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外孙：谈阁童:2417、2536、3916、 外孙女：谈引珠:2324白居易（772年2月28日－846年9月8日），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在诗界有广大教化主的称号。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唐代文学家，文章精切，特别擅长写诗，是中唐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作品平易近人，乃至于有“老妪能解”的说法。白居易早年积极从事政治改革，关怀民生，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须取材于现实事件，反映时代的状况，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继杜甫之后实际派文学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他晚年虽仍不改关怀民生之心，却因政治上的不得志，而多时放意诗酒，作《醉吟先生传》以自况。白居易与元稹齐名，号“元白”，元白两人是文学革新运动的伙伴，分别作有《元氏长庆集》与《白氏长庆集》，称为长庆体，又称元和体。晚年白居易又与刘禹锡唱和甚多，人称为“刘白”。白居易因努力写诗，曾自述或许有人认为他是“诗王”或“诗魔”，有诗曰：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 。唐宣宗曾褒白居易为“诗仙”，故人称“敕封诗仙”，而李白是后世才由“谪仙人”，才由民间转尊为“诗仙”。白居易的作品，在作者在世时就已广为流传于社会各地各阶层，乃至外国，如朝鲜半岛、日本等地，产生很大的影响。重要的诗歌有《长恨歌》、《琵琶行》、《秦中吟》、 新乐府等，重要的文章有《与元九书》等。据史籍记载，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自述白起之后，白起24世孙白邕，任北魏太原太守，白邕5世孙白建，北齐五兵尚书，因功赐田韩城（今陕西渭南），白建曾孙白温，任唐朝检校都官郎中，迁华州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下邽镇），白温第六子白锽，任巩县令，居郑州，生五子，各以其官散居四方。白锽长子白季庚，任襄州别驾，生四子，次子就是白居易。白居易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为汉人在历史上从无疑问，但个别近代学者，却认为白居易可能是胡人的后裔，一说龟兹王族后裔，然而也有反对意见。白居易的祖父白锽，曾任酸枣、巩县县令。父亲白季庚，唐德宗建中年间任彭城令，对抗李正己的叛变有功，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别驾等官职，并赐绯鱼袋，兼徐泗观察判官。后来历任衢州、襄州别驾。白居易的外祖母也是白氏出身，因此白居易的母亲陈氏，与白家之间本有血亲关系。白居易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生于河南新郑，后因战乱等因素，迁徙于越中、衢州、符离、襄阳、洛阳、长安等地。青年时期家境贫困，对社会生活和百姓疾苦有较多接触和了解。787年，白居易至长安，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况见到白居易的姓名时，曾调侃地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及至看到他的诗篇，才感叹道：“道得个语，居即易矣。”799年，白居易开始投入科考。800年进士及第，随后回家乡探望亲戚。802年试书判拔萃科及第，与同时及第的元稹订交，成为终身的好友。803年授秘书省校书郎，定居于长安。作品例举：《赋得古原草送别》:768、《百道判》:3561。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取杨汝士之妹(即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作品例举：《策林》:3436、《长恨歌》:659、《秦中吟》:80、《新乐府》:136、《自吟拙什因有所怀》:331。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818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而白居易母五年后才去世，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捩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作品例举：《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956、《与元九书》:2789、《访陶公旧宅并序》:362、《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1053、《琵琶行》:685、《游大林寺序》:2755、《草堂记》:2736、《与微之书》:2814、《李白墓》:1099、《三游洞序》:2753、《东坡种花》:599。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现在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作品例举：《江楼夕望招客》:1373、《冷泉亭记》:2764、《钱塘湖石记》:3668、《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1624、《对酒吟》:1639。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846年8月去世，赠尚书右仆射。葬于龙门（今在龙门石窟之白园，对岸宾阳洞，风景独异）。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诗僧如满之弟子。