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拉越狱事件（Cowra breakout） 发生在1944年8月5日，至少1104名日本战俘试图逃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考拉附近的战俘集中营。这是二战以来最大及最血腥的一次的监狱逃脱事件。在随后的搜捕中，有4名澳大利亚士兵和231名日军士兵死亡，其余逃犯被捕入狱。
截至1944年8月，澳大利亚国内共有约18,500名的轴心国战俘，其中最多的为意大利的14,720人(大部分在北非战役中被俘)，纳粹德国的战俘主要来自海军与商船海员，共1585名；2223名日本战俘中，有544名是商船海员，由于新几内亚战场的特殊环境与日军鄙视受俘的特有文化，日军早期仅有少量迫降、跳伞后被俘的飞行员战俘，但在1943年起日军逐渐失利后，来自俾斯麦海海战与科科达小径战役的日军战俘(主要来自陆军)也逐渐增加。
考拉是悉尼以西314公里的一个农业区，是澳大利亚二战中被编为12号战俘营营地，最多曾关押4000多名轴心国军事人员和平民，也关押有被荷属东印度群岛政府拘捕的印尼人。营地分为分设四个角落的A,B,C,D四营区，其中包括A,C两个营区关押意大利战俘、日军则以下士官与军属，军官与曾在日军服役的韩国人、台湾人的分类方式分别收容在呈对角线相望的B,D营区。考拉战俘营最早收容的日军战俘是1943年1月移入的“澳洲俘虏第壹号”丰岛一飞行兵曹(1942年2月迫降被俘，之前关押在其他战俘营)与其他6名飞行员，之后规模逐步扩大，到事发前的1944年夏季，已收容了1,104名日军战俘。
由于1943年2月的在新西兰费瑟斯顿战俘集中营的日本战俘发生暴乱，考拉战俘营加强了安全措施。营地当局为第22守备营装备了几架维克斯机枪和刘易斯机枪，守备营主要由伤残退伍军人和因身体条件不能入伍的青年组成。
澳大利亚方面对战俘的待遇依照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给与了相当人道的照料，不但在饮食上特别配给了日本人嗜食的鱼类(当时的澳洲人不太食用鱼类)，也准许日本人自行种植番茄与葡萄、砍伐木柴来补充生活所需，对伤病者亦有提供充足的医疗，平日更准许日籍战俘从事棒球、相扑、打麻将等休闲活动，也可以说，就物质与管理面而言并不存在苛待战俘的情况。
然而日本战俘团体本身却充满问题，当时的日本人受到战阵训与政府教育的影响，视被俘为极端不名誉之事，为了避免战俘身份曝光传回国内导致家属被贴上“非国民”、“村八分(遭村落断绝关系，相当于社会抹杀)”的标签，高达七、八成的被俘者对澳洲管理者与人道团体使用假名，亦不敢与家人进行通信，因而形成与外界中断联系的孤绝状态。此外，随着教育程度较低、对日内瓦公约缺乏认识的陆军下士官战俘的增加，战俘里激进派的发言力也逐渐压过了稳健派，在澳军准许设立的战俘营自治组织中，原本是由教育程度较高、具一定英语会话能力的海军飞行员战俘担任主要干部，但随着陆军派战俘利用人数优势在干部选举中夺权，战俘团体与管理方的交涉也变的带有敌意且滞碍。结果，在激进派的言论逐渐形成一言堂、封闭环境以及自认战俘身份不名誉的精神压力下，日本战俘营渐渐形成酝酿集体歇斯底里的气氛。
1944年6月3日，战俘营营方接获韩籍日本兵战俘松本タケオ(汉字可写作武雄或刚夫)的密报，称俘虏正企图逃跑(但从生还战俘的证言分析，本密报空穴来风的可能性较高)。对此十分重视的澳军悉尼区司令部随在6月19日部属了2挺维克斯轻机枪，并计划将营中约700名的基层士兵战俘与军、士官隔离，移转到考拉以西400公里外新南威尔士州的第8号战俘营，8月3号，澳洲B营区司令官拉姆齐少校遵照日内瓦公约第26条规定，于预定转移的前一天向日军战俘团体的主要领导金泽亮(团长)、小岛政雄(副团长)、丰岛一(前任团长，现担任翻译)告知转移之事并出示转移人员名单。会晤中丰岛对大规模的转移显得忧虑，雪上加霜的是，隔离转移的消息约在同时被看守的卫兵提前泄漏而在日军战俘中提前流传开来。在日军的文化传统中，基层士兵与下级士官间的关系相当密切且往往以后者马首是瞻，澳洲决定将两者分隔的作法，在战俘中引发了恐慌与不满的情绪。
下午5点，日军战俘团体的10名主要干部与40名基层班长召开会议，对该接受转移或进行反抗展开讨论，会议的气氛凝重，多数人保持沉默并观望着，海军飞行员出身的高原希国首先表示‘既然九死一生的活下来了，我想珍惜自己的生命。我想回日本，与亲人团聚’，高原倾向妥协的发言得到了部分人的赞同，但马上遭到强硬派的班长下山一夫曹长‘你这还算的上是军人吗？看老子把你这个非国民宰了！’的痛骂与恐吓，在下山与另一名班长星野新六飞行兵的搧动下，妥协的意见遭到严重的批判，但下山进一步提出的主动攻击的意见却未得到太大的反响。下山与星野两人在战俘营干部中的地位不高，而下山更在战俘间有逢迎钻营的坏名声，因此事件生还者在事后的分析中，也提出了“两人是奉了强硬派的领导的授意而行动”的看法，而主要干部之一的丰岛，也在散会后向高原抱怨说“下山这家伙，只会虚张声势，根本没胆子逃走”。
