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禁烟运动是指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德国的禁烟运动。在德国医师首次研究出吸烟与肺癌的关联后，纳粹德国便开始强烈提倡禁烟运动，而开创了近代史上第一次大众禁烟运动。二十世纪初起，禁烟运动逐渐在各国生根，但除德国外成效明显不彰。德国禁烟运动获得权力渐长的纳粹政府全力支持，成了1930年代至1940年代早期全世界影响力最甚的禁烟运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领袖谴责吸烟行为，有的更公然批判购买香烟。在纳粹统治下，吸烟与其对健康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蓬勃发展。希特勒本人厌恶香烟，而纳粹的生育政策亦融入了禁烟运动因素。禁烟运动并结合了反犹太主义与种族主义。
纳粹的禁烟运动包括于电车、公车与城市列车内实施禁烟，推动健康教育，在国防军间限制香烟配给量，为士兵筹备医学讲座及提高烟税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同时也对烟品广告，及公共场所、限定餐馆与咖啡馆的吸烟，强力实施众多限制。禁烟运动在纳粹政权初期影响力不大，1933年至1939年间香烟的消费量亦有所成长，但军职人员的吸烟量自1939年至1945年起逐年衰退。即使到了二十世纪末，战后德国的禁烟运动仍无法达到纳粹时期的绩效。
早在20世纪初期，德意志帝国国内就存在着排斥烟品的群众，他们于1904年成立了德国国内第1个提倡禁烟的团体—德国禁烟非吸烟者保护协会（Deutscher Tabakgegnerverein zum Schutze der Nichtraucher），但该组织存在时间极短；而下一个类似的组织成立于1910年波希米亚的图德诺夫（Trutnov），名为德国禁烟者联盟（Bund Deutscher Tabakgegner），其他禁烟组织则在1912年分别成立于汉诺威和德累斯顿。1920年，德国禁烟者联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成立，而捷克斯洛伐克最后因为一战而从奥匈帝国分离；当年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的德国禁烟者联盟也于格拉茨成立。
这些团体所出版的期刊主张禁烟，而其第一本德文期刊为《禁烟者》（），由波希米亚禁烟组织在1912年到1932年期间出版，第二本期刊《德国禁烟者》（）则由德累斯顿禁烟组织于1919年至1935年期间出版。这些团体除了提倡戒烟外，也反对人们饮酒。
阿道夫·希特勒早年是一位重烟瘾者，一天要抽25到40根烟，但之后因为认为浪费钱而戒除了。随后几年，希特勒认为吸烟是一种“堕落的”行为、是“印地安人报复白人引进酒所带来的祸害”（烟草最早起源于美洲大陆的印地安人），还感叹地说：“这么多优秀的人已经迷失于烟毒之中了……”。他对秘书马丁·鲍曼和情人爱娃·勃劳恩都是吸烟者感到不愉快，也曾为有人委托制作一个戈林抽雪茄的雕像这件事而发怒。希特勒常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倡禁烟运动的国家领导人，但实际上早在300多年前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就曾主张禁烟。
希特勒也反对军人的自由吸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2年3月2日时他说：“这是一个错误，要归咎于战争开始时当时的军队领导人”，他还说：“说‘士兵不能离烟而活’是不正确的”，他承诺将在战争结束后规定军队完全禁烟。然而，希特勒个人对烟草的厌恶也仅是后来德国境内禁烟运动几项因素之一。
纳粹的生育政策是推动禁烟运动的重要因素。吸烟的女性除被认为会提早老化而丧失其身体的吸引力，也被认定不适合在德国家庭中担任妻子与母亲之职。种族政策局（Rassenpolitisches Amt）的沃尔纳·胡提克（Werner Huttig）表示吸烟将会使女性的母乳中含有尼古丁，而现代研究已证实该观点的正确性。纳粹德国的著名医生马丁·史德门勒（Martin Staemmler）则认为孕妇吸烟易造成死胎或流产，著名女性种族优生学者艾格尼丝·布卢姆（Agnes Bluhm）在她1936年出版的书中表达了相同看法。由于纳粹希望德国妇女生育越多后代越好，因此他们对此事非常关注。1943年，一篇发表在德国妇产科期刊的文章表示，一天抽3根烟的女性比不吸烟女性的怀孕概率要低。
