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达夫（英语：Alexander Duff，1806年4月25日－1878年2月12日），基督教传教士。
亚历山大·达夫是苏格兰自由教会的总会主席和外国宣教委员会召集人，是在帝国范围内具有科学自由化改革倾向的英化福音派的代表人物；他也是苏格兰教会第一个派往印度的海外宣教士。
亚历山大·达夫是一位在印度宣教的基督教宣教士，对当地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1830年7月13日，他在加尔各答创办了总会学院（现在称为苏格兰教会学院（英语：Scottish Church College））。他还参与建立了加尔各答大学。他曾两次担任苏格兰自由教会（英语：Free Church of Scotland (1843–1900)）的总会主席，分别是1851年和1873年，亦是唯一一位担任该职务两次的人。
亚历山大·达夫出生在苏格兰的珀斯郡莫林教区奥赫纳赫尔（Auchnahyle），并在巴尔纳凯利（Balnakeilly）长大。他的父母是詹姆斯·达夫（James Duff），他在奥赫纳赫的是一个园丁和农民，而母亲则是琼·拉特雷（Jean Rattray）。 他有五个兄弟姐妹，他们分别是玛格丽特（Margaret）、威廉（William）、芬尼利（Findlay）、约翰（John）和琼（Jean）。
亚历山大·达夫在莫林和柯克迈克尔学校以及珀斯中学接受教育后，在圣安德鲁斯大学攻读文学和神学。
他深受道德哲学教授汤玛斯·查尔莫斯（英语：Thomas Chalmers）（Thomas Chalmers）的教学、传教热情和个性的影响。他于1824年获得文学硕士（荣誉）学位。随后，他于1829年4月获得圣安德鲁斯长老会的许可证，得以进行讲道。同年8月12日，达夫被爱丁堡长老会任命为苏格兰教会派往印度的第一位官方宣教士。他于1829年9月19日离开爱丁堡，并于10月14日启程前往印度。
在一次充满冒险的航行中，达夫遇过两次船只失事，最终于1830年5月27日抵达加尔各答。在抵达孟加拉语学校后，他发现学生们于各学科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育，其次，他决定使用英语而不是当地的方言来教授学生。
在印度，基督教宣教事工只能成功地使一些来自贫困社会经济背景的低种姓人士改信了基督教，而上层种姓的印度教和穆斯林社区几乎未受到影响。达夫发现8他无法通过传统福音方法向这些富裕社区传讲福音。
达夫意识到，通过提供西方教育来提供社会的向上流动机会，将富裕阶层的孩童纳入他的影响范围，并将影响扩大到包括宗教。可是，这政策只能缓慢地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转化为基督教徒。另一个角度，达夫的政策产生了其他影响：
通过教授圣经课程和自然科学课程，达夫希望学生们能够理性地认识到印度教的矛盾和不切实际之处，全心全意地接受基督教的真理。虽然有一些学生皈依了基督教，但达夫似乎严重错误地低估了印度教适应西方知识的能力。
虽然达夫和他的许多同道认为基督教和印度教是截然相反的，但印度教徒通常不认为两种传统所提供的知识互相排斥。
亚历山大·达夫开办了一间学校提供各学科课程，从基础课程一直到大学水平，同时教授圣经。他认为，英语是西方知识的关键，因此采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
亚历山大·达夫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向下渗透”的理论，他认为通过迎合中上社会阶层，基督教思想最终会慢慢向社会底层渗透。
尽管达夫在学校推广英语教育，但他仍认为方言是向群众传播基督教的一种重要语言，但是认为它比英语差，因为它没有进步性。达夫写了一本名为《印度英语语言和文学的新时代》的小册子来阐述这个问题。1835年3月7日，政府的一份声明表达，英国政府在印度推行高等教育，其目标应该是促进欧洲科学和文学在印度本土的普及，所有用于教育目的的资金都应该仅用于英语教育。 达夫的观点影响了彼得·珀西瓦尔，一位开拓性的教育家、语言学家和宣教士，他在斯里兰卡泰米尔人为主导的贾夫纳半岛工作。
在那个时代的英属印度社群中，有些东方主义学者看到印度传统学问的价值，希望支持和鼓励它。他们反对达夫的政策，强烈反对轻视印度传统学问的行为，而极力推广西方教育、文化和宗教。1839年，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屈服于他们的意见，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政策。
无论如何，英语成为印度人了解和发展自己的工具，奠定了最终自治的基础之一。
1849年，达夫回到苏格兰。
1851年，他被选为苏格兰自由教会大会的主持人，接替纳旦尼尔·派特森 (Nathaniel Paterson) 。
达夫在印度委员会就教育事务提供了证据。这导致印度总督达豪斯侯爵收到了英国国务院主席哈利法克斯子爵的一份重要文件，授权在小学和中学推进教育，并提供技术和科学教学，以及建立女子学校。1854年，达夫访问了美国，获现时的纽约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除此之外，他早已是亚伯丁大学的神学博士。
1856年，达夫回到印度。
1857年，印度发生暴动，在此期间达夫写了一些信件描述当时的情况，这些信件内容被收集在《印度暴动——其原因和结果》（1858年）一书中。
在印度期间，达夫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加尔各答大学上，影响了该大学的考试制度和对物理科学的重要性。1863年，查理斯·特雷弗林爵士提出了让达夫担任副校长的职务，但是他的健康状况迫使他离开印度，为此，加尔各答的教育建筑中心修建了一达夫大楼以记念达夫的贡献。
在1864年，达夫访问了南非，并在回国后成为自由教会的外国宣教委员会召集人。1870年，他大力推动成立英印基督教联盟（一个旨在为印度散居的英国社区提供服务的新教会联盟），他亦成为了该联盟的第一任主席，并派遣约翰·福尔代斯牧师作为该联盟在印度的专员。 他筹集资金在爱丁堡新学院设立福音神学宣教席位，他自己也成为了第一任教授。
在后期的宣教工作中，达夫帮助自由教会在恩雅萨湖上的宣教事业，并前往叙利亚视察黎巴嫩的宣教事业，又协助亚伯丁女士和波尔沃斯勋爵在纳塔尔建立戈登纪念宣教事工。1873年，由于与联合长老会的联合谈判，自由教会面临分裂的威胁。达夫被召到主席席位上，并引导该教会度过此次危机。他还参与成立了持长老制度的改革宗教会联盟。亚历山大·达夫于1878年2月12日在德文郡的西德茅斯去世，他与妻子安·斯科特·德赛尔德一起被埋葬在爱丁堡Grange公墓的东北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