但由于会中未作出结论，会议最后作出了由战俘全员多数决投票作出决定的结论，战俘们利用厕所的卫生纸制成选票秘密传递，借由在票上画下○或X来表示是否赞成反抗。但这样的决定却出现严重的误判─强硬派长期以来的激进言行，使战俘在投票时受到严重的同侪压力影响，许多无意反抗的人都违背本意的投下了赞成票(战后，作家中野不二男曾向100名生还战俘寄信求证投票当时的意向，结果在收到的36封回信中，仅有6人是在赞成的立场下投下赞成票，相反的，内心反对却因集团心理投下赞成票的却多达14人)，结果，由于赞成反抗取得了多数票，战俘们仓促的展开逃亡的准备。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粗糙的作战计划经由班长级干部传达给基层战俘，依据这份作者不详的作战计划，战俘们首先要夺取看守的机枪，然后以机枪掩护突破铁网栅栏并压制看守营地，最后在营地外的山丘集合。战俘们将没吃完的晚饭制成口粮，并对行动不便、无法一同行动者进行处置(自杀或代为处死)。但战俘们对逃出战俘营后的后续计划却显得十分茫然；事实上，在事件中生还的金泽亮就在事后的侦讯中表示“日本人以成为囚掳为耻，一直寻求能一死的机会，这次的分隔问题令我们觉得死期已到，于是1,104人一同展开求死的行动”，认为行动的本质是一场藉他人之力实行的集体自杀。
1944年8月5日上午2点，B营区约900名的日军战俘以丰岛一的小喇叭为信号一起展开行动。关于暴乱开始当下的细节有着不同的说法：依照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的著作，在行动开始的五分钟前，战俘营中忽然冲出一名身份不明的战俘，似乎想说什么似地急忙跑向栅栏；守卫向逼近边界的战俘对空鸣了两枪示警，正埋伏的丰岛见状后，高喊‘杀死叛徒！’并吹响喇叭展开行动，而澳大利亚历史学家Gavin Long则主张丰岛一面吹着喇叭一面跑向栅栏，并在警卫鸣枪示警后高呼‘万岁(バンザイ)’，而后战俘才一涌而出。
战俘组成了北西角200名、北部200名、东部300名的三个集团，各自往看守所的边界发起突击，他们手持棒球棒与金属器具做为武器，并拿宿舍内的毛毯覆盖铁丝网以翻越栅栏，很多人还携带了逃跑失败时自杀用的刮胡剃刀。由于战俘们在B营区内四处放火，营内的状况变的十分混乱，一些行动不便与不愿参加逃跑的人选择了自我了断，战俘间也有趁机杀害仇家与不同派系者的情况。
由于当天是满月夜，战俘的人影被照的一清二楚，澳大利亚守卫很快就反应过来并对脱逃战俘开火展开压制，就寝的守卫也迅速的进入战斗位置，但战俘仍凭着人数压制了守卫的2号机枪座且打死了操作机枪的士兵班杰明·哈迪和拉尔夫·琼斯。但琼斯在死前及时的取出机枪螺栓，使得被夺取的机枪无法使用。
一夜的混乱之后，暴动战俘约有200人死亡，573名战俘暂时逃出了战俘营，澳大利亚军则有4人被杀；战俘团体的主要干部中，团长金泽因腿伤并未参加行动，副团长小岛拒绝参加暴动自杀，实际参加行动的丰岛则被澳军击毙(但丰岛在过程中的行为充满矛盾，生还战俘中也有认为他是稳健派而为之辩护的主张)。收容在D营区的日军将校级战俘并未参加暴动，但也因受流弹波及有1死1伤。
虽然逃跑的战俘中有若干班长级的干部，但对逃出后的行动却毫无规划可言。约70名左右的战俘依照计划逃到了山丘上，却因不知该往哪去而在黎明时主动归顺；最后只有33名的战俘逃到了战俘营范围以外的地区。
澳洲方面动员了陆军训练所的受训新兵进行搜补，由于训练所司令米歇尔上校担心新兵夜间发生误击，下令搜索队必须在傍晚返回驻地，对搜捕行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然而，澳洲的自然环境、拥有枪支的民众自发警备与自身缺乏计划仍压缩了逃跑战俘的活动空间，事发后的8到10日，所有的越狱者被再次捉回。期间，约有20名的逃亡者自杀或遭追捕者射杀，澳洲方面则有一名士官被俘虏打死。
由于战俘曾事先约定不得袭击平民，本事件并未传出澳大利亚平民的伤亡。虽然有战俘遭到民众逮捕甚至枪杀，但也曾发生过被亲切的妇人将经过的战俘邀至屋内喝茶的小插曲。
在这次越狱事件中，四个澳大利亚士兵和231名日军士兵阵亡，108名囚犯受伤。在事发后的数个月，被抓回的战俘仍陆续有人自杀，在脱逃事件的发议中扮演关键地位的下山一夫虽在骚动中生还，却也因“在投票时作票伪称自己的班全员投了赞成票”、“在逃走前逼迫行动不便的组员自杀”等劣迹曝光遭到指责，在8月9日畏罪自杀。
政府进行了一项官方调查事件。其结论由总理柯廷在1944年9月8日澳大利亚众议院上宣读。调查结果是：
士兵哈迪和琼斯被追授乔治十字勋章。
澳大利亚继续运行12号营地到1947年日本和意大利的囚犯被遣返。
后来在考拉建造了一座日本战争公墓。此外，贝尔维尤山上也建造了一个日本花园，来纪念此事件。花园是由中岛健设计，有日本江户时期的风格。
坐标：33°48′40.60″S 148°42′14.39″E / 33.8112778°S 148.7039972°E / -33.8112778; 148.7039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