政权“阿穆尔河沿岸临时政府”垮台，数千名白俄官兵拒绝投降，带走大批武器装备逃往中国边境，其中甚至包含装甲列车。
1920年代初期的中国正陷入严重的军阀内战，北京政府无力控制各地的军阀派系，掌握东北三省的奉系领袖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落败后正致力于重整旗鼓，他听闻在边境地区出现白俄武装活动，遂计划招募这群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官兵。年轻时曾在俄国远东活动的张宗昌不久前投入张作霖麾下，并被派往吉林省边境驻防，并透过他的俄语能力招募了一批白俄武装；聂恰耶夫则在张作霖的俄国顾问契科夫上校邀请下前往奉天，协助白俄兵员的招募与雇佣军的筹建。
聂恰耶夫在哈尔滨的俄侨中招募了两个连的人力，加上张宗昌在边境收编而来的白俄武装及装甲列车，奉军在1924年初已拥有约700名白俄佣兵；当时白俄难民在中国很难找到稳定工作，参军成为了十分热门的选择。而此时苏联亦企图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张作霖曾是选项之一，隶属红军的纪录片导演格里涅夫斯基（Grinevsky）曾在中国拍摄宣传用纪录片〈1924-1925年的中国现代战争〉，聂恰耶夫与数名白俄军官皆有入镜。然而苏联与张作霖之间的关系十分短暂，到1925年时，苏联已与奉系决裂，转向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南方的广州政府。托洛斯基也在1925年底的一次演说中指出，聂恰耶夫与他的部队获得英国支持，企图在中国复辟君主制。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聂恰耶夫随奉军投入战斗，其部下除白俄军之外，也包含300名日本浪人及中国士兵。1924年11月，溃败的直军已无力阻挡奉军入关，聂恰耶夫随张宗昌部长驱直入，沿着津浦铁路征服山东、江苏、上海。聂恰耶夫在张宗昌部下负责指挥白俄雇佣军，此时部队已扩充到近3000人，并拥有4辆威力强大的装甲列车，有不少兵员来自高尔察克或谢苗诺夫的旧部，而张宗昌亦给予白俄军相当高的自主性。
1925年上半，奉系势力已深入长江下游，杨宇霆、姜登选分任江苏、安徽督办，张学良亦进驻上海，引起东南各路势力紧张，逐步结成反奉同盟，以直系出身的浙江督办孙传芳为首。而北方冯玉祥国民军已与奉系分裂，暗中笼络李景林、郭松龄等奉军高层；吴佩孚亦在湖北、河南重建势力，亟欲重夺地盘。
11月，孙传芳起兵反奉，在东南军人的支持下将奉军逐出江南；郭松龄亦在冯玉祥唆使下于滦州倒戈，回师进攻奉天，迫使张作霖不得不收缩南方的军力，改派张宗昌、施从滨出掌江苏与安徽，抵抗孙传芳北上。聂恰耶夫率白俄军及铁甲车队偕同施从滨，沿津浦铁路推进，对直军造成严重威胁。在固镇之战中，直军成功破坏铁路以阻止铁甲车队前进，并埋设地雷将车厢炸出轨道；由于白俄士兵军纪恶劣、行为残暴，在中国声名狼藉，因此绝大多数的白俄官兵都在战斗中遭到报复性屠杀。施从滨本人被俘，不久后遭到处决；聂恰耶夫虽然逃过一劫，但也失去了一条腿。
尽管身受重伤，聂恰耶夫在数个月后仍然回到前线，担任直鲁联军第65师师长，该师下辖两个旅，其中一旅由白俄士兵组成，约有3765名官兵，通称“聂恰耶夫旅团” ；而聂恰耶夫事实上也是直鲁军辖下所有白俄官兵的领袖，至少有5270名官兵接受他的指挥。在1926年的战斗中，聂恰耶夫的铁甲车队曾击溃了冯玉祥的铁甲车队，国民军的铁甲车则由苏联顾问的建造指挥。由于奉系的敌人（包含南方的国民政府与冯玉祥国民军）都获得苏联的支持，聂恰耶夫与他的部下们也将这场战争视为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圣战。
在漫长的战争中，聂恰耶夫的白俄军蹂躏了铁路沿线的城镇与乡村，他手上仅存的三辆铁甲车近乎所向无敌，但白俄士兵的来源逐渐减少，他无法获得更多人员补充；而奉系也在各路军阀的围攻下局势日蹙。到1927年时，白俄雇佣军的人员数量已不满千人，聂恰耶夫解散了铁甲车以外的单位，集中运用仅余的人力对抗来势汹汹的国民革命军。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摧毁孙传芳的势力后，即将威胁上海，当地由孙传芳的残部与张宗昌派遣的增援，包含聂恰耶夫的部队所驻防，负责镇压来自共产党人与当地黑帮发动的多场武装暴动，但们仍在4月中被逐出城市。
1928年6月，张作霖遇刺身亡，张学良接管奉系后开始尝试与国民革命军谈判，张宗昌、孙传芳等旧军阀则希望奋战到底，尽管他们的部队已经残破不堪。驻军滦河一带的聂恰耶夫手上仍有三辆铁甲车，他有意协助张宗昌入侵东北，推翻张学良对东北三省的统治；但张学良已察觉他们的阴谋，抢先下令奉军将其包围，并解除了直鲁军各部的武装。张宗昌认知到大势已去，同意放弃抵抗，并解散了包括白俄军在内的所有部队。
聂恰耶夫离开军队后寓居大连，曾有谣传认为他随张宗昌在1929年返回山东夺权（英语：Warlord Rebellion in northeastern Shandong），尽管这项流言有其合理之处，但无法获得证实，张宗昌则遭到他的旧日仇敌暗杀身亡。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中国与苏联关系急遽恶化，居住中国东北的白俄侨民再度获得重视，甚至被东北军重新组织起来对抗苏联红军可能的入侵。苏联方面认为，聂恰耶夫很可能被任命为游击队的指挥官，指挥白俄游击队骚扰苏联边境，还有情报指出聂恰耶夫本人于1930年1月遭到苏联边防军击毙，但此事事后被证明为误传。
中东路事件后，苏联方面要求中国驱逐中东铁路公司内的白俄人士，包含聂恰耶夫在内，但聂恰耶夫事后仍留在满洲活动，并成为白俄侨民的领袖之一，主持了两个白俄移民社团：1930年的“俄罗斯民族社群”（Russian National Community）及1940年代的“俄罗斯满州移民局”（Bureau of Russian Emigrants in Manchuria）。日本扶植满洲国成立后，聂恰耶夫也仍居住当地。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入侵满洲，残留的白俄成员大多遭到反间谍总局（施密尔舒）拘捕，聂恰耶夫也遭到逮捕，于第6近卫坦克军团组成的军事法庭受审，并被判处死刑。聂恰耶夫于1946年2月6日在赤塔被绞决，后于1992年4月获得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