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战争主要发生于1990年代的美国，是科学实在论者与后现代主义评论者之间，一系列有关科学理论本质的知识分子交流。
二十世纪中，科学哲学开始专注于科学方法与知识的可行性，提出对于科学理论与观测的真相的解释，并试图由哲学层面探讨科学为何发挥作用。卡尔·波普尔开始攻击这个论点，他彻底否定真理、可能性甚至信念这类概念的存在，从而奠定后现代主义态度成长的肥沃基础。
在此期间也有一些不那么正统的哲学家，他认为纯科学的逻辑模型并不适用于实际的科学实践。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所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认为，科学的演化部分植基于社会学的决断，而非逻辑实证主义所宣称的全然在纯逻辑规则下运作，这一观点重新建立了科学研究的新秩序。
库恩描述科学知识的发展并非真理与理解的线性累积，而是一连串周期性的革命，推翻科学的旧秩序并重建新秩序（他称之为"范式"）。库恩将此一过程归因于人类参与科学的互动与策略，多过其固有的逻辑结构。
某些对库恩观点的解释指出，无论科学理论是社会结构的全部或部分，都将减少科学所声称的客观现实代表性（尽管许多社会构成主义者并不如此主张），现实在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变成较为无关紧要的因素。1971年，Jerome Ravetz 出版的《科学知识与其社会问题》一书描述，科学社群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将如何影响其接受或拒绝所谓的“客观”科学知识。
许多彼此相异的哲学与历史学科，经常性聚集一起，而成为“后现代主义”，开始透过应用上的角度，重新诠释过去的科学成就，通常将政治与经济条件的分配如何作用于理论发展作为一种科学观测（often assign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s formative a role in theory development as scientific observations.）。相对被奉为知识英雄，许多历史上的科学家，其与性别、性取向、种族及阶级问题的关联，皆重新受到检视。一些较为激进的哲学家，如 Paul Feyerabend 主张，科学理论自身并不一贯，与其他形式的知识产物（如宗教），就满足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作用而言，科学解释并无不同之处。
为了拒绝一个解释力更强的替代理论，而抵制对原有理论体系的证伪，只是一种设置特例（ad-hoc）的行为与对知识的损害。接受新秩序将改变理论的核心，且对其他各领域研究产生广泛的影响，所以不但是一种革命，也是一种进步。因此，对于拉卡托斯而言，科学的性质是革命与进步并存；社会认知与客观调整并进。
人文学科与科学社会学对于科学可行性的批评指出科学社群在多方面令人不安，特别是社会建构的语言受到声称能提供替代科学典范的社群所挪用时。许多科学家察觉到那些入侵社会科学领域的政治操弄，例如：所谓的“神创论科学”、“智能设计论”与持续不断的创造和演化之争。在1994年出版的《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论》一书中，科学家 Paul R. Gross 与 Norman Levitt一方面批评后现代主义者的反智倾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后现代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缺点。书中也表示，后现代主义者根本不理解他们所批判的科学理论。后现代主义者的论点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政治运动。
后现代主义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的批评被认为是始于他们对理论方法的误解，他们基于该误解而生的夸大讽刺、误读与居高临下的态度，要多过他们所提出的实质论点。在本次事件中，该书是对于科学战争碰撞出火花的最佳见证。此外，《高级迷信》亦引发纽约科学学院名为“始于科学与理性的飞行”，由 Gross 、 Levitt 与 Gerald Holton 所组织的研讨会。与会者以 Gross 和 Levitt 的论辩方法为中心，仍以外行人、非科学家与社会研究知识分子其知识上与科学的不一致作结。
1996年，杜克大学的后现代批判理论刊物《社会文本》内出现了一篇包含“科学战争”争点的短文，由科学社会学与人文学科的后现代学者们合写而成，内容主要强调社会与政治在科学领域所扮演的角色。
在争点介绍的部分，《社会文本》编辑 Andrew Ross 说，科学社群对于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的攻击是保守派因科学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经费受到削减而做出的反动行为，并将“始于科学与理性的飞行”研讨会刻画成企图“将神创论科学、新世纪替代品与邪教、占星术、幽浮主义、激进科学运动、后现代主义及批判科学论连结为一个具危险威胁的主体，并与雅利安纳粹科学和苏联李斯科主义酿成的错误这些现成的历史幽灵相提并论”而“沦为辱骂”。
