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

少子化是指生育率降低，老人人口高达7%是高龄化社会，造成幼年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的现象。少子化代表着未来劳动人口可能逐渐变少，对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远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会造成人口不足，所以少子化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非常关心的问题。由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与死亡率几乎都低，所以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少子化就意谓著高龄人口相对变多，即高龄化，因此这两个常常是指相同现象的名词也有人将其合而为一，变成“少子高龄化”，近年来随着经济多元发展，一些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发展中国家在还未达到发达国家的门槛也开始出现了可能是“高龄化”或“少子化”甚至两种同时出现的现象，显见此种现象已成为全球的社会问题。“少子化”原为日文，由于日本是世界上经济发展快速的国家之一，国家开发程度较高，社会转型进入工商业的现象不仅明显而广泛，已婚家庭与生育面对紧张的工作环境时，常减退育儿的动机，并错过生育的机会，也因此较早面临少子化的问题，相关研究亦较为深广，故后来逐渐遇到相同问题的中国等汉字通行区，便直接引入此外来语作为指称。日本描述少子化，就字面意义来看是叙述子女减少的过程正在进行中，也是经过观察后所定义的名词。自然来说，以活体胎儿诞生于世界的人类个体愈少，并形成一个长期趋势，就足以符合少子化的意义。少子化的原因主要有：一些国家的人口控制虽然也能在一段时间内减少幼年人口，但近期内仍和高度开发国家自然发生的少子化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在短期内解除管制，便可能恢复原先的生育速度。有远见的规划应尽早实施人口控制，而且人口控制是鼓励合理生育（让总和生育率接近2），而非单纯减少生育率，也必须避免性别比失衡；如中国大陆的一胎化，如果长期强制干预并且对学生进行一胎化教育，势必会使少子化提前到来，中国会面临“未富先老”的困境。少子化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因为少子化造成的人口减缓是非常缓慢的，少子化数代以后，会开始产生正面意义（但就算是现在刚出生的婴儿，也是以受害为主；虽然长远来看是有益的，但这长远到现在出生的婴儿都死了以后才有益），正面意义有：日本少子化的历史可以从根源推自1950年代末期经济起飞，来寻找因社会经济发展而造成生育减少的脉络。自50年代末期以降，社会为了摆脱日本二战投降战败的阴影，十分专注于经济发展，而且受到本身强烈的群体主义文化的影响，公司的业绩与个人的发展成为社会所看重的核心价值，稍有一些时间与体力没有跟上社会的脚步，就会落入竞争的输家，因此以工商服务为主体的日本社会，在1970年代中后期取得经济的极大成就后，也付出了牺牲家庭经营的代价。远不同于战前的日本社会，过去日本是以农业做主体，人力成为农业经济的核心，而且不需要以晚归来增领加班费；但工商业化的日本，为应付极端紧张的竞争压力或为了领取加班薪资，更多的人选择留在公司而延后返家。就长期而言，为了追求职场上的成功，延迟恋爱婚育的人愈来愈多，当更多的人对减少生育、拒绝成家产生容忍甚至赞成的态度时，少子化就形成了。1990年代伊始，日本经济发展趋缓，适龄未参与职场的青年变多，这群对于旧价值观及庞氏骗局产生了反抗的青年族群成为社会主流；加上房价高涨、社会不安、经济局势动荡，愈来愈多的人拒绝或不敢成家，对育儿的期待变得更为低落，特别是工作派遣化、女性职场地位的上升，使得家庭制度难以维持。此外，医学发达令人们对育婴的急迫感变得“无所谓”，旧有“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也被视为落伍；职场也将生子当做退出职涯发展的表征，这些社会因素压迫心理而形成的现象，很快就会反映在生小孩的数量。日本内阁目前的少子化对策，除了专责设置“少子化担当大臣”之外，也开始加强托育政策，并加发育婴津贴，试图营造放心生小孩的环境。但这些政策将耗费更多的资金，势必得举债行政，而且更多人即使有钱，也拒绝成家生子，遑论没有经济基础的年轻人。目前日本政府打算从职场、社会信心、两性关系等根部问题解决，毕竟两性不能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年轻人努力很少表现在薪资上，就无从诱导生育与成家。日本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新生儿减少视为严重社会问题，而决定以实务面对的国家；虽然人类历史上早就有对于婚姻生育的教导与提醒（如圣经创世纪中的“生养众多”，中国儒家认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皆非日本人首倡的观念），但还远不及对于少子化有直接的忧虑。