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克特冲锋

皮克特冲锋(Pickett's Charge)为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盖茨堡之役的最后一天（1863年7月3日），南方邦联军罗伯特·李将军下令向墓园岭（Cemetery Ridge）的北方联邦军乔治·米德少将所发动的一次步兵攻击。冲锋总指挥詹姆斯·隆史崔特中将事前便已预测这次攻击将徒劳无功，对南军所造成的重大打击完全可以避免。南军在盖茨堡之役前两天，向北军两翼发动攻击失败，李将军决定在第三天向北军正中央实行攻击。7月2日当晚的军前会议，米德少将就准确推测，隔天早晨李将军会对北军正中央发动攻击。冲锋部队必须先经过大范围的炮火轰炸，才能抵达敌方防线，进而瓦解防线、摧毁火炮，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此举使得九个步兵旅约一万两千五百人暴露在开放原野中，推进四分之三哩，期间任由北军炮火狂轰滥炸。最后冲锋的士兵死伤过半，即便有部分南军成功突破到掩护北军的矮石墙，也无法坚守阵线，北军的反击结束了为时三天的战斗，李将军兵败撤退宾州。此次冲锋后来以乔治·皮克特少将命名，他是隆史崔特中将手下的三名南军将领之一。多年后有人问起皮克特，为什么在盖茨堡冲锋失败，他回答说：“我本来就觉得北方佬在那边不会毫无防备。”皮克特冲锋所推进的最远位置现在被称为“南军最高水位点”（High-water mark of the Confederacy）。皮克特冲锋计划由南军三个师执行，指挥官分别是乔治·皮克特少将、詹姆斯·约翰斯顿·佩蒂格鲁准将和伊撒克·特林堡（Isaac R. Trimble）少将，部队是从詹姆斯·隆史崔特中将的第一军和安布罗斯·鲍威尔·希尔中将的第三军拨派出来的。皮克特的师辖有三个旅，隶属于隆史崔特中将的第一军，其他参与冲锋的部队，均隶属于希尔中将的第三军：原为旅长的佩蒂格鲁准将代替其受伤的师长亨利·希斯少将指挥其师，率领伯基特·D·弗莱上校（Birkett D. Fry）的亚契旅（旅长亚契准将已于开战首日被俘）、詹姆斯·马歇尔上校（James K. Marshall）的佩蒂格鲁旅，以及约瑟夫·R·戴维斯准将和约翰·M·布洛肯布罗上校（John M. Brockenbrough）的两个旅。另一位第三军的师长多尔西·潘德少将（Dorsey Pender）也于前一日受到重伤，他所率领的师改由特林堡少将接手指挥，该师下辖艾佛列·M·史杰尔斯准将（Alfred M. Scales）和詹姆斯·H·蓝恩（James H. Lane）的两个旅。此外，希尔中将麾下的另一个由理查·H·安德森少将（Richard H. Anderson）指挥的师，也派出卡德摩斯·M·威尔考斯准将（Cadmus M. Wilcox）和大卫·朗恩上校（David Lang）的两个旅支援攻击北军的左翼。南军的攻击目标为北军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少将指挥的波多马克军团第二军之正中央，该处有约翰·吉朋准将（John Gibbon）的师，下辖威廉·哈洛准将（William Harrow）、诺曼·J·霍尔上校（Norman J. Hall）及亚历山大·S·韦伯准将（Alexander S. Webb）的旅（7月2日当晚的战前会议，米德少将就已向吉朋准将准确预测李将军会在次日早晨对吉朋的防区发动攻击）。在吉朋部左右，吉朋准将的右翼（在吉朋师的北侧）有亚历山大·海斯准将（Alexander Hays）的师，左翼（在吉朋师的南侧）则有由艾布尼尔·达博戴少将（Abner Doubleday）所率领的师（隶属于第一军），该师各部包括有乔治·J·斯坦纳德准将（George J. Stannard）的佛蒙特第二旅和查普曼·毕德尔上校（Chapman Biddle）所指挥的宾夕法尼亚第121步兵团。