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

汉学（英语：Sinology）或称中国学（英语：Chinese Studies）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包括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经济等等，甚至也包括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中国人研究汉学，通常称为国学。汉学也指明末清初依汉世儒林家法之说研治经学名物制度，小学训诂的考证学。惠栋一生治经以汉儒为宗，为汉学奠基者。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著《汉学师承记》，自居为汉学宗传，彰显汉学名号，影响深远。惠栋倡导“弃宋复汉”，在汉学与宋学之间划分了一条径渭分明的学术界线。惠栋指出，“宋儒经学不惟不及汉，且不及唐，以其臆说居多，而不好古也”，治经“则断推两汉”“宋儒不可以穷经”，以汉学方法作为治经的标准，经学研究中没有宋学存在的余地，把宋学从经学研究领域断然剔除，“汉学”专注整理古籍，遂成为考据之学的代名词。日本藩士伊地知季安（日语：伊地知季安）著《汉学纪源》，从儒学的起源开始记述，详尽地介绍了日本各个时代儒学的状况。僧俊艿建久十年（公元1199）游于宋多购儒书回日本，有佛教典籍1008卷，世俗典籍819卷，碑帖96卷，儒道书籍256卷。菅原道真、纪长谷雄（日语：紀長谷雄）、三善清行、管原文时、源顺(兼平亲王)、具平亲王、藤原公任、大江匡房等皆精通汉学。汉学最初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和哲学、文学、音韵学、史学等，不包括现代中国的研究。二战后，也逐渐开始研究现代中国。汉学可以分为古代汉学和现代汉学。古代汉学根据不同的划分，主要是对于1850年以前或者1911年以前或者1949年以前中国的研究，这以后的时期则属于现代汉学的领域。日本人自隋唐时开始学习中国典籍制度，日本与中国汉学的渊源最为深远，明治维新前，日本朝野以模仿唐朝的一切为时尚。近年来，韩国在东亚汉学所扮演的角色地位上，也日益重要。而越南作为汉字文化圈的成员，也一直致力于越南汉学的研究，尤其是汉喃学的研究。雍正六年（1728年）《恰克图条约》签定之后，中俄始有往来，俄国传教士团和41位留学生来到北京，努力学习中华文化，致力于掌握满、汉、藏、蒙等多种文字。这些留学生后来成为汉学家的有伊拉里昂·罗索兴、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雅金夫·比丘林（俄语：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等人。早期俄罗斯汉学的研究中心在北京，后来逐渐转移到圣彼得堡大学。咸丰五年（1855年）圣彼得堡大学成立东方学系，其中最著名的汉学家是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俄语：Васильев,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汉名为王习礼，并将《论语》、《聊斋志异》和唐人小说《李娃传》译为俄文，还编纂了《满俄大辞典》。一些人认为它的出现可追溯到遥远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时代，即13世纪。史料显示，系统的汉学研究最早产生于16世纪，那时诸如利玛窦（Matteo Ricci）、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和安东尼·托马斯（Antoine Thomas）等基督教传教士正尝试向中国地区输入基督教，所以最初的汉学更多的是被看作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融合。启蒙时代是对探索与发现新大陆怀有极大好奇的时代。那些曾经流传于教士之间的叙述与信函被收录进《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中，在欧洲广为流传。清国此一大帝国震惊了每一个对这片土地有所向往的人，与此同时，汉学者们（这在当时是一份伟大的工作）开始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的哲学、伦理、法制观念以及审美观。尽管这种介绍难免片面且有所歪曲，但这在当时的确养活了不少依靠贩卖“中国工艺品”生存的小商贩，当然，也一度引起热议。那时，清国常常被描述为一个开明的王国。法王路易十四时期，由法国科学院派传教士前往中国进行研究，马约瑟发表有《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19世纪初有法国雷慕沙和德国克拉勃罗德两位汉学大师成立亚洲协会，发行期刊《亚洲学报》。1823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之，刊行《皇家亚洲学会会报》，可视为汉学成立之年。此后英国、荷兰、瑞典都出现了汉学研究，荷兰人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伏尔泰（Voltaire），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同时，也是《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的一位读者，在元曲读记《赵氏孤儿记（L'orphelin chinois）》中，他也曾表达他对那片神奇土地的无限向往。莱布尼茨（Leibniz），微积分的发明者，对中国哲学尤其是《易经》极感兴趣，他在《易经》中发现了一个完美演绎出来的素数序列。他还从中文本身提炼出了一个理想的、渊博的语言规则，即数学的本质——通过底层分析找出悖论。1795 年，根据法国宪法，将于1796 年建立国立东方语言与文化研究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在法国，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一位从未踏上中国地区土地的人，于1725 年出版了《中国简述（Description de la Chine）》（4 卷插图本），这本书的大量资料是基于他与教友的书信中所描述的内容。这本书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权威并随即被译成四种语言出版。到了17-18世纪，其他的传教士如理雅各（Legge ，1815-1897）在争取设立汉学学科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在1837年，塞缪尔·基德（英语：Samuel Kidd）（Samuel Kidd，1797-1843）成为英国首位中文教授。到了20世纪，汉学家逐渐脱离了传教士的身份，并建立了一个可靠的标准研究体系。由汉学家在政治上提出的建议也使得汉学对政治产生了影响，如美国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冷战期间，在法国，李克曼（西蒙·利斯（Simon Leys））强烈的批评了汉学对于政治的干预——左的或右的——对汉学独特但不失科学性的分析加以否定。他还尖刻的讽刺了对汉学有所辩护的专家们，如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在21世纪，汉学被广泛传播，因为它对中国来说，具有极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20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出土了大量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汉学家前来敦煌考察时偷窃了大批文物，形成敦煌学之研究，促进了汉学研究的新发展。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很早就进行清史及满洲史的研究。1981年5月26日，日本学者藤枝晃于西北师范学院演讲时表示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或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曾有学者认为日本学者在汉学研究的分量可能会超过中国。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进行对话，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中国学人向世界敞开自己，才能进一步激活古老的传统和思想的底蕴。高本汉是第一位重构了中古汉语及上古汉语的语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