纳粹掌权时的德国对吸烟造成大众健康影响的研究与调查比同时期其他国家先进，纳粹德国也是首次证实了肺癌与吸烟之间的关联性的国家；与此相比，英美两国的科学家直到1950年代才发现此关联。“二手烟”（Passivrauchen）一词也是源于纳粹德国。纳粹所赞助的研究计划揭示了吸烟会带给健康有不少的害处，且流行病学中也发现了烟草所带来的有害影响。希特勒还曾以个人的身份，提供经费给位于耶拿大学、由卡尔·阿斯特（Karl Astel）领导的烟害研究局（Wissenschaftliches 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Tabakgefahren），该研究局成立于1941年，是纳粹德国极为重要的研究所。1939年的法兰兹·H·穆勒（Franz H. Müller）和1941年的夏尼尔（E. Schairer）首次使用病例对照研究流行病学，确认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关系。1939年，穆勒在一份颇为有名的癌症期刊上发表“吸烟者的肺癌病患者比例相对于不吸烟者来得高”的研究结果，穆勒也被称为“被人遗忘的病理学实验之父”，他是国家社会主义摩托车军团的成员，也是一名纳粹党党员。穆勒于1939年的医学报告是全球第一个掌握了肺癌与吸烟两者关系的流行病学资料，内容还提及到除了吸烟外增加肺癌发生率的其他原因，包括肺结核、灰尘、汽车废气、X射线和工厂排放的污染物。穆勒的文件指出“吸烟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注意”。
第三帝国的医师也察觉到吸烟是导致心脏病的原因之一，这也被认为是吸烟所导致最严重的后果。尼古丁在德国有时被认定为是有关心肌梗塞的报告增多的主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研究人员发现许多在东线作战的士兵有冠状动脉衰竭的问题，并认为是尼古丁所造成的。陆军的一名病理学家调查了因为心肌梗塞而死亡的32位前线士兵后，于1944年提出报告，发现他们都是重度烟瘾者，他也因此引用病理学家弗朗兹·布契那尔（Franz Buchner）的一句话：“香烟是冠状动脉的最大毒害。”
纳粹利用公家机关来宣导一般大众不吸烟，如著名的健康杂志《健康人民》（）、《人民健康》（）和《健康生命》（）发表警告“吸烟对健康会造成什么后果”的文章以及张贴烟草对健康造成伤害的海报。纳粹还经常利用希特勒青年团与德国少女联盟来将禁烟讯息发到国民的各个工作场所，还结合相关的健康教育，也于1939年6月成立了一个禁烟酒的事务局—毒品对策局（Reichsstelle für Rauschgiftbekämpfung），有益于国内的禁烟运动。其他还有在各期刊发表提倡禁烟运动的文章，如《刺激的毒害》（）、《堤防》（）和《清新空气》（）等。这些杂志中，《清新空气》为主要的禁烟运动杂志，在耶拿大学烟害研究所的卡尔·阿斯特洛购买了《清新空气》杂志，重印数百份再发布于各处。
吸烟有害健康的研究结果被证实后，各个禁烟法例也相继建立。1930年代后期，纳粹已逐渐实施了各个禁烟政策。1938年，德国空军和帝国邮政部已禁止吸烟。禁烟政策不但在卫生保健内实施，也在养老院与一些公家机关推行，限制助产士在值班时吸烟。1939年，纳粹党开始全面取缔吸烟，包括所有公家办公室，以及希姆莱领导的党卫队军官和警察，限制值班人员吸烟，学校也全面禁烟。
1941年，德国境内六十座城市禁止在有轨电车中吸烟。防空洞内也不得吸烟（不过有些防空洞仍设有吸烟室）。同时，纳粹也开始针对女性的禁烟政策，德国医学联会会长曾说过：“德国妇女是不吸烟的。”二次大战时，只要是25岁以下、孕妇和55岁以上的妇女都不配发香烟配给券，并限制零售业贩买烟品给女性。公共场所开始播映针对女性的反烟草电影。报纸开始刊载讨论吸烟及其影响的社论。纳粹严格执行这些措施，而国家社会主义工厂细胞组织（NSBO）某地方局宣布它将会开除于公共场所吸烟的女性纳粹党员。1943年7月，纳粹开始了下一阶段的禁烟政策，任何18岁以下的人都被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隔年，希特勒为担心女性成为二手烟的受害者，亲自主导在巴士和市街电车吸烟为违法的政策。
纳粹也限制了烟品的销售广告，1941年12月7日广告协会会长海因里希·汉克（Heinrich Hunke）也签署了相关法例；凡是试图描绘吸烟为无害或有男子气概的广告一律禁止，而嘲弄禁烟运动的活跃份子、在农村地区、体育场、赛道、沿着铁路等地张贴反禁烟运动的广告单，或使用扬声器广播和散布邮件来反禁烟运动都会被取缔。