米德少将的指挥所就设在第二军战线后方寡妇莉迪亚·莱斯特（Lydia Leister）的小屋子里。皮克特冲锋的具体目标在历史学界争论已久，传统上认为，南军是以墓园岭上的矮树丛区作为进攻地标，这项论点是历史学家约翰·B·巴克尔德（John B. Bachelder）1880年代在盖茨堡战场实地勘察得来的，后来为1993年电影《盖茨堡之役》所采用而推广周知。不过近年的学术界则有不同看法，包括“盖茨堡军事公园”历史学者所出版的学术论文则认为李将军的目标是墓园岭上的齐格勒树林（Ziegler's Grove），此处在矮树丛区以北300码（274米），地理位置更为高耸显著。最受争议的论点是有人认为李将军要延续第二天的攻击计划，第三天的目标依然是要夺取墓园岭，切断其与敌军的指挥网络。矮树丛区现在看来是处显著地标，但在1863年却不足三米高，当年在战场上只有部分南军部队看得见树影。南军从初步部署就问题百出，皮克特的师尚未抵达盖茨堡，希尔中将也因疾病而未参与冲锋部署的战前会议（希尔的部队只在第一天进行过少量的战斗，后来参与第三天冲锋的都是在第一天恶战过的部队）。虽然后世称此次突击为“皮克特冲锋”，但全权指挥的实际上是隆史崔特中将，皮克特不过是他手下的师长之一而已。但李将军的确有要求隆史崔特派出没参战过的皮克特师负责主要的突击任务，再加上皮克特师出动的人数占了这次冲锋的三分之一，而且自始至终他的师都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希尔卧病时，其麾下由佩蒂格鲁和特林堡指挥参与冲锋的两个师，就委派给隆史崔特调动），因此这样称呼也无不可。近代史学家为了对权责有更适当的表示，也有使用“皮克特-佩蒂格鲁-特林堡冲锋”（或是另一个较少用的称呼：“隆史崔特冲锋”）。李将军还派遣詹姆斯·尤厄尔·布朗·斯图尔特少将的骑兵师往东配合步兵的突击行动，打算攻击北军后方，沿巴尔的摩小径（Baltimore Pike）瓦解敌军的联系网络、断其撤退路线。李将军希望尽早发动攻势，不过部队花了整个早上才集结完毕，李将军和隆史崔特两方都没有下令给皮克特要求其部队在天亮时要赶赴战场。史学家杰佛瑞·D·沃特（Jeffrey D. Wert）认为这项疏忽是隆史崔特的责任，可能是他的疏失或是对李将军口头命令的误解。战后败局命定论的作家们批评隆史崔特在盖茨堡的表现时，会拿这项疏失来当作他故意违逆李将军的证据。同一时间，远在北军防线右端，有场争夺寇普丘（Culp's Hill）的战事已经打了七个钟头，原本李将军希望能同时发动主战场上正面冲锋，以此分散米德少将的优势兵力，可惜行动缺乏协调，隆史崔特发动掩护冲锋的炮火时，爱德华·强森少将（Edward Johnson）对寇普丘的攻击已经独力难支。按照李将军的构想，步兵突击行动前，向北军中央集中火力发动强而有力的炮击，应该就能摧毁敌军的炮阵，避免冲锋时遭到轰炸，并且严重打击北军步兵的士气。可惜炮兵团一系列的领导失职和装备缺陷，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炮击成败。隆史崔特的军团炮兵指挥官爱德华·波特·亚历山大上校是战场上的实际指挥官，李将军的炮兵指挥官威廉·N·潘德顿少将（William N. Pendleton）不但毫无作为，还挡到了其它两军团的火炮阵地，亚历山大尽力补救，南军弹幕还是无法密集命中目标。7月3日的炮击可能是南北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场面，双方数百火炮齐鸣，时间长达一两个钟头，始于下午一点钟，南军有150到170门火炮，射击范围长达两英里（三公里），南起桃园（Peach Orchard），平行直抵埃米茨堡公路（Emmitsburg Road）。