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发生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为苏轼政治生涯的一次重大转折，后经多方力保，改谪黄州团练副使安置。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汉代御史府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称“诗案”则主要是因诗得祸，实际上，案子也涉及十多篇文章。因为苏轼是四川眉山人，清代的张鉴编了《眉山诗案广证》之后，人们又称其为“眉山诗案”。前代文网宽松，白居易敢以当朝天子的韵事入长恨歌，宋初沿袭其风。而乌台诗案实为见诸历史记载的一次成规模的文字狱。
北宋元丰二年，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等人以为“生事”是针对熙宁变法，“新进”则针对因变法而被擢用的官员，御史台官员搬出苏轼以前所写“托事以讽”的诗文，群起攻击陷害。李定、何正臣、舒亶、李宜之等人在几天之内连番向皇帝上札子与状子，弹劾苏轼，滥加罪名，欲置其于死地。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遵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下御史台狱，二十日即遭受审问，由御史中臣李定会合谏官张操等台谏轮番鞠讯，逼迫苏轼对语涉讥讽的诗文作出交代。经过苏辙、张方平、章惇、吴充、王安石、曹太后等人的劝谏搭救，苏轼最终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囚于狱中达一百三十天。最后，苏轼由神宗敕责授检校尚书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团练副使是闲职，苏轼实质上是被贬黄州。此案牵连了一大批官员，他们大都遭贬或被罚铜。
北宋因政治腐败、因循守旧而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中叶即出现了较大的财政危机和国防危机。熙宁年间，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发动了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苏轼早在应制科时，就已经在策文中表露过变法图强的思想，但是他的变法思路与王安石大相径庭。在耳闻目睹了变法产生的一些弊端之后，他两次上书神宗，表达反对意见。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给予王安石变法以尖锐批评。后由于变法派的打压，苏轼已经觉得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
在通判与之后的密州、徐州、湖州知州任上，他目睹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他心中充斥着对变法派新进们轻率的不满，便将这些愤怒行诸笔端。多次上书皇帝，陈说利害，未蒙采纳。任职地方以来的托诗以讽又是泥牛入海。苏轼最终在《湖州谢表》中，他公然写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就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而这一次上书也成为了“乌台诗案”的直接导火索
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他的朋友沈括。熙宁六年(1073) ，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便上呈神宗。但沈括的意见当时并未特别受重视。后来，元丰二年(1079) 七月，苏轼进《湖州谢上表》后，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以其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接连上表弹劾苏轼。何正臣指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以苏轼动辄归咎新法，要求朝廷明正刑赏。御史李定曾因不服母孝，受苏轼讥讽，于此案中也指苏轼有“悛终不悔，其恶已著”、“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怨己不用”等四大可废之罪。御史舒亶寻摘苏轼诗句，指其心怀不轨，讥讽神宗青苗法、助役法、明法科、兴水利、盐禁等政策。最终神宗下令拘捕，太常博士皇甫遵奉令前往逮人。归结起来，乌台诗案中苏轼被指定的主要罪状主要有以下四点：
苏辙时在商丘已预知消息，托王适协助安置苏轼家属，并上书神宗陈情，愿以官职赎兄长之罪。
苏轼在9月被捕后，写信给苏辙交代身后之事，长子苏迈则随途照顾。押解至太湖，苏轼曾意图自尽，几经挣扎，终未成举。捕至御史台狱下，御史台依平日书信诗文往来，构陷牵连七十余人。苏轼自料必死，暗藏金丹，预备自尽。
押解途上，苏轼与苏迈约定，如有不测，则单送鱼至牢中。亲戚送饭时，一时不察，苏轼以为将死，遂写下二诗与苏辙诀别：
后因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礼等人出面力挽，曾任宋神宗宰相的王安石也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前往黄州，为其文学创作生涯的重要阶段。苏辙被贬江西筠州任酒监，平日与苏轼往来者，如曾巩、李清臣、张方平、黄庭坚、范镇、司马光等29人亦遭处分。张方平和范镇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其余各罚红铜二十斤。乌台诗案于12月结束。