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作品例举：《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1463、《池上篇并序》:3705、《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3735、《修香山寺记》:3689、《醉吟先生传》:3782、《不能忘情吟》:3810、《赠梦得》:2477、《佛光和尚真赞》:3814、《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2550、《白氏集后记》:3916。白居易有两女一男三个亲生子女，过继其兄白幼文之子白景受。大女儿金銮子早亡，白居易为其撰写过《金銮子晬日》与《念金銮子两首》；二女儿阿罗平安长大，后嫁与谈弘谟，生有一女一男,丈夫早逝后回到父亲身边。白居易为其撰写过《吾雏》，亦为其子女写过生日庆诗《小岁日喜谈氏外孙女孩满月》与《谈氏外孙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戏呈梦得》；三子白阿崔早亡，白居易有诗《阿崔》，《哭崔儿》与《初丧崔儿报微之晦叔》。养子白景受官至孟怀观察支使，生白邦翰，司封郎中。白邦翰生白思齐，郑州录事参军。白居易与元稹齐名，号“元白”，是继杜甫之后实际派文学的重要领袖人物。他曾自己编辑自己的著作，名为《白氏长庆集》（或《白氏文集》），共七十五卷，现存七十一卷。白居易对文学创作非常地投入，少年时认真地投入学习，甚至到影响健康，提早出现衰老的症状。他曾以诗仙、诗魔自比，形容自己对诗歌创作的投入。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的诗人，白居易在世时他的作品就已经得享盛名，广泛流传于各地、各阶层，是唐代诗人中作品在生前流传最广的一位。他的作品也流传至日本、新罗等地。在早期的日本，《白氏文集》是日本文学汉化的最重要依据。白居易认为文学是反映自己人生哲学（道）的工具。而依自己的现况，又可分为“兼济”、与“独善”两类。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而他本人特别重视两类诗文：其一是作为“兼济”工具的讽谕诗，其二是则是反映自己“独善”心志的闲适诗。并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胡适归纳白居易基本主张：“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的诗歌理念与元稹一致。陈子昂与李白古诗作品、以及杜甫写实作品，对元、白的诗歌理念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对于白居易的文学主张，刘大杰认为白居易“作了大胆的批判和正确的评价。”胡适肯定白居易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改善时政的意图，但也认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有过于狭隘的缺陷。白居易对前人诗作，也因他的文学理论，而出现相冲突的评价。例如《与元九书》里，认为晋宋是“六义寖微”的时代，而有“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的批评；然而白居易不但有《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的诗作，也曾明确地表示仰慕陶渊明的为人。他的诗歌现存近三千首，是唐代存世诗歌最多的作家。白居易最为重视的是讽喻诗，其创作意旨是用诗歌补时政之不足。代表作有《秦中吟》、《新乐府》等，诗歌理论的实践，对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规谏之辞，是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秦中吟‧买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秦中吟》是贞元、元和年间，白居易在长安，看到当时种种不公义的社会现象，有感而发，而写下的诗篇。这些诗，一事一题，一题一议，不仅反映当时社会问题，也呈现了白居易对这些议题的看法。白居易写作讽谕诗，受到杜甫很大的激励，《秦中吟》便可以体现杜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对白居易的影响。以第十首《买花》为例，这首诗具体描绘出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最后六句，用对比的手法，讽刺买花者的奢侈豪华，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对穷人的同情。卖炭翁 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价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疋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白居易希望用诗歌补政治上的不足，《新乐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可说是白居易诗歌理论最具体的呈现。《新乐府》作于元和四年，其写作标准是：开头破题，在结尾时凸显全诗要旨；用辞浅显，使人容易明了；用语直接而锐利，使人警惕；叙事可靠可信；体例流畅而可以传唱于歌曲之中。为了达到上述效果，白居易在创作《新乐府》时，可能采用了许多当时的俗文学作品。但《新乐府》诗也存在着从理念出发，形象性和感染力不足的缺憾。胡适认为《新乐府》标示着白居易已经超出杜甫的影响而独树一格，是白居易的“理解与天才融合为一”的作品；然而胡适也认为《新乐府》各篇良莠不齐，五十篇中，佳作有《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道州民》、《缚戎人》、《西凉伎》、《杜陵叟》、《缭绫》、《卖炭翁》、《盐商妇》等篇。以《卖炭翁》为例，序为：“苦宫市也”，揭露朝廷以宫市方式强行劫夺百姓资财；开头六句生动刻画出主角年纪、职业及烧炭的劳苦；“可怜”二句写老翁生活上两难的独特矛盾心理；“翩翩”四句，用“翩翩”“把”“称”“回”“叱”“牵”等字，生动刻划出太监的蛮横；最后四句写名为买卖、实为抢夺的宫市实质，仅用“半疋红纱一丈绫”的代价，就算是偿付了千余斤炭的价金了。