南军准将伊凡德·罗（Evander M. Law）记录道：“向敌军中央炮击…是这场战争中最为华丽壮观的场景之一，从山谷中向盖茨堡展望，各方山丘好似戴上了烟火皇冠，三百门大炮，平均分散在两边山岭，向对方倾泻坚钢制的冰雹。”炮火尽管猛烈，却成效不彰，南军炮弹大多射得过远，没能击中敌军前线，有些是因为劣质的炮弹导火线延迟引爆，但烟硝弥漫使得炮手毫无察觉。北军炮兵指挥官亨利·J·杭特准将（Henry J. Hunt）手上只有80门大炮可以反击，北军防线的地形特征不利大炮摆放，于是他下令停止炮击以节省炮弹，但是为了愚弄亚历山大，杭特要求大炮一座接一座慢慢停止炮击，制造大炮遭到击毁的假象。北军停炮后，战场上依然视线不良，亚历山大误认为敌军火炮已遭摧毁，汉考克将军一再要求发炮以壮北军声势，杭特顶住了上级的命令。莱斯特小屋遭受到几次未命中的炮火后，米德少将决定将大本营迁往鲍尔斯丘（Powers Hill）。这天既热又湿，气温约华氏87度（摄氏31度），南军步兵在烈日下忍受北军炮击，等待冲锋的命令下达。北军炮手射过头时，炮弹通常会掉落到学院岭（Seminary Ridge）的大片林子里，或是命中南军炮阵后方的低洼地区，这两处正是南军步兵团的集结区，因此冲锋还没开始就造成了大量伤亡。隆史崔特中将从一开始就反对冲锋，建议策略性地向北军左翼进攻，他声称曾向李将军进言：“将军，我当了一辈子的兵，千军万马一路从小兵升上来，我深知士兵的能耐，我认为这一万五千人无法突破那道防线。”隆史崔特一度不想担这个责任，而让年轻的亚历山大上校去承受，亚历山大通知皮克特他的炮弹就要耗尽：“再不快点，我的炮弹就不够支援你行动了。”最终隆史崔特还是向皮克特点头默许了，实际上皮克特是在没有炮火掩护的情况下进行的冲锋。南军部队在下午两点左右向北军推进，约有一万两千五百名士兵上阵。虽然名曰“冲锋”，其实部队是从容有序地出发，直到敌前数百码才加快速度冲锋进击。佩蒂格鲁与特林堡在左，皮克特在右，九个旅的部队延伸成一道一哩（约1600米）长的人墙。北军防线前有一片将近四分之三哩的空旷原野，南军在这里不仅要面对猛烈的炮击，还得跨越道上的栅栏，这些障碍使得南军伤亡惨重。学院岭到墓园岭之间的地形略有起伏，南军推进部队有时能避开北军炮手的视线。南军部队推进时，等待的北军士兵开始鼓噪：“弗雷德里克斯堡！弗雷德里克斯堡！弗雷德里克斯堡！”提醒大家要记取1862年弗雷德里克斯堡之役北军向南军推进时的惨重教训。墓园岭炮阵在轰炸南军左翼的时候，藏在小圆顶的北军弗里曼·麦吉尔弗利（Freeman McGilvery）中校也现身炮击南军右翼。南军推进到北军防线400码后，北军大炮的榴弹炮实弹改为以霰弹筒和火枪射击，南军原本一哩长的阵线在两侧炮击以及人员损伤的情况下，逐渐向中央收缩成半哩（800米）长的人墙。柏肯布洛旅位于南军左翼，笼罩在墓园岭的炮击之下，一方面遭受到俄亥俄第8步兵团的步枪齐射。柏肯布洛旅在猛烈炮火下已是惊弓之鸟，160名俄亥俄士兵突然现身排成一列射击，这群维吉尼亚士兵当即陷入混乱撤往学院岭，溃兵撞上特林堡的师，使得该师不少人也跟着溃散。俄亥俄士兵趁势从侧翼攻击戴维斯旅，该旅位于佩蒂格鲁师的左翼。墓园岭的炮火越来越猛烈，佩蒂格鲁师在冲锋过程中遭受到超过1600次的炮击，这支冲锋部队最远也未能突破埃米茨堡公路上的粗壮栏栅。此时，南军部队进入霰弹筒的射击范围，260码石墙后的亚历山大·海斯师也开枪射击，步枪兵排成四列，开枪后就换列退后装填弹药。特林堡师有两个旅在佩蒂格鲁辖下，推进缓慢，特林堡指挥混乱，造成莱恩只派出三个半团的北卡罗莱纳部队前进。为了防止南军跨越埃米茨堡公路，俄亥俄第8步兵团和海斯的步枪队再度开火，威廉·劳伦斯上校（William L. J. Lowrance）指挥史杰尔斯的北卡罗莱纳旅从一开始就没有整备妥当，他们在7月1日就损失了几乎三分之二的同胞，这支部队遂也后撤，劳伦斯受伤。防守的北军也有伤亡，海斯在阵线后纵马来回激励士兵，大喊著：“小子们加把劲！送他们下地狱！”他骑垮了两匹马，史学家史蒂芬·W·希尔斯（Stephen W. Sears）赞其作为“鼓舞人心”。