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三国志》是由西晋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历史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陈寿曾任职于蜀汉，蜀汉灭亡之后，被征入洛阳，在西晋也担任了著作郎的职务。《三国志》在此之前已有草稿，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汉无史，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作品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记述的历史从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发生后开始，直到西晋统一三国为止，也就是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九十六年的历史。全书原共分为四部分，六十六卷：《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叙录一卷，后来叙录一卷缺失。原是各自为书，一直到北宋才合而为一，改称《三国志》。陈寿为晋代官员，故而尊禅让给西晋的曹魏为正统，纵然蜀汉自视为代表汉朝正统，故从未使用过“蜀”字为自己的国号，但三国志不用其正式国号“汉”而称呼其为“蜀”。《魏志》中对魏国皇帝各立了本纪，且还为生前无帝号的魏国奠基者曹操写了本纪。而魏国称王、称帝、治丧等相涉的文告皆阙，仅引用一篇较短的《汉献帝禅让策文》，其他的只能见于裴注。同样称帝的蜀汉皇帝刘备，则立篇名为《先主传》，不直称名讳，死时则使用与“崩”字同等地位的“殂”字。而刘备称王、称帝、治丧等相涉的文告皆详细记载，可能与故国情愫有涉。蜀汉第二任皇帝刘禅，则称《后主传》。《吴志》中则称呼吴国皇帝的名讳，如《孙权传》、《孙亮孙休孙皓传》，孙权去世时使用诸侯专用的“薨”字来描述，而非皇帝的用词。而现今则称《吴主传》、《三嗣主传》则是后人所改的。孙权宣布称帝，《吴主传》中仅有“南郊即皇帝位”的文句，其登坛告天的文书，传中也没有著录，只出现在裴注之中。同时为了尊重晋朝统治者，书中并未为被晋武帝司马炎追谥为帝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及父亲司马昭立传记（在其他传记提及三人时，则按谥号分别称三人为“司马宣王”、“司马景王”及“司马文王”，不直呼其名）。此外，作者刻意略去了被曹操加上重大罪名而处死的重要人物孔融。此外，《魏志》第三十卷《乌丸鲜卑东夷传》，是研究古日本和隋唐以前朝鲜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中《魏志倭人传》是现今日本学者在探讨奈良时代以前如卑弥呼等传说时代人物的重要典籍。《三国志》虽然被后世称为“志”，但是其实全书完全是按人物排列的本纪和列传，没有任何如地理、经济、典章制度等的志书或表的内容。东汉以来，受经学简化风气的影响，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崇尚简约的潮流。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内容简略的《三国志》。陈寿治学严谨，收集来的材料凡是觉得可疑的，宁肯不用。陈寿死后百余年，三国史料大量出现。《三国志》内容精洁，魏、蜀、吴三书很少重复，然南朝宋文帝认为太过简略，故诏令裴松之作注。松之收集各家史料，“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所用方法，分析为六类：“一是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二是参诸家之说，以核伪异；三是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四是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五是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六是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裴松之作注所根据的史料，可考者多达二百四十余种，较《三国志》原书多出三倍。马念祖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认为，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但是一直有学者认为裴松之注文真实性很低、分析水平上并未超过正文，但是裴注无疑为后世三国研究保留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宋文帝当时惊叹为“不朽”之业，后代学者如北宋司马光在五百多年后编写《资治通鉴》时，所描写《赤壁之战》就是综合陈寿《三国志》中各有涉人物传记和裴注所引的史料编撰而成。近人卢弼汇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并将卢本人的注释和按语统一编纂为《三国志集解》。补志方面：补表方面：据《晋书》记载，陈寿《三国志》的成就在当时就已得到很高的评价，同时期夏侯湛也著有《魏书》，但看了陈寿的《三国志》后便自叹不如，而销毁自己的作品。大臣张华亦对《三国志》赞誉有加，对陈寿说：“应该把《晋书》的编纂大任也交给你。”《三国志》在当时是私人撰述，陈寿死后，尚书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