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儿言语

汉儿言语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在北方汉人和汉化了的北方异民族之间通行的一种共同语。汉儿言语是北方各民族迁徙和融合时期产生的，其形成历史久远，并非自金朝、元朝开始。作为汉语的一种特殊变体，汉儿言语在语法和词汇上受到阿尔泰语系的影响，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各民族的共同母语，于各语言中处于中心地位，成为当地沟通的重要工具。元朝时期，出于对蒙古文公文翻译的需要，出现了一种使用蒙古语语法、汉语口语词汇书写的“硬译公牍文体”（又称蒙文直译体），这种文体被运用于元朝及明朝初年的档案中，例如元代碑文以及《元典章》、《通制条格》、《宪台通纪》、《南台备要》、《蒙古秘史》、《华夷译语》等。明朝初期，朱元璋迁徙大量人口到北方，同时颁布《洪武正韵》等韵书以校正“中原雅音”。自此汉儿言语逐渐式微，至明朝中期消亡。现今中国穆斯林在宗教场合使用的经堂语中保留了许多汉儿言语的特征，有些学者认为经堂语是汉儿言语融合伊斯兰教元素发展来的。“汉儿言语”一词出现在高丽的汉文书籍《老乞大》、《朴通事》中，指的是中国北方使用的汉语土话。“汉儿”是对汉人的一种非正式称谓，其使用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在南北朝时期，“汉儿”一词指的是非汉族政权统治下的汉族。中国北方曾多次被契丹、女真、蒙古等非汉族政权征服，但汉语仍然维持着通用语的地位。以阿尔泰语系为母语的异民族，在使用汉语时发生了语言移转的现象。汉儿言语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汉儿语言具有一些传统上文言文所不具备的土腔特征，因此有时候汉儿言语被认为与现代的官话存在一定的关系。另外一个概念，是被亦邻真（Yekemingghadai Irinchin）称作“硬译公牍文体”（韩国学者Kwang Chung称其为蒙文直译体或汉文吏牍体）的书面语形式汉儿言语。这是一种用于元朝圣旨、法律以及官方文件上的书面汉语。这些文件从庄重简练的蒙古文采用固定的格式极为正式地翻译为汉文，这类公文采用元代汉语口语作为词汇，但在语法上必须完全遵循蒙古文。因此译文的语法与通常的汉语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文理不通。这种文体也不能用文言文的常规训释来读。汉儿言语和硬译公牍文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是一种书面语言，而前者是一种口语，或者前者也可以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这两种语言。但是，它们显然在语法和词汇方面具有相同的特征。书面汉儿言语的特征似乎是基于口语发展而来的。研究汉儿言语的方法有两种：将粗略译文与其蒙古语原文进行比较；以及对诸如《老乞大》这类口语风格书籍进行分析。尽管学者们已经指出它们的相似性，但还没有对书面语和口语两种形式之间进行详细的比较。以下主要研究的是汉儿言语的书面语。书面汉儿言语试图保持与蒙古语相同的语序，除非某些语句过于令人费解或感到不自然。这就意味着汉儿言语多发生宾语前置的现象，因为蒙古语是主宾谓结构，而汉语是主谓宾结构。有些时候也会发生介词后置的现象。蒙古语分单复数形式，尽管不像英语那样严格。因此在汉儿言语中，复数结尾须加上“每”，即便这么做在汉语中听起来并不自然。例如，蒙古语“čerig-üd”（军人们）在书面汉儿言语中被翻译成“军每”。在蒙古语中，属格代词需要后置。书面汉儿言语按照蒙古文原文的语序进行翻译。例如“jarlig-man-u”（圣旨←我们的）被翻译成“圣旨俺的”。但是这样的译文会产生歧义，因此属格代词通常会被倒置为符合汉语语序的“俺的圣旨”，或者被简单地丢弃。虽然通常汉语不会出现格或者使用“把-”这类的前置介词，书面汉儿言语频繁使用后置介词以符合蒙古语的语序。属格及共格的后缀遵循平常的汉语语法，但其他则不然。“根底”被广泛地使用是书面语的一个显著特征之一，这也可以在口语中找到。“根底”和“里”之间似乎存在着微弱的区别：“根底”倾向于表记与格，而“里”一般倾向于表记方位格。在《蒙古秘史》中，“根底”被“行”（háng）取代。蒙古语动词可以通过屈折变化来变为名词，用以指明正在执行或已经执行某个动作。在汉儿言语中，“的”字跟随在动词短语之后。依据时态，也会用到“了的”、“来了的”、“去了的”这类词汇。复数形式结尾“每”也可以被添加在后面。例如，“常川吃肉的每”意思是“经常吃肉的人们”。汉儿言语的句末常常出现的助动词“有”来表示现在时时态。书面汉儿言语的词汇中存在大量蒙古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借词。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