他们马上被密蔽尘烟笼罩，胳膊、尸首、毯子、枪支和背包在空中四散。……战场的风暴中心清楚传来一记哀嚎。在南军右翼，皮克特的维吉尼亚部队突破了埃米茨堡公路，略往左转朝向东北。该师分两路进发，詹姆斯·肯柏准将指挥右路的旅，理查·B.加奈特准将（Richard B. Garnett）指挥左路的旅，路易斯·亚米斯德准将所率领的旅紧跟在后。皮克特师左转后，右翼暴露在麦吉尔弗利的枪火下，以及墓园岭北军达博岱师的前方，于是北军斯坦纳德的佛蒙特第二旅朝北推进，从后方朝肯柏旅开火。正当此时，在遭受南军炮击时骑马激励士兵的北军汉考克少将，被流弹打中马鞍鞍头，右大腿内侧被木屑和一记大弯钉戳伤，他在战况明朗前拒绝疏散至后方。北军防线中央突出一道80码长呈直角的矮石墙，后世称之为“凸角墙”，这里由韦柏准将的费城旅防守，皮克特部队先后承受斯坦纳德旅、哈洛旅和霍尔旅的防御火力，最后只能推进到此。韦柏在部队前方的石栏处安置了阿朗佐·库辛中尉（Alonzo Cushing）的第四炮兵连和两门大炮，由宾夕法尼亚第69步兵团和第71步兵团防守，但是这两门炮和940名士兵无法与右线已撤退的海斯师强大火力相比。北军防线有两道缺口：其一是南军推进凸角墙时，宾夕法尼亚第71步兵团团长下令部队后撤。其二是灌木丛南边的纽约第59步兵团（隶于霍尔旅）令人费解地往后奔逃，使得左边安德鲁·考恩上尉（Andrew Cowan）的纽约第一独立炮兵连必须独自面对迎面而来的南军，在得到炮兵总指挥官亨利·杭特的亲自支援后，考恩下令五门大炮同时发射霰弹筒，使其前方的南军摧枯拉朽般被消灭殆尽。宾夕法尼亚第71步兵团所制造出来的缺口更为严重，第71步兵团只留下一些人，宾夕法尼亚第69步兵团的268名士兵和两门炮，却必须在南军突破石墙时，对抗加奈特和亚米斯德的2500到3000人，宾夕法尼亚第69步兵团的爱尔兰士兵以步枪刺刀激烈近战，韦柏对第71步兵团的撤退甚为恼怒，遂带领宾夕法尼亚第72步兵团前来坚守阵线。战斗期间，伤痕累累的库辛中尉向部队下令时身中三枪阵亡，南军掳获了他的炮，转向要炮击北军，不过弹药不足。随着北军增援到来，防线更加坚实，南军也没有高级将领可以组织撤兵，士兵遂开始各别逃亡。整场冲锋行动历时不到一个钟头，南军威尔考斯和莱恩的部队原本应该在皮克特右侧协同作战，但他们的推进很快就被北军麦吉尔弗利的炮击和佛蒙特旅打得溃不成军，直到皮克特被击败，他们都没能抵达北军防线，因此在这场战斗中没起什么作用。整场冲锋行动下来，北军伤亡人数为1500人，南军伤亡则超过半数。皮克特师伤亡人数为2655人（死亡498人，受伤643人，833名伤兵被俘，681名无伤被俘）。佩蒂格鲁师伤亡人数估计为2700人（死亡470人，受伤1893人，被俘337人）。特林堡的两个旅损失885人（死亡155人，受伤650人，被俘80人）。考克斯旅回报损失200人，莱恩旅损失400人。总计南军伤亡人数为6555人，至少有1123名士兵在战场上被杀，4019人受伤，不少伤兵被俘，南军战俘总数难以估计，北军的报告是有3750名南军被俘。南军军官在冲锋行动中也是伤亡惨重，特林堡和佩蒂格鲁是伤兵中最高阶的将领，特林堡断了条腿，佩蒂格鲁手上受到轻伤（后来在撤军维吉尼亚州的一场小冲突中，腹部中弹身亡）。皮克特师的40名校级军官（少校、中校和上校）有26人伤亡（死亡或致命伤12人，受伤9人，4人受伤被俘，1人无伤被俘），且损失了所有旅长：肯柏重伤被北军士兵俘虏后获救，后来撤军维吉尼亚州时又被俘。加奈特和亚米斯德阵亡，加奈特在冲锋时脚受伤从马上摔下来，骑马冲进敌人火网基本上就是有去无回。亚米斯德众人皆知他把帽子顶在军刀上带领队伍前进，是冲锋得最远的南军部队，他身受重伤，倒在凸角墙附近，该处后来唤作“南军最高水位点”（High Water Mark of the Confederacy）。讽刺的是，是他的老朋友北军汉考克少将麾下的部队打死了亚米斯德，按其遗愿，隆史崔特中将把亚米斯德的圣经和个人财物交给了汉考克的夫人爱米菈（Almira）。