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846年）
牛李党争（808年－846年），是唐末时，两派士大夫结党互相争斗排挤的事件。
唐朝末年宦官争权，朝廷的士大夫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依附宦官的又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将近四十年，历史上把这次的党争命名为“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士大夫争权的现象，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牛李党争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朝陷入进一步的动荡。
牛李党争对文学界也造成了很大影响，不少名人都成了受害者，其中又以诗人杜牧和李商隐受害最深。杜牧和李商隐因为夹于其中不能得志，隐郁终身。《周秦行纪》、《牛羊日历》、《续牛羊日历》及《周秦行纪论》都属于唐代牛李党争之下的政治小说。
根据《旧唐书》、《资治通鉴》的说法，牛李党争的开始是由进士考试而起。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
唐穆宗即位不久即举行了新一轮进士考试，由牛党人物钱徽主持。结果又被告徇私舞弊。在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的证实下，钱徽被降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
李宗闵认为李德裕存心排挤他，于是便对李德裕非常不满。牛僧孺当然很同情李宗闵。于是以后牛僧孺、李宗闵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人结成一派，两派明争暗斗，十分厉害。
唐文宗即位以后，李宗闵结通宦官，当上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提拔他为相。僧孺、宗闵两人掌权，极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长安，贬谪他为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
当时西川附近，一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重镇维州（今四川甘孜州东部）。李德裕大喜，立刻上书朝廷，以为自己立下大功，立刻飞黄腾达。但是宰相牛僧孺却对唐文宗说：“李德裕收复了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那才不划算呢！”牛僧孺还要唐文宗下诏，敕命李德裕将维州还给吐蕃，李德裕非常愤怒。
后来，到了唐武宗即位，牛党失势，李德裕当上了宰相。他极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闵，把牛党的人都贬谪到南方。846年，唐宣宗即位后，对武宗时期的旧臣一概排斥，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把李党的人全部贬谪到崖州（今海南）。至此，四十年的牛李党争结束，唐朝时局却一发混乱，不可收拾。
顾名思义，人们通常认为“牛李党争”中的领袖分别为牛僧孺（“牛党”）和李德裕（“李党”）。关于牛僧孺进行党派斗争的事迹在史书上出现得很少，这使得有人怀疑牛僧孺的党魁地位，认为牛僧孺只是李宗闵拉拢过来打击李德裕的工具。
另一种观点是，当时人称的“牛、李”，指的是“牛僧孺、李宗闵”，是指“牛僧孺、李宗闵”为一党，如清朝赵翼。
一种观点希望扩大两个党派的领袖人选，即将牛僧孺和李宗闵看作是李逢吉的政治继承者，而将李德裕视为裴度的政治继承者。在唐宪宗时期，两位政坛重量级人物李逢吉和裴度就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裴度被逐出京师。如果认可这种观点，牛李党争的展开时期就要提前到李逢吉和裴度的交锋。在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闵被当作牛党的领袖；相应地，李党的领袖是裴度、李德裕和李绅。
早在唐穆宗时期，已拜相的李逢吉就举荐过牛僧孺，被认为是利用牛廉洁正直的名声，为自己的政治势力增加砝码。后来，牛僧孺不甘同流合污，辞去了宰相的职位。文宗太和四年，入相不久的李宗闵再度举荐牛僧孺时，当然也有可能出于和李逢吉同样的考虑。根据这种观点，李宗闵应被视为“牛党”的领袖，而牛僧孺最多只能算名义上的。
唐史专家岑仲勉认为所谓的“李党”，应该指的李宗闵党。在他看来，李德裕无党。他的主要证据有：
中国史学界对于牛李党争的性质存在分歧。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认为牛党代表进士出身的官僚，李党代表南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政见不同，也包括对礼法、门风等文化传统的态度之差异。总体上认为，牛党是新兴的庶族地主；而李党则是没落的门阀世族。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牛李党争的焦点在于对待藩镇态度，是主张强硬政策（李党）与妥协政策（牛党）的分歧。又认为李党主张革新，牛党因循守旧，所以李党是进步的，而牛党是守旧反动的。但无论如何，不管牛党或李党，都必须跟宦官合作，倚靠宦官提拔。因为唐朝中叶以后，真正在主导朝局的主角几乎都是掌握中央禁军兵权的宦官，牛李党争虽然对唐代政局有其一定的影响，但与宦官相比，政治上只能是第二流的角色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