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之发展，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古代史学史，包括先秦、秦汉、唐朝、清朝乾嘉时期，中唐以后设置史馆，纂修实录，并形成修史制度。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史学引入西学史学方法。周代时已经具有人文主义精神，周公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人虽然还保留殷人的许多自然神并加以祭祀，但这个神是属于“人格神”，上天对人间政权具有充分得自主决定权。换言之，天命是受系于人事，政权移转，历史的推动不是天意或人事一方面就可以单独专决的。春秋之际，时代剧变，先秦诸子各提出不同思想与历史观，阴阳家序四时之顺，儒家重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墨家彊本节用，名家器名实，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各家争鸣，皆期能于乱世之中发迹，进而成为显学，以道救世。至两汉时，在经学的弥漫下，中国的已经完成“前三史”。魏晋时期，因儒家失去原有的权威，个人意识觉醒，士人在分崩离析中发现自我，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故此期的史学特色是将志异、杂传入史。据《隋书·经籍志》载，有关汉末至晋朝时期的著作很多，杂史类有《汉灵、献二帝纪》、《山阳公载记》、《汉末英雄记》、《魏武本纪》、《魏尚书》、《魏晋世语》、《魏末传》、《吕布本事》、《晋诸公赞》、《晋后略记》、《典略》等，逯耀东统计汉晋时期的杂传多达493种。东汉末年以后，史学有简化的趋势，傅玄“讥后汉之尤烦”，裴松之批评《三国志》“失在于略”。《后汉书》卷62《荀悦传》：“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蒙文通亦表示说：“言史贵约，实晋人之创论。”唐太宗时，设立史馆修前史、著当朝实录，立起居郎专掌记注，史家从私人修史变成国营企业化，以后的国史皆是如此宋朝史学发达，史家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朝有多个官方修史机构，如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会要所等。宋代《神宗实录》重修五次之多，形成了墨本、朱本、新本三种版本。邹志峰在《宋代考据史学三题》中说：“宋代无论官修史书还是私家修史，都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史学传统，即在史著正文下以注文的形式附录签帖考异，以明示去取之意，这是宋代史学家治史严谨的最好例证。这种传统早在官修《宋太祖实录》开始以朱墨杂书时已见萌芽。”宋朝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当属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叙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至南宋时，郑樵著有《通志》，与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此外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有薛居正编修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还有范成大《吴郡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等。明朝私人修史的风气盛行。清朝乾嘉以后注重考据学。钱穆著有《国史大纲》上下两册，序中自称“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再者“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国史大纲》很大的一个“特色”是不列注解，不引任何书目。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1962年）一书说：“史官记注、官署档案、州郡计书、文士别录、金石之志、地下之藏无一不为史料。如何葺录、保存、考订、编次，以至传世行远，吾国先哲，实优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