日本政府对少子化的忧心，某种程度上在于：日本的经济与社会完全无法脱离对日本本土客户的需求，而日本的企业与政府设施，包含学校教育，受制于其民族性格与对文化、规格的坚持（例如日本的汽车、电化产品有其特殊规格，无法衔接国际标准，造成维修困难），以及右翼保护主义，而无法全力推展输出；当少子化开始被注意时，已经成立的设施早就面临无法维系的窘境（例如高中职、大学倒闭、地方型企业经营不善等），社会也开始因为流失的消费人口面临经济停滞（所谓的“失落的10年”），政府才开始迫于情势而觉醒。毕竟日本是个公认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大国，若因为少子化而造成社会经济崩溃，将严重动摇国民对国家的信心。目前日本少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连续9年自然减少，2016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日本人口减少创纪录，人口下降了29.4万人。新生儿数量为100.8万人。去年死亡人数为130.2万人。台湾原本不存在少子化问题。二战刚结束不久，出生率犹高，政府为解决农村人口迅速膨胀的问题，曾强势主导家庭计划，鼓吹节育。台湾比日本晚面临的少子化问题，但进程十分快速，原因与日本类似且更严重。1980年代开始，出生人口数就从40余万一路缓步下降，每年大约以1~2万人的幅度跌落；近10年来的少子情势更明确，2009年出生数仅剩19万1310人，2010年适逢虎年，受此迷信影响，全年出生数为16万6886人，再创历史新低，势必将严重冲击多年后的学前、国中小、高等教育。内政部曾于2010年3月，征求鼓励生育标语，各县市提出生育津贴以刺激生育率。少子化对台湾来说，是一件缓冲期相对短的事件。社会普遍认为，高等教育、自尊及女性经济自主权的提升，享乐主义，是造成少子化的主因；然而实际上以下心理因素也会造成少子化：上一辈不佳的婚姻爱情经验，家族问题破坏和谐婚姻，忠诚伴侣的难寻及爱情诈欺造成年轻人对感情的恐惧。除了以上因素，造成少子化严重的因素尚包含；生育补助、成家津贴及稳定有尊严又不至于严重过劳的工作，都已经被证明相当有效。民众误以为夫妻中只要一人是工作稳定性、劳动条件及生育补助较佳的军公教，生育率就会较高，虽然军公教女性多拥有较高学历、自尊及经济自主权，但生育率仍较高；但事实是公教人员因为竞争过度激烈，吃了太多苦，怕对不起下一代，反而更晚婚晚生。 台湾有许多年轻人不是过劳到没体力生养小孩、就是失业或低薪到没尊严生小孩、许多工作甚至兼具过劳及低薪的性质。减少工时、增加薪资、降低工作压力及增加雇用人数是解决少子化的必要手段，但社会主流族群反而鼓励压榨劳工。社会及长辈对年轻人不切实际的期待，也是少子化的帮凶；在年轻人难以获得成就的现代，若要求年轻人在获得一定成就后才能结婚生子，则很容易拖过年轻人的最佳生育年龄，甚至会让年轻人直接放弃；许多年轻男女的父母足以帮他们养孩子，只是他们无法在最佳生育年龄前获得一定的社经地位，若社会观念能有革命性的变革，淡化先立业才能成家的观念，其实可以减缓问题。另外，台湾资源过度集中于北部的问题，及许多人的蝗虫心态，国家认同的相异，也是加剧少子化的重要经济因素。目前少子化已成为台湾人口的社会问题，如何注意人口平衡，是避免过度冲击的基本条件，规划（高龄人口的健康照顾）与预防（提升生育率、劳动力维持）等多管齐下才能降低少子化的影响；然而全球都面对以下问题：在可以有效缓和少子化问题的关键时期，缺乏未雨绸缪的远见并规划相关因应对策。雪上加霜的是，相较于以少子化闻名的日本，台湾的生育率更低。其造成的影响是：许多年轻人在年轻时努力工作，但因经济问题等多重因素对生养子女感到却步，甚至有未来年老后缺乏经济安全与医疗照顾等隐忧。泰国《曼谷邮报》2013年报道，泰国马奚杜大学(Mahidol University)人口社会研究所统计显示，泰国在1970年以前平均每个妇女生下超过6胎，现在只生下1.6胎。泰国生育率记录创历史新低。泰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调查指出，泰国15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占21%，过去45年来，每年有超过100万个婴儿出生登记，但去年登记数少于80万人。调查显示，都市女性比乡村女性更倾向于维持单身。曼谷市民中有30%的女性没有结婚，越来越多夫妻也放弃了生小孩的打算。由于生育率低，泰国学者预估未来社会将面临劳力短缺，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段人数将从2010年占泰国人口67%跌到2040年的55.1%。泰国2005年就被列为正在老龄化的社会，超过60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的10%，预估2027年会达到20%，成为真正的老龄化社会，2031年超过65岁的人口达20%，就会被列为超级老龄化的社会。东南亚国家中，只有新加坡的生育率（平均每名妇女1.2胎）低于泰国，泰国的三个邻国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女性人均生育均超过3胎。