皮克特师有15名团长，出身自维吉尼亚军校的有6人阵亡，5人受伤。斯图尔特少将的骑兵支援行动并未成功，他往东前进三哩（约五公里）后就被大卫·葛雷格准将（David McM. Gregg）指挥的北军骑兵挡住。南军残兵沿着学院岭踉跄逃回阵地时，李将军担心北军会发动反击，他试图巩固中心，并向返回的士兵和威尔考斯准将承认战败“都是我的错”，皮克特少将伤心欲绝，终生都不能原谅李将军派他发动冲锋。李将军要皮克特集结部队准备防守时，据称皮克特回应道：“李将军，我已经没有部队了。”北军没有反击，与南军北维吉尼亚军团交战三天后，波多马克军团也筋疲力竭、损失惨重，米德少将现在只想坚守阵地。7月4日，两军经由非正式管道暂时停战，清理死伤，与此同时，尤里西斯·格兰特少将接受了维克斯堡（Vicksburg）的降书，沿密西西比河驻军，将南军一分为二。这两场北军胜出的战争，咸认为便是南北战争的转捩点。历史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李将军在盖茨堡的意向为何，他从未出版回忆录，战后的军记相当粗糙，参与冲锋的高阶将领几乎都阵亡而没有留下记录，皮克特所写的报告也因为内容太过悲痛，被李将军下令销毁，再也没找到任何副本。维吉尼亚州报界赞扬皮克特的维吉尼亚师在冲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报纸利用皮克特来批评比较其它州的部队，在这样的舆论注意下，冲锋便被冠上了皮克特之名，皮克特的军旅生涯从此改观，他相当痛恨自己的名字与那场惨败的冲锋行动连结。北卡罗莱纳州特别针锋相对，指出布洛柏肯的维吉尼亚部队在冲锋中表现不佳才是这次战败的致命伤。部分史学家质疑皮克特在这场战事中的地位，庞德（W. R. Bond）在1888年写道：“过去从没有军队能够作这么少贡献却得到这么高的声誉。”此外，战后对于皮克特在冲锋期间的所在位置也有争议，他麾下的15名军官和3位准将尽皆挂彩，只有皮克特毫发无伤地撤退，使得舆论质疑他在战斗中的所在位置，并且影射他怯战。1993年的电影《盖茨堡之役》描述他在埃米茨堡公路上骑马观察敌情，不过此点缺乏任何史料证明。南北战争时的规定是师长以上的指挥官可以“在部队后方指挥”，旅长以下的军官则要到前线带兵，只是这点通常没有被严格执行，因此若皮克特在后方协调部队，他也没犯任何错误。皮克特冲锋的所在地目前为盖茨堡战场（Gettysburg Battlefield）维护最好的地方之一，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慕名来到盖茨堡国家军事公园（Gettysburg National Military Park），但是真正能跟随皮克特师当年脚步的人则屈指可数。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沿着南军西大道（West Confederate Avenue〔学院岭〕）的栅栏修筑出一道整洁的行人小径，向东往埃米茨堡公路矮树丛区的方向。不过皮克特师的出发点在相当南边，靠近斯潘格勒农场（Spangler Farm），跨越公路后转而向北，实际上公园管理局整理的小径是在隆史崔特两股主攻势力的中间，特林堡师从现今的小径北端推进，皮克特师则从更南边出发。法国画家保罗·菲利波托（Paul Philippoteaux）画过一幅名为《盖茨堡之役》的风景画幕，又被称为“盖茨堡画幕”（Gettysburg Cyclorama），从墓园岭的北军防线制高点描绘皮克特冲锋，在1883年完成并展出，是美国现存的风景画幕之一，这幅画幕在2008年9月修复完成，在新的国家公园管理局游客中心展出。坐标：39°48′45″N 77°14′12″W / 39.8126°N 77.2366°W / 39.8126; -77.2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