闲适诗是白居易在公余之暇独处、或因病而闲居时写作，用以陶冶性情，反映其“知足保和”人生哲学的诗歌。此类诗歌相当受白居易本人的重视，然而较不见重于世人。以《自吟拙什因有所怀》为例：自吟拙什因有所怀 懒病每多暇，暇来何所为？未能抛笔砚，时作一篇诗。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词。时时自吟咏，吟罢有所思。苏州及彭泽，与我不同时。此外复谁爱，唯有元微之。谪向江陵府，三年作判司。相去二千里，诗成远不知。诗中反映了白居易作诗的情境、对自身作品的评语、所欣赏的古诗人（陶潜、韦应物）、以及与元稹的交情。感伤诗是指因外界事物，有感而发，所写成的诗歌。白居易的感伤诗中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长恨歌》，是一个将历史典故融于感性艺术中，以富层次韵味的抒写笔法，所描绘出的凄美的爱情故事。前半篇写实，后半篇穿插虚构的情节和幻想的仙境。全诗语言声调优美，抒情和叙事交融一体，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一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更是多少痴男怨女的美好向往。而作者白居易，也被誉为了中国古代最会写情诗的诗人。白居易将这首诗归为“感伤”类，历代均认为这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诗中融合了许多历史典故（包括汉武帝与李夫人、卫子夫、陈皇后等），可能还受到《目连救母变文》与《欢喜国王缘》等文章的影响。长恨歌是白居易流传最广的作品。在白居易生前就已经广为人所传颂，历千年依旧在人口中，广为流传，且影响许多后来的作品，如：元朝王伯度《天宝遗事诸宫调》、元朝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清朝洪昇《长生殿》、现代剧作家曾永义的《杨妃梦》等，甚至影响了日本的文坛如《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作品。由于《长恨歌》的知名度高、话题敏感，且白居易并未明确揭示全诗主题，历代解读此诗也有许多评价与争论。例如张戒、周紫芝、张祖廉等，或从礼教出发，认为长恨歌描绘爱情的内容太俚俗、轻薄。沈括、范温、张戒、杨慎、赵翼认为长恨歌记载唐玄宗、杨贵妃的史实有错误。而薛雪与周紫芝意见不同，王楙不同意张戒的批评。此外如赵翼、王国维对全诗给予很高的评价。虽然白居易曾说过：“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然而他也写过：“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的诗句，陈寅恪据此认为白居易自诩《长恨歌》为其“压卷之杰构”。《琵琶行》描绘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内，一次在长江上送客，听到一位来自长安的女伎演奏的琵琶，所勾引出的贬谪寂寥之情。琵琶行特别成功之处有两点：一是对比京城女伎与自身贬谪的双双痛苦经历，而道出人人皆知、却未能言之的全诗主题：“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其次是对琵琶声音的描写，借由生动的形象比喻、以及环境的渲染、人物的感受等，使人有置身于音乐之中的感受。历来多认为《琵琶行》是与《长恨歌》相提并论的杰作，胡适甚至认为《琵琶行》的成就高于《长恨歌》。由元稹为白居易所编次的《白氏长庆集》的归类可知，杂律诗泛指未能归类为“讽谕”、“闲适”、“感伤”三类的诗歌。这类诗歌常是因遇到某些时空情境、或事物，让作者发于一笑、一吟，因而随性地写出的诗歌，常用作与朋友们彼此舒怀的工具。由于“讽谕”、“闲适”、“感伤”三类全属古体诗，白居易所作近体诗全数被归类为“律诗”。这些“律诗”可能可以进一步分类。以《江楼夕望招客 》为例：江楼夕望招客 海天东望夕茫茫，山势川形阔复长。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楼消暑否，比君茅舍校清凉。这首诗是白居易在杭州的夏天，欲邀友人至望海楼作客而写。一、二句写远望之景。三、四句写近望之景。五、六句采比喻的手法，用“雨”描写“风声”、用“霜”描写“月色”，借用“雨”“霜”的清凉意象，引出七、八句的“消暑”，作为邀请友人的理由。苏轼对“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一联相当赞赏，认为可以做白居易优秀作品的例证。白居易与元稹的散文，在唐朝、五代曾享有盛名，当时文誉尚在韩愈之上。后来元、白的文名不显，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北宋古文运动倡导推崇韩愈；其次则是元、白诗名太盛，而掩盖了其文誉。白居易的《与微之书》、《与元九书》反映了元稹与白居易的交情。《与元九书》且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其文字流畅生动、情感真挚、说理逻辑性强，具有独特风格。《游大林寺序》、《草堂记》、《冷泉亭记》等，清新隽永，对后来的小品文创作有重大的影响。白居易曾任知制诰，他响应当时元稹对诏、诰等官方文体的改革，以古文书写，是古文运动的响应者。其他如白居易为应科考而拟作的赋、《百道判》，曾是当时士子争相模拟的对象，他的《策林》也是为了应科考而作，金朝时徒单镒翻译《策林》为女真文字，是最早译为女真文字的汉人典籍之一。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描述他的人生哲学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认为应当坚守自己的理想，以等待适当时机到来。当时机来临时，就要努力实践自己的理想，反映在诗文上，就是“讽谕诗”的创作；时机没有来临，就好好修养自己，反映在诗文上，就是知足保和的“闲适诗”的创作。白居易的个人修养，可用“知足”二字概括。陈寅恪认为白居易的“知足”思想，是源于老子“知足不辱”的想法。