国防军中也限制香烟使用，香烟以配给方式供应，每人每天内仅能抽6根，若有剩余的香烟往往会卖给士兵，特别是在战事胶着的地区，不过还是有1个月只能抽50根的限制。第十二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成员则是以糖果取代烟品。国防军中的女性后勤人员则完全禁止吸烟，还有安排医学人员劝导军中人员戒烟。1941年11月3日还颁布了一道新命令，提高烟草税约80-95％，这个税率一直是德国最高，直到纳粹政权瓦解后25年才被超越。
早期禁烟运动被认为是失败的，因为在1933年至1937年期间德国国内香烟消费量快速上升。吸烟率在全国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邻近的法国，而法国国内的禁烟运动规模非常小且影响力低。1932年至1939年，平均每人每年购买香烟的量由570根增加至900根，而法国则是570根至630根。香烟制造厂商在德国国内试着削弱禁烟运动，他们出版一些杂志，试着描述禁烟运动为“盲信的”与“不科学的”，还发起反对政府防止妇女吸烟政策和广告的运动。尽管政府有所规定，德国许多妇女仍经常吸烟，包括许多纳粹高级官员的妻子，如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之妻—玛格达就吸烟，甚至当杂志记者前来采访时也抽著烟。各个有名杂志（如《一切的贝尔斯时装》（））中也有女性与烟相关的插图。流行歌曲《莉莉玛莲》的封面就有流行歌手拉蕾·安德森手持香烟的图片。
纳粹于1930年代末和二次大战初实施了禁烟政策，吸烟者比率开始下降。由于禁烟政策的提倡，香烟在1939年至1945年于国防军中的消费量逐渐减少。根据一项1944年的调查显示，虽然国防军吸烟总人数增加了，但每年每名军事人员的吸烟量比二战前下降了23.4％，每天吸烟超过30根的人比率更是从4.4％下降至0.3％。然而，纳粹禁烟政策并非全无矛盾，例如“人民卫生”（Volksgesundheit）和“健康义务”（Gesundheitspflicht）两项政策实施时，会积极地分发香烟给纳粹认为“有价值的”人群团体，如前线士兵、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相反地，如犹太人、纳粹认定的“低等人种”（包括战俘）则不配给香烟。
柏林战役末期，希特勒于元首地堡自杀。根据他的女秘书戈尔达·克里斯坦（Gerda Christian）所言，防空地堡散发着一股空虚的气氛，原本对希特勒有所回避的人开始公开吸烟。
除了公共健康问题外，纳粹也深受意识形态所影响，特别是受到“种族卫生”和“血统纯正”的概念所影响。纳粹领导者认为，吸烟对于“优秀民族”是“极不合适”的，吸烟相当于“人种的退化”，也认为香烟是一种“遗传之毒”，人种改良主义者认为吸烟将会污染了“德意志人的原生质”。激进的纳粹禁烟活动份子也经常描绘吸烟是堕落的非洲人恶习。
纳粹还声称犹太人为引入了香烟，对其有害影响有着重大责任。德国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还曾宣布，吸烟是由犹太人传播的一种恶习。《北欧世界》（）刊物的编辑者，约翰·冯·莱尔斯（Johann von Leers）在1941年烟害研究局的开幕仪式上曾说道：“犹太资本主义打算将香烟的使用推广，散布到整个欧洲”，并说：“首批踏上德国领土的香烟就是由犹太人所引入，他们掌控了阿姆斯特丹的香烟制造厂，作为全欧洲香烟的输入处。”
自从纳粹德国于二战中瓦解后，美国香烟制造厂很快地流入了德国黑市。非法走私烟草开始盛行，许多纳粹禁烟运动的领导人被处决。1949年，每个月大约有4亿根美国制造的香烟非法流入了德国。1954年，近20亿根瑞士香烟被走私至意大利与德国。作为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开始大量发送免费的香烟，1948年时德国有24,000吨的香烟，1949年更高达了69,000吨。美国联邦政府花费了7000万美金执行此计划，而美国香烟制造厂之获利最大。战后德国每年平均每人香烟消费量由1950年的460根上升至1963年的1,523根。到了20世纪结束，德国国内禁烟运动仍无法超越1939至1941年间纳粹时代的巅峰规模，而德国境内的烟草健康研究，被美国健康学家罗伯特·尼尔·波科特（Robert Neel Proctor）描述为“已无声息了”（mu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