历史学家 Dorothy Nelkin 表示， Gross 与 Leavitt 激烈的回应是为了唤起对科学与国家的失败联姻的讨伐－对比科学家通常避免参与可见政治威胁的历史倾向，像是神创论科学、动物权运动或反堕胎者企图抑制胎儿研究。随美苏冷战（1945-91）结束，即使资助机构要求责任制，且研究转向以私人利益为导向，军事科技的需求与科学款项仍然下降。Nelkin 指称，后现代主义批判就像是“方便的代罪羔羊”，转移了世人对科学问题的注意力。
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在《社会文本》发表了一篇文章《跨越界线：通往量子力学重力理论的转换诠释学》，其认为量子理论具有语言学与社会建构之性质，且量子物理学的研究支持后现代主义对科学客观性的批判。在索卡尔拒绝考虑修订文章而维持原先论点后，《社会文本》编辑团队将之作为对“科学战争”争论的相关投稿对外发表。不久之后，在1996年五月发行的学院杂志《Lingua Franca》上的《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一文中，索卡尔教授揭露了《跨越界线》其实是一篇戏仿文章，该文章的用意在于测试一本学术期刊的理性严谨程度，结果显示“要使期刊刊登一篇废话堆砌的文章相当简单，只要(a)这文章听起来好像不错，且(b)奉承编辑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这件事成了著名的“索卡尔事件”，并将学术界内部的科学客观性战争推到公众的视线中。
在《社会文本》上“科学战争”之后的几年内，相关讨论的严肃性与数量显著增加，其中多半着重于调和后现代主义者与科学家之间的对立。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事件是1997年初的“科学与其评论家”研讨会，汇聚了科学家与科学领域的学者，并以艾伦·索卡尔与 Steve Fuller作为主导者。虽未解决社会建构与科学客观性之间的根本问题，但该会议引起了“科学战争”在新闻媒体与科学期刊上最后一波的大幅报导。
亦有其他方试图调和两个阵营的对立。1997年五月，加州大学物理学家 Mike Nauenberg 组织了一场小型研讨会，同时邀请科学家与科学社会学家出席，其中包含了 Alan Sokal 、 N. David Mermin 与 Harry Collins。 同年， Harry Collins 也举办了南安普敦和平讲习会，同样邀请科学家与社会学家出席。该和平讲习会计划出书介绍一些“科学战争”期间各方的争论论点。由化学家 Jay A. Labinger 与社会学家 Harry Collins 共同编辑的《一种文化》于2001年出版，该书书名参考至 C.P. Snow 的《两种文化》，其中包含了 Alan Sokal、 Jean Bricmont、 Steven Weinberg 与 Steven Shapin 的投稿。
同样于2001年，牛津大学教授 Bent Flyvbjerg 在他的著作《重视社会科学：为什么社会询问会失败与如何败部复活》中借由以下论点确立了一条科学战争的出路（1）在古希腊用语的意涵中，社会科学是一种实践智慧（phronesis），而自然科学是一种认识知识（episteme）（2）实践智慧适合用于对价值与利益的自反分析与讨论，此为社会繁荣所必须，而认识知识则作用于预测理论的发展（3）一个健全运作的社会需要实践智慧与认识知识的均衡发展，因为两者皆具有不可替代性。
其他科学战争相关的重要著作还有索卡尔与 Jean Bricmont 所合著《知识的骗局》(1998)、Ian Hacking 的《社会建构了什么？》(1999)与 James Robert Brown 的《谁制定了科学？》。
一些学者亦有相关讨论，如 Bogdanov Affair 于2002年统整了索卡尔事件：审查、受稿并刊登于期刊、后又揭露为戏仿文章而受同行评议的物理学期刊投稿。后现代主义者可能会指出该事件唯一的意涵就是证实了他们一直所声称的：在已知知识范围之外，新的主张受到评估与散播之所在，没有人可以声称自己具有确定真实与否的能力。 然而，康乃尔大学物理学教授 Paul Ginsparg 认为，该种测试方法并非所有情况下皆能适用，事实上，一些期刊与科研机构纵有较低或不同的标准，也多半难以察觉。
对科学战争有兴趣者已于近年大幅降低。即使科学战争的事件仍偶尔会被主流报导所提及，对于科学社群与批判理论者已无太大影响力。 双方皆继续主张：对方不理解他们的理论、对方把具有建设性的批评与单纯的学术性调查误解为恶意攻击。布鲁诺·拉图尔指称：“科学家老是在‘建造两种文化的桥梁’这类会议周边徘回，而非科学家一旦开始试图沟通，他们就惊恐却步，并以自苏格拉底被处死以后最怪异的论调扼杀言论自由：‘只有科学家应该谈论科学！’”接着，拉图尔提议，应该记取科学战争中的教训，反思社会学认识论所发生的问题：“…科学家们让我们理解到，欲将该种社会力量类型，作为影响客观事实的一种因素，是没有丝毫机会的。”
然而，最近有一些主导的批判理论者们已经认知到，他们的批评有时会适得其反，反而提升知识分子们从事反动行为的兴趣。在讨论全球暖化的文章中，布鲁诺·拉图尔有一段注记“危险的极端份子正使用社会建构的相似论调摧毁那些得来不易、能挽救我们生命的证据。参与科学论（science studies）领域的发明难道是一种错误吗？能因此就指称我们其实不真正知道我们正在指称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吗？”部分意见指出，该论文代表拉图尔撤回他早期的主张，但另有解读认为，该论文对于社会建构的攻击是他自其著作《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第二次编辑以来的一贯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