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也常表现在诗文之中，例如当他担任校书郎时“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其后官职调动而调整俸禄时，白居易也多有诗文记载，大多也都能反映其知足常乐之情，例如：任左拾遗“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任太子宾客分司“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任太子少傅“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退休（致仕）后领取半俸“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从最初的月俸一万六千钱，至最高的月俸十万钱，以及退休后的月俸五万钱，白居易大多都表现出知足的心态。即使是被贬谪至江州司马，处于极不得志的时期，他仍能说出“今虽谪在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以此自我宽解。白居易笃信佛法，尤其重视弥勒信仰，希望能往生弥勒佛的兜率天净土。白居易与元稹是好友，两人对于诗文的功能有相似的认识，故而成为新乐府运动的战友；同时两人作诗才能相匹敌，因而常以唱和为戏。白居易曾用曹操夸奖刘备的“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来形容两人的交情。白居易晚年常居洛阳，与刘禹锡时常唱和往来。唐时社会风气开放，官员宴饮之时以歌妓陪伴的风气兴盛，当时政令风气与后世大不相同。白居易曾蓄有多名歌妓，最出名的是樊素，见于《旧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本身对歌妓并不忌讳，关于歌妓的描述常见于他的诗歌之中，如《与元九书》、《对酒吟》、《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等。白居易好友元稹、刘禹锡相互赠答诗文中，亦有关于歌妓的描绘：如元稹曾邀白居易的歌妓商玲珑至越州，商玲珑返回时，元稹并有诗赠白居易。白居易杭州刺史卸任后，曾带杭州的歌妓回洛阳，这些歌妓后来返回杭州，刘禹锡曾有“其奈钱塘苏小小，忆君泪点石榴裙”的诗句描绘这些歌妓对白居易的思念。白居易与歌妓的往来，也使他受到许多批评。宋朝的龚明之认为白居易与歌妓来往，代表他荒废政务。曾因胡风事件而广受争议的舒芜，指责白居易狎妓是不尊重女性，引起广泛讨论。石继航认为这些对白居易的指责“大有斗倒批臭之势”，且舒芜引用时看错字，可能因此而造成解读上的误解。石继航并且指出白居易与家妓樊素和小蛮感情良好，虽未知有否越轨事，然即使有，亦非狎玩，可说是两情相悦，故而白居易与妓之事，实非重要，且其时文人几乎皆有，不应独责白居易。晚年白居易将所有的歌妓放还，作了许多回忆的诗文，对这些歌妓多充满了浓厚的念旧之情。苏轼晚年被贬谪时，曾经嘉许王朝云能“不似杨枝别乐天”，愿意随着自己前往岭南。由此亦可见至少在宋朝，大多文人不将养歌妓视为卑猥之事。宋朝僧人惠洪在《冷斋夜话》记载：“白居易每次写诗，都让一位老太太先读。老太太能读懂，则将诗收录下来；若不能读懂，则改写其文句。因此唐末的诗鄙俗而多俚语。”关于这一则记事，历代不少人怀疑其真实性，例如《唐宋诗醇》、胡适、叶庆炳。然而胡适、叶庆炳亦引述这则记事，作为白居易有意以口语入诗的旁证。可能也是因为白居易诗歌具有浅显为大众了解的特性，张为在《诗人主客图序》中称白居易是广大教化主。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白居易的诗文流传很广泛，然而历代对其评价则不一致。元稹评价白居易的诗文：“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对白居易推崇备至。然而杜牧为李戡所作的墓志铭，就记载了李戡对元、白的批评：“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后世许多人批评杜牧自己的“淫言媟语”也非常多，为白居易抱不平，甚至认为杜牧是假托李戡之言，挟怨报复。然而亦由此可见在唐代，对白居易的评价已有不一致的状况。新、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新唐书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又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鸣呼，居易其贤哉！”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辽朝皇帝曾亲自将白居易的讽谕诗翻译为契丹文字，命臣子们阅读。金代，元好问对白居易的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在《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元好问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明代后七子的王世贞、清代神韵派的王士祯不喜爱白居易的诗作。相对的，公安派的三袁对白居易的评价相当高。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袁宏道将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相提并论；袁中道亦赞同兄长们的意见。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此外，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白居易、元稹等的生活方式、政治态度、道家学问甚持批评。说到白居易、元稹等沉迷于酒肆嬉游书画诗歌，虽然称名士，实则非国家之栋梁、君王之心膂。“此数子者，类皆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荡其情，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则不足以厌其所欲。而精魄既摇，廉耻遂泯，方且号于人以为清流之津迳，而轻薄淫泆之士乐依之，以标榜为名士。如此，而能自树立以为君之心膂、国之桢干、民之荫藉者，万不得一。”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然而钱锺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