英国《每日电讯报》2012年报道，出于对人口增长率（1.2%）明显低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担忧，伊朗已经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希望能够迎来一个“婴儿潮”，令伊朗人口增加一倍。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人口总数由1976年的2580万增加1986年的4958万，接近翻番。伊朗政府在90年代初实行控制生育政策，由其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下令执行。两伊战争前，他曾大力鼓励国民生育以制造战士，但战争结束后，他认为现有的经济规模养不活那么多人口。2009年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朗是1980年以来全球生育率下降最大的国家之一，从原先一名女性平均生育7个子女到如今的平均每位女性生育1.6个子女。伊朗社会学者估算，以目前的生育率，到2094年，伊朗人口将从现在的7500万降至3100万，同时47%的人口将大于60岁。2014年8月，伊朗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禁止永久性避孕措施的法案，这被认为是落实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此前提高伊朗生育率的呼吁。根据这项法案，伊朗将全面禁止男性的输精管切除术以及女性绝育的相关手术。然而，由于伊朗遭受制裁和油价不断下跌而导致的经济萎靡，伊朗年轻人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大，使得这一政策在民间遭致不少人的非议。德国联邦统计局于2011年公布的数字显示，德国每名妇女平均生育1.39个孩子，达到了1990年以来的最大值，而当时每名妇女平均拥有1.45个子女。2010年德国拥有68.7万名新生儿，比上一年增长了1.3万。与此同时15至49岁具有生育能力的妇女由1870万下降到1840万。而更多的妇女选择生育第二、第三个孩子。二、三胎的增长甚至超过了第一胎。德国东西部的生育率存在较大差距，西部不到1.39，东部上升到1.45。妇女的生育年龄也发生了改变。1990年23岁的妇女拥有孩子的数量最多，2010年这一数字被推迟到了30岁。另外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报告，德国是欧洲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8100万人口中只有16.5%的年龄小于18岁。尽管生育率有回升的态势，德国的少子化程度仍然名列世界前茅。在很多方面，德国都是一个非常适合养育儿女的国家。比如德国有超过150个法律条文来保证带薪产假、儿童医疗等家庭福利的实施。然而这些政策似乎只是让来自土耳其和东欧国家的外来移民享受到了好处，本国人的生育愿望一直未能大幅提升。德国《父母》杂志在2011年发起的少子化课题调查显示：巴西地理统计局于2014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4年间，巴西妇女生育率下降了26%。2000年，平均每名巴西妇女生育2.39名子女，而2013年却减少到平均生育1.77名子女。这是巴西政府原本预测到2043年才会达到的指数，和英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已经相差不大。同时，巴西选择不生育的女性比例也在上升，特别是白人女性、生活在南部和东南部的女性以及高学历女性不生育者居多。台湾中央社的相关报道指出，营养改良、节育成功及医学进步，造成巴西年老人口日益增加，家庭趋向少子化。2050年，巴西8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接近1400万人。这样的结果可能造成：劳动者必须延长缴纳社福捐的时间，才能够领到相当的退休金，而这都是因为有经济活动能力的人口将减少。据巴西地统局预测，2050年，巴西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比例将会达到3:1，但理想的平衡比例是5:1。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相关文章指出，尽管巴西占主导地位的罗马天主教禁止信徒堕胎，巴西政府也从未实行过任何节制生育的政策，但由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女性地位的快速提高及避孕药的合法化使得巴西的传统大家庭在短时间内解体，只有一两个子女的小家庭被大众所接受，政府大力推进的健康保险制度使得“养儿防老”已无必要，对高成本的精致生活的追求更使得女性的生育愿望日渐淡薄，多种因素令巴西